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前分行长狱中自缢案家属质疑(上) ——采访前中银益阳分行长朱国勋之子朱浩杰(上)

作者：作者：杨银波发表：2004-01-07 03:04

■简介

朱国勋：男，汉族，1940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1957年入伍，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战争，1982年转业到湖南省益阳市人民银行任副行长，1984年组建中国银行益阳分行并任副行长，1988年升任行长，1990年任该行党组书记，1997年退居二线任调研员，2000年正式退休。 2003年6月8日晚，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调查南流资金”为由，将朱国勋从私人住宅中带走。2003年6月9日，以“涉嫌受贿罪”对其予以刑事拘留，并羁押于益阳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2003年6月22日，以“涉嫌受贿罪”对其实施逮捕。2003年8月15日，因证据不足，以“期限届满不能终结”将其延期1个月羁押侦查。

2003年9月19日，赫山区人民检察院又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将朱国勋羁押至2003年10月14 日。2003年10月14日凌晨3时20分左右，朱国勋被人发现死于益阳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看仓（囚室）之外放风坪的晒衣铁丝上。继李尚平案、刘骏案等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的“赫山命案”之后，朱国勋案成为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又一个著名个案。基于朱国勋的“官员”身份，以及中国大陆大部份媒体普遍不负责任的新闻报导，朱国勋之死自公开以后在官方和民间普遍遭到误解，该案也因此一直得不到彻底的澄清和公正的对待。在朱国勋之子朱浩杰与贺力员（朱国勋之妻）等亲属开会商议之后，2004年1月2日～1月5日，现年30岁的朱浩杰先生代表朱国勋全体家属郑重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本长篇采访录经朱国勋家属亲自核对后发表。

■朱浩杰访谈录（上）

杨：朱浩杰先生，谢谢你代表你的家人接受我的采访。凡是接受我采访的人，我都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知道甚么说甚么，知道多少说多少，要诚实、要理性、要敢言。

朱：好，我保证真实的回答，我们全家也在此感谢你的帮助。我父亲这个案子啊，很复杂，内外勾结，加上司法腐败，证据不公开，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更多的细节，但是我们坚信一点：我父亲没有受贿、挪用。

杨：我想知道你父亲的性格、为人、政治观点以及你们家人、邻里、同行对他的评价怎么样？

朱：我父亲16岁入伍，在部队里生活了24年，所以他的性格很正直，工作认真，肯承担责任，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生活上也很简朴。但是他性格急燥，牛脾气，因为工作上的事，比如贷款，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在银行工作20多年来，战友、朋友来访，甚至有工作关系的人，这些都是在家里安排，从来没有用公款招待过。做事情公私分明，我们找他要点汽油票他都不答应。在我们儿女的心中，他就是一个清官。我甚至觉得他有些迂腐，他经常对我说：“我的消费水平不高，我和你妈的工资足够用了。贪污受贿不但害自己，也害儿女啊。”所以我们都理解他。现在事情搞成这样，我们都替他不值，他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因此我们一定要替他申冤。我父亲的同事和战友也一致认为他生活简朴，工作认真负责，不喝酒，不抽烟，是毛泽东时期的好干部，不相信他会有问题。所以在我父亲的追悼会上，南县中行的谢行长就对我说：“你爸死了的时候，益阳市政法委要人民银行的王行长去做家属的工作，王行长讲：‘益阳五大家银行领导像朱行长这样的人还少有，你们抓人的时候没叫我去做工作，现在人死了要我去做工作，我不会去。’”

杨：去年6月8日，你父亲被带走是因为“南流资金”的问题，那么他跟这个“南流资金”之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银行益阳分行当时是怎么参与的？

朱：事情是这样的。“南流资金”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深圳房地产热，湖南银行很多资金都流入到了沿海城市开发房地产当中去了，报纸上说有百亿那么多。当时我父亲出差到深圳，他的老上级深圳中信银行行长刘淑良也劝他说可以搞。父亲就说：“我们国家政策多变，不想搞。”刘淑良说：“如果政策变了，马上收场，给职工、干部谋点福利也好啊。”父亲回来之后，就组织当时在益阳分行任副行长的刘芳以及信贷、计划、办公室等负责人开会研究：南流资金能不能搞？大家都一致认为可以搞。我父亲就说：“不可不搞，不可多搞，要投得出，收得回。”这个会开了之后，办公室主任何年初问我父亲：“准备搞多少？”父亲说：“一千万以下。”之后他们就成立了房地产信贷部深圳办事处。信贷科长王新民常驻深圳，他负责项目资金运作；计划科科长邓秋香负责资金调拨。这些项目的绝大部份资金都贷给了王新民和邓秋香的朋友和老乡。并且资金投入以后，项目没有能够如期完成，不继续扶植，那么资金无法收回，以致于后来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达到2000多万元。一直到1993年，朱熔基下令紧缩银根，规范贷款，并且明确了责任界线：“1993年6月以前贷出的‘南流资金’不追究责任。”之后深圳的房地产下滑，资金没有办法收回。

