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的代價

1969年的元旦一過，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又掀起了「反右派」的高潮，省草革會號召全省革命群眾反擊這股形「左」實右的思潮，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運動的來勢很猛，猶如196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的勢態，連裡的生產基本上停下來了。動員會、表態會、批判會、揭發批鬥會一個接一個。什麼損人利己，鄰里糾紛，佔小便宜，作風不正等等全在揭發之列。經過兩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已悟出了一些道理，價以面對連裡群情激昂的批鬥會，我和我的幾個同學則常常躲在角落裡一言不發。

　　在這階級鬥爭火藥味嗆人的關口，我和廖輝文被通知調入炊事班工作。我從小住校吃食堂，既不會做飯也不喜歡做飯。但炊事班是事關全連人命的重要工作崗位，最可靠的人才能被派到這裡工作。在這風口浪頭上，我不敢提自己的想法，只好強求自己從頭學起，盡量干好它。令人高興的是連長讓我們一週後到團裡參加技術訓練班，這樣我們就有機會去逛逛縣城了。

　　培訓學習比原計畫提前兩天結束，團裡讓我們玩一天然後回連。在團直小學當教員的丁東紅和國利原是我們連的北京知青，她們告訴我們可以借邊境通行證去虎頭鎮玩玩。這個建議太誘人了。虎林是邊境縣，可虎頭鎮才真正座落在邊境線上，次日清晨，我們帶上通行證早早趕到汽車隊，搭乘團裡運木頭的車向虎頭鎮進發了。一月的北國大地冰封千里，到處一片白雪皚皚，冰雪大道上穿梭往來著各種伐木運木頭的車輛。我們乘的卡車顛簸了兩個多小時才到虎頭鎮。邊鏡哨長驗過通行證，我們就可以自由觀光了。這個小鎮人煙稀少，同前蘇聯只隔一條烏蘇里江，鎮上的百姓多以打魚伐木為生，兼種糧食自給自足。鎮上駐紮了不少軍隊，到處都是荷搶實彈的軍隊，透出一種無形的緊張的氣氛。冰凍的烏蘇里江與陸地連成了一片，站在岸邊，我們真有些激動；腳下是神聖祖國的土地，對岸就是他國的疆域，我們已經實實在在地站在祖國的最東方，這裡應該是祖國最早迎接太陽的地方啊！離開江岸，我們又去參觀了一個養貂場，但是只能在外面看看，不得入內，北大荒的冬天日落得特別早，三點半鐘天就擦黑了。我們帶的點心早已吃光，在鎮上的小賣部，小學校，農舍各處轉轉就準備截車回團了。起風了，風捲起飛雪攪得天地渾然一體，迷濛一片。卡車打著前燈，遠遠望去就像一隻只動物的眼睛，在昏暗朦朧的夜色中晃動著馳來，我們揮手截車，履試不成。也許駕駛室裡已坐滿了人，也許時間太晚了，司機急著趕路。好不容易截了一輛，只能上一個人，我就讓廖輝文先走了。天已完全黑了，車子更稀少了，風越刮越緊，我一個人不敢站在路中央，怕司機看不清人會出事故。我已在雪地裡呆了一個多鐘頭，儘管不停地跺腳運動，手腳還是凍木了。截不到車該怎麼辦？我心中正盤算著，身後傳來聲音：「你這孩子怎麼總站在風雪地裡，快進屋暖和暖和。」是道班的工人在招呼我，他們正在開飯。「你是幾團的，餓了吧？」「我是36團的，餓極了。」一位工人給我盛了一碗小楂子粥，遞給我饅頭和一碗土豆燴豆腐，熱氣騰騰的，味道直香呵！工人們知道我是北京知青後，興致勃勃地問起北京的各種情況：工大領袖是怎麼回事，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情景，批鬥走資派的場面等等，我盡其所知地講，他們聽得津津有味。快八點了，一位工人讓我進裡屋與班長家的大嫂同住，班長出差了，十幾個道班工人住在外屋的大通鋪上。大嫂為我鋪好被，火炕把被子烘得熱呼呼的，我鑽進被窩，渾身都癱軟了，困意立刻襲上來。大嫂問我：「你這女娃子膽真大，咋一個人出來辦事？」「我不是辦事的，是借了通行正出來玩的，走了一個人，我沒截上車。」「你說啥？」大嫂一臉吃驚神色，我又說了一遍。「那可不行了，這陣邊境上吃緊，你借人家的證跑出來，那得到公安卡子上報告一聲。」「明天再去吧，我困死了。」「這不行，我們這兒有規矩，可不敢犯紀律。」我無可奈何不情願地爬出熱被窩，隨她去公安卡子「自首」。反正我就是借個證出來玩玩，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我被大嫂帶到虎頭鎮邊防站兼公安處的 幢紅磚房子裡，董處長接待了我。他的目光炯炯有神，透出一種威嚴和警覺。他詳細地詢問了我家祖宗三代人的成分、歷史，我的詳細經歷。他邊聽邊說，最後讓我準確地寫下今天一天到過什麼地方，走過的路線及時間，好像我犯了什麼法一樣，我心中忐忑不安。其實，我借通行證就是為了玩，除此以外我沒干任何違法的事，也絕無投敵叛國的念頭，隨你們審查吧。例行公事完畢，董處長笑了，「你給我講講北京的情況吧。」我一下子覺得心裏坦然了，看來他沒把我當壞人。他興致盎然地什麼都打聽，我們談興甚濃，一位軍人進屋當著我的面向董處長報告：已與36團團部，二連連部和北京我哥哥的單位通話聯絡過，審查我所說的一切屬實。我的天哪！短短的一個多小時內，無線電波穿越了幾十公里，幾千公里的空間，把我徹底地透視了一番。這也好，落個明明白白。董處長又笑了，「明天下午團裡派車來接你，現在我帶你去招待所睡覺。」第二天上午，董處長帶我去江邊，讓我登上邊防哨所的瞭望塔，瞭望烏蘇里江對岸的伊曼城。他還帶我鑽進日本人留下的碉堡裡，給我講這裡發生過的激烈戰鬥；還帶我進養貂場裡參觀，我拿著肉去餵這些紫光油亮的、可愛的小動物。下午團裡派了吉普車來接我。回到團部，自然要挨團長、政委一通批評。孫政委看完我寫的檢查還比較滿意，他說要發一份通報，教育全團的青年。我回到連裡，大家紛紛說我太傻了，說一句假話就可以應付過去了。是啊，我要是不對大嫂說通行證是借的，證上又沒照片，哪會惹來這麼多受審挨批的麻煩，可是我從小到大，媽媽和老師從來都教我為人處世要忠誠老實。說謊的孩子喊「狼來了」的故事是我記得最牢的故事了，我從未說過假話，遇事也從沒有不說實話的意識，這有什麼不對？我很疑惑。

