中銀前分行長獄中自縊案家屬質疑(上) ——採訪前中銀益陽分行長朱國勛之子朱浩傑(上)

作者：作者：楊銀波發表：2004-01-07 03:04

■簡介

朱國勛：男，漢族，1940年出生，中共黨員，高級經濟師。1957年入伍，1979年2月參加對越自衛戰爭，1982年轉業到湖南省益陽市人民銀行任副行長，1984年組建中國銀行益陽分行並任副行長，1988年升任行長，1990年任該行黨組書記，1997年退居二線任調研員，2000年正式退休。 2003年6月8日晚，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人民檢察院以「調查南流資金」為由，將朱國勛從私人住宅中帶走。2003年6月9日，以「涉嫌受賄罪」對其予以刑事拘留，並羈押於益陽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2003年6月22日，以「涉嫌受賄罪」對其實施逮捕。2003年8月15日，因證據不足，以「期限屆滿不能終結」將其延期1個月羈押偵查。

2003年9月19日，赫山區人民檢察院又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將朱國勛羈押至2003年10月14 日。2003年10月14日凌晨3時20分左右，朱國勛被人發現死於益陽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看倉（囚室）之外放風坪的晒衣鐵絲上。繼李尚平案、劉駿案等引起海內外強烈關注的「赫山命案」之後，朱國勛案成為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的又一個著名個案。基於朱國勛的「官員」身份，以及中國大陸大部分媒體普遍不負責任的新聞報導，朱國勛之死自公開以後在官方和民間普遍遭到誤解，該案也因此一直得不到徹底的澄清和公正的對待。在朱國勛之子朱浩傑與賀力員（朱國勛之妻）等親屬開會商議之後，2004年1月2日∼1月5日，現年30歲的朱浩傑先生代表朱國勛全體家屬鄭重地接受了我的採訪。本長篇採訪錄經朱國勛家屬親自核對後發表。

■朱浩傑訪談錄（上）

楊：朱浩傑先生，謝謝你代表你的家人接受我的採訪。凡是接受我採訪的人，我都有一個基本要求，那就是知道甚麼說甚麼，知道多少說多少，要誠實、要理性、要敢言。

朱：好，我保證真實的回答，我們全家也在此感謝你的幫助。我父親這個案子啊，很複雜，內外勾結，加上司法腐敗，證據不公開，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更多的細節，但是我們堅信一點：我父親沒有受賄、挪用。

楊：我想知道你父親的性格、為人、政治觀點以及你們家人、鄰里、同行對他的評價怎麼樣？

朱：我父親16歲入伍，在部隊裡生活了24年，所以他的性格很正直，工作認真，肯承擔責任，說話直來直去，不會拐彎，生活上也很簡樸。但是他性格急燥，牛脾氣，因為工作上的事，比如貸款，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在銀行工作20多年來，戰友、朋友來訪，甚至有工作關係的人，這些都是在家裡安排，從來沒有用公款招待過。做事情公私分明，我們找他要點汽油票他都不答應。在我們兒女的心中，他就是一個清官。我甚至覺得他有些迂腐，他經常對我說：「我的消費水平不高，我和你媽的工資足夠用了。貪污受賄不但害自己，也害兒女啊。」所以我們都理解他。現在事情搞成這樣，我們都替他不值，他在九泉之下也不會瞑目，因此我們一定要替他申冤。我父親的同事和戰友也一致認為他生活簡樸，工作認真負責，不喝酒，不抽煙，是毛澤東時期的好幹部，不相信他會有問題。所以在我父親的追悼會上，南縣中行的謝行長就對我說：「你爸死了的時候，益陽市政法委要人民銀行的王行長去做家屬的工作，王行長講：『益陽五大家銀行領導像朱行長這樣的人還少有，你們抓人的時候沒叫我去做工作，現在人死了要我去做工作，我不會去。』」

楊：去年6月8日，你父親被帶走是因為「南流資金」的問題，那麼他跟這個「南流資金」之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中國銀行益陽分行當時是怎麼參與的？

朱：事情是這樣的。「南流資金」是鄧小平南巡之後，深圳房地產熱，湖南銀行很多資金都流入到了沿海城市開發房地產當中去了，報紙上說有百億那麼多。當時我父親出差到深圳，他的老上級深圳中信銀行行長劉淑良也勸他說可以搞。父親就說：「我們國家政策多變，不想搞。」劉淑良說：「如果政策變了，馬上收場，給職工、幹部謀點福利也好啊。」父親回來之後，就組織當時在益陽分行任副行長的劉芳以及信貸、計畫、辦公室等負責人開會研究：南流資金能不能搞？大家都一致認為可以搞。我父親就說：「不可不搞，不可多搞，要投得出，收得回。」這個會開了之後，辦公室主任何年初問我父親：「準備搞多少？」父親說：「一千萬以下。」之後他們就成立了房地產信貸部深圳辦事處。信貸科長王新民常駐深圳，他負責項目資金運作；計畫科科長鄧秋香負責資金調撥。這些項目的絕大部分資金都貸給了王新民和鄧秋香的朋友和老鄉。並且資金投入以後，項目沒有能夠如期完成，不繼續扶植，那麼資金無法收回，以致於後來投入的資金越來越多，達到2000多萬元。一直到1993年，朱鎔基下令緊縮銀根，規範貸款，並且明確了責任界線：「1993年6月以前貸出的『南流資金』不追究責任。」之後深圳的房地產下滑，資金沒有辦法收回。