杨：资金没有办法收回，那么你父亲是怎么处理的呢？

朱：打官司啊，那个时候，他就带着员工郭义生、罗利民和律师等人打官司冻结产权，并追回了几百万元。而类似的其他银行，都没有打官司，也没有收回一分钱。可是当时深圳办事处的黄建庭居然说：“朱行长敢打官司，就说明他没有得好处，不然根本就不敢打官司。”不过由于司法腐败，这些官司确实打得很不顺利。父亲死后，我们在家里翻出他写的留言：“司法腐败横行，官司一败再败。有房搞不到房，有钱搞不到钱，有理说不上理。司法公正，你在哪里？法官们，你肩上的天平，怎么不平？真理啊，你在哪里？原则啊，到何处寻你？”父亲在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的信中还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是国家银行，有一套正规的财务手续，在费用开支上，当然不如个体户灵活，此案弄成这样，恐怕湖南高院有人失足。”当然，1999年，我父亲也在《党性党风解剖材料》里面检讨过，他承认：“我们为赚钱，补亏损，搞福利而决定搞南流资金，后来出现了失控。”

杨：像这个“南流资金”的事情，益阳市公检法是怎么处理的呢？

朱：2003年以前，对于整个“南流资金”，益阳市公检法都没有立过案。一直到2003年年初，益阳市人民银行因为“南流资金”等问题抓了十几个人。去年6月4日，王新民被捕。王新民被抓前后，就有很多人提醒我父亲，父亲都说：“我没问题不怕查！”所以，我家的钱、存折都没有收起来，一直到去年6月8日晚上才被检察院搜收扣押。但是邓秋香等其他人，在他们家里都没有搜出任何钱物。很奇怪。

杨：能不能说一下去年6月8日晚上你父亲被带走时的具体情形？

朱：那天晚上10点钟，我父亲正在家里看报纸，中行纪检委书记谭兰香带了检察院的两个人到我家里说：“请朱行长协助调查南流资金，跟我们走一趟。”父亲说“好”，就跟他们走了。接着就来了十几个人抄家，搜走了有效证券、几个写有子女和亲戚名字的存折，一共是60多万。当时我母亲就说：“你们抓错了人！不该抓的抓了，该抓的没抓！”过了几天，益阳分行现任行长刘芳就问我母亲：“哪个该抓？哪个不该抓？”

杨：嗯，刘芳这个人的名字我要好好记住。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你父亲涉嫌的这些罪名很奇怪哈，一变再变，从“调查南流资金”到“被举报受贿”，再到“涉嫌受贿罪”，再到“涉嫌挪用公款罪”，作为最为接近于他的家属，你对此有何具体了解和反驳意见？

朱：我们掌握的情况是，去年6月9日赫山区检察院仅凭“被举报受贿”就将我父亲刑事拘留。然后到了6月22日呢，在父亲还不具备逮捕条件的情况下，检察院就滥用逮捕措施，一关就是128天，到死的时候都还是零口供。就“受贿”的证据而言，在《刑诉法》第42条规定的7种法定证据中，除了只有举报者的举报（即“证人证言”）之外，并没有其他“受贿”的法定证据：既没有本人承认“受贿”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口供）”，也没有“受贿资金”来龙去脉的“物证、书证”，更没有“受贿”过程的“视听资料”等等。也就是说，并没有形成能够相互印证的“受贿”证据链。更何况，依据《刑诉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说我父亲涉嫌受贿，这个法定证据是不充足的。

杨：那么这个“涉嫌挪用公款罪”呢？根据我的了解，去年10月21日下午，赫山区检察院向你们通报的《侦查情况通报》中，就说过“朱国勋涉嫌‘受贿10万元以上’；并涉嫌‘挪用公款800万元’”。

朱：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家的经济来源吧。我父亲的工资、奖金、福利、出差补助加起来每个月有2500多块钱，我母亲在工商银行的工资每个月有1400块钱，儿女也大多都在银行工作。1995年、1996年，我母亲炒股，赚了20多万，这些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可以查证的。说我父亲“受贿10万元以上”，就像刚才讲的，这是没有事实的。我父亲在看守所托人带衣服的时候，曾经说过：“我没有受贿、挪用，最多只有一个领导责任。”至于800万挪用，有两笔：一笔是 300万，这笔钱被邓秋香瞒着我父亲转到了她哥哥的手里，他哥哥是个甚么人呢？他哥哥因为一起黑社会绑架案在逃两年；一笔是500万，这些钱并没有脱离所有人（中行）的控制，也没有《刑法》第384条所规定的挪用公款的三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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