　　離開連隊近十天，連裡進駐瞭解放軍反右傾工作隊，宿舍的牆上出現了一些揭發安連長和王指導員的大字報，還揪出了劉醫生和拖拉機手徐寶勤，他們都是生活作風問題。指導員被定罪為封鎖毛澤東思想，這可是能置人於死地的。我對老王的印像一直很好，他正派而耿直，我不明白也不相信他會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和好朋友榮景潛晚上悄悄溜進老王家，問起原因，老王講他轟走過一個來連隊賣毛選的人－－那人自稱是虎林縣新華書店的，來到連裡就仔細打聽人員的組成情況；他沒有營業執照，引起了老王的警覺，就把他轟走了。這怎麼能算罪行，這分明是革命警惕性高的表現。第二天工作隊於隊長參加我們後勤排的批判會。我談了自己的想法：群眾被發動起來了，但是希望能創造讓人講實話的氣氛，特別是讓有不同意見的人充分發言，另外不要把似是而非的事當作定案的根據。我剛說完，於隊長就迫不及待地說：「主席教導我們革命是暴動，不能溫良恭儉讓，革命群眾揭發出來的事實，只要有三人以上作證就是鐵證如山的事實。」這邏輯多麼荒謬，三個人合夥害一個人還不容易？！簡直太可笑了。我想反駁他，排長老邵卻死死地壓著我的手，示意我不要吭聲，我只好忍住了。一天後全連開總結會，我和幾個同學照例坐在最後一排。劉大保小聲真怪我：「於隊長在造輿論，說你的發言影響很壞，你要是不放棄錯誤立場，就把你去虎頭那事的通報裝入你的檔案。這批當兵的是剛從越南撤回來的，什麼也不懂，你千萬別再發言了。「真卑鄙！我憤憤地抗議。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襟懷坦白，不應有所顧忌。在召開的青年座談會上，我又重述了自己的想法。

　　隨著反右傾的深入，連裡的重要幹部都被「挂」了起來，冬天該進行的排水、積肥，維修保養機械、備耕等工作都停頓了。沒完沒了的會搞得大家疲疲沓沓，連裡的氣氛越來越沉悶，大有人人自危之勢。人們相互見了面不知該說什麼，不知該不該搭理那些被批鬥的人，可是被點了名的人佔全連職工家屬的十分之一還多哪！

　　1969年春天，珍寶島的槍聲一響，軍隊立即整裝開拔奔赴前線了。鼓噪一時的運動就這樣虎頭蛇尾地不了了之了。安連長，王指導員又重新站出來主持工作。農時不等人，莊稼還得種。北國冬長春晚，但冰雪正在慢慢地消融，春天終歸會到來的。

　　1973年底，我突然接到國利的來信，她早已調到新疆工作。在信中她述說了因為1969年通報我去虎頭之事牽連到她，而且這通報又裝入了她的檔案，當時她卻一點也不知道。後來在入黨和上大學的問題上，她蒙受「對組織不忠」的不白之冤，使她嚴重受挫。她希望我去找原團長和政委問個明白，為什麼他們說通報是為教育全體青年的，是對我們的批評而不是處分，不記在檔案裡，可是又在背後搞了小動作。請他們把通報的性質、內容向國利的現單位說明白，看了信我非常內疚，由於自己的幼稚和不慎，影響了朋友的前程。我也非常氣憤，政委和團長為什麼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為瞭解決問題，我奔波了整整一個星期，終於使團部給國利所在單位發函，滿足了她的要求。但是她所失去的機會卻無法挽回了。在當年被通報批評的六個人中，只有我和國利的檔案中被裝入了通報。顯然我是因為在反右傾運動中直言不諱地說實話，沒合著工作隊的調子唱，國利也是因為政治上的坦誠而得罪了某些人。當年我們不懂得辦事情、處理問題要講究策略和靈活性。我們只信奉光明磊落，實事求是，可是我們的誠實卻被某些利用權術的人所耍弄，我們為自己的幼稚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張學昭，1966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7月到東北建設兵團，1976年回北京，現在北京匯文中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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