楊：資金沒有辦法收回，那麼你父親是怎麼處理的呢？

朱：打官司啊，那個時候，他就帶著員工郭義生、羅利民和律師等人打官司凍結產權，並追回了幾百萬元。而類似的其他銀行，都沒有打官司，也沒有收回一分錢。可是當時深圳辦事處的黃建庭居然說：「朱行長敢打官司，就說明他沒有得好處，不然根本就不敢打官司。」不過由於司法腐敗，這些官司確實打得很不順利。父親死後，我們在家裡翻出他寫的留言：「司法腐敗橫行，官司一敗再敗。有房搞不到房，有錢搞不到錢，有理說不上理。司法公正，你在哪裡？法官們，你肩上的天平，怎麼不平？真理啊，你在哪裡？原則啊，到何處尋你？」父親在致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濟庭的信中還寫了這麼一段話：「我們是國家銀行，有一套正規的財務手續，在費用開支上，當然不如個體戶靈活，此案弄成這樣，恐怕湖南高院有人失足。」當然，1999年，我父親也在《黨性黨風解剖材料》裡面檢討過，他承認：「我們為賺錢，補虧損，搞福利而決定搞南流資金，後來出現了失控。」

楊：像這個「南流資金」的事情，益陽市公檢法是怎麼處理的呢？

朱：2003年以前，對於整個「南流資金」，益陽市公檢法都沒有立過案。一直到2003年年初，益陽市人民銀行因為「南流資金」等問題抓了十幾個人。去年6月4日，王新民被捕。王新民被抓前後，就有很多人提醒我父親，父親都說：「我沒問題不怕查！」所以，我家的錢、存摺都沒有收起來，一直到去年6月8日晚上才被檢察院搜收扣押。但是鄧秋香等其他人，在他們家裡都沒有搜出任何錢物。很奇怪。

楊：能不能說一下去年6月8日晚上你父親被帶走時的具體情形？

朱：那天晚上10點鐘，我父親正在家裡看報紙，中行紀檢委書記譚蘭香帶了檢察院的兩個人到我家裡說：「請朱行長協助調查南流資金，跟我們走一趟。」父親說「好」，就跟他們走了。接著就來了十幾個人抄家，搜走了有效證券、幾個寫有子女和親戚名字的存摺，一共是60多萬。當時我母親就說：「你們抓錯了人！不該抓的抓了，該抓的沒抓！」過了幾天，益陽分行現任行長劉芳就問我母親：「哪個該抓？哪個不該抓？」

楊：嗯，劉芳這個人的名字我要好好記住。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你父親涉嫌的這些罪名很奇怪哈，一變再變，從「調查南流資金」到「被舉報受賄」，再到「涉嫌受賄罪」，再到「涉嫌挪用公款罪」，作為最為接近於他的家屬，你對此有何具體瞭解和反駁意見？

朱：我們掌握的情況是，去年6月9日赫山區檢察院僅憑「被舉報受賄」就將我父親刑事拘留。然後到了6月22日呢，在父親還不具備逮捕條件的情況下，檢察院就濫用逮捕措施，一關就是128天，到死的時候都還是零口供。就「受賄」的證據而言，在《刑訴法》第42條規定的7種法定證據中，除了只有舉報者的舉報（即「證人證言」）之外，並沒有其他「受賄」的法定證據：既沒有本人承認「受賄」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口供）」，也沒有「受賄資金」來龍去脈的「物證、書證」，更沒有「受賄」過程的「視聽資料」等等。也就是說，並沒有形成能夠相互印證的「受賄」證據鏈。更何況，依據《刑訴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說我父親涉嫌受賄，這個法定證據是不充足的。

楊：那麼這個「涉嫌挪用公款罪」呢？根據我的瞭解，去年10月21日下午，赫山區檢察院向你們通報的《偵查情況通報》中，就說過「朱國勛涉嫌『受賄10萬元以上』；並涉嫌『挪用公款800萬元』」。

朱：我跟你說一下我們家的經濟來源吧。我父親的工資、獎金、福利、出差補助加起來每個月有2500多塊錢，我母親在工商銀行的工資每個月有1400塊錢，兒女也大多都在銀行工作。1995年、1996年，我母親炒股，賺了20多萬，這些錢都是干乾淨淨的，是可以查證的。說我父親「受賄10萬元以上」，就像剛才講的，這是沒有事實的。我父親在看守所託人帶衣服的時候，曾經說過：「我沒有受賄、挪用，最多隻有一個領導責任。」至於800萬挪用，有兩筆：一筆是 300萬，這筆錢被鄧秋香瞞著我父親轉到了她哥哥的手裡，他哥哥是個甚麼人呢？他哥哥因為一起黑社會綁架案在逃兩年；一筆是500萬，這些錢並沒有脫離所有人（中行）的控制，也沒有《刑法》第384條所規定的挪用公款的三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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