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作家王力雄《新疆追記》(6) (連載完)

被抓以前，跟維吾爾人談話總能聽到「人權」一詞，那時我是在抽象的意義上理解，也認為他們是在抽象的意義上使用。政治上表達不同意見，人權是個通用詞彙，如此而已。直到自己嘗受到被剝奪人權的滋味，才切身體會到人權的真實意義，以及它對人有多麼重要。

今天中國的缺乏人權和毛澤東時代有所不同，那時政權以階級鬥爭為武器，強行進入全部國民的個人的生活，剝奪所有的私人空間。今天階級鬥爭已經難以為繼，政權失去了同時進入每一個私人空間的能力，所以那些「安分守己」的公民（尤其是社會上層人），平時可以不太感受人權方面受到威脅。然而今天的政權仍然保留著與毛澤東時代完全相同的一點－－只要它願意，隨時有能力侵犯任何個人，個人則沒有任何能力在它面前保護自己，只是一粒任憑碾壓的草芥。

對我而言，一旦被抓，立刻就如掉進一個黑箱，被切斷與外界的所有聯繫，得不到任何信息，也得不到任何援助，只能聽憑擺佈。而對方是一個龐大機構，人員眾多，資源無限，信息暢通，你如何有能力和它抗爭呢？

進了看守所，同牢房犯人偷偷摸摸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照著法律條文幫我分析可能受什麼指控，判多重的刑。那本刑法是我在裡面唯一的法律知識來源，也是判斷自己未來命運的唯一依據。然而只要外面一有響動，同牢犯人條件反射式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把刑法趕快藏起。他解釋說讓「管教」看見就會被沒收。我奇怪監獄難道不是最該讓人讀法律的地方嗎？他嘲笑我的文人氣。犯人如果明白了法律，就會給辦案增加麻煩，犯人什麼法都不懂才容易擺佈。剛入獄的時候，他也曾要家裡送法律書，結果都被看守所截下。這本刑法是以前的犯人傳下的，怎麼拿進牢房的已不可考，平時總是被藏在隱秘地方。我聽罷不禁笑了起來，我是因竊密而犯法的，關到牢裡卻仍然在竊密，所竊的秘密就是中國的法律－－這是多麼黑色的幽默。

雖然有那本寶貴的刑法，卻幫不了我太大忙。從那些條文中，我可以確定自己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罪」。據說中國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是一大進步，但是「危害國家安全罪」看上去卻更加寬泛，比「反革命罪」所能包括的內容還多。它的條文模糊，難以界定。在相關的十二條條款裡，可以被安在我身上的看上去有好幾條。那種語焉不詳的詞句－－如「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煽動分裂國家」、「以造謠、誹謗或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境內外機構、組織或者個人資助境內組織或者個人……」、「為境內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解釋的靈活性幾乎可以隨意擴展。怎麼掌握那種靈活性是由當局說了算，想重可以重到判死刑，想輕也可以輕到無罪釋放。其間屬於「合法」範圍的權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那時已經做好了被判刑的準備，不知道的只是被判多少年。關於我請不請律師的問題，同牢犯人的意見不一樣。贊同的意見是，雖然律師不會改變大的結果，但是有可能爭取到少判一兩年。為了一兩年的自由，請律師就值得。按照他們的經驗，錢是少花不了的。因為新疆本地沒有敢接政治案件的律師，只有從北京請。每次來回飛機，住旅館，打車，再加上各方面的打點應酬，還得找熟悉新疆情況的助手，不考慮律師酬金，光是開銷至少也得十萬八萬。不讚同的意見說，對一般的刑事案件律師可能有用，但是政治案件不是按照公檢法的一般程序就能判的，肯定事先通過政法委（政法委是共產黨內的一個機構，中國的各級公檢法歸同級政法委統一領導，所以公檢法獨立辦案是徒有虛名），政法委定下來判你幾年，法院絕對不會判成另外結果，所以請律師沒有用，錢肯定是白花。

維族犯人一般都不請律師，除了知道律師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是因為沒有錢。這將是中國通往現代化之路的另一種障礙，法治難以實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數人請不起律師。大量地頒布法律不等於就是法治，所謂「國家越糟法網越密」。法律大量地脫離現實，與社會脫節，不為人知，難為人用，結果是人人都可能觸犯法律。一方面在法不責眾的情況下法律失去權威，從而進一步不被執行，另一方麵人人犯法等於賦予了權勢者新的迫害武器和尋租工具。如果人人都可以被法律懲治，那麼懲治誰不懲治誰就成為最大的權力，法治也就成為新的專制。

我決定不請律師，除了相信律師不會對我的案件起作用，我還有一個打算－－要把法庭當作講臺。法庭受審是唯一能讓我對外講話的機會，我必須要利用。而且那些話只有我自己講，任何律師都不可能替代。

後來出獄時，我看到海外輿論把我的罪名說成了「泄密」，並且為我進行辯護，說我一直在體制之外，不可能掌握秘密，因此不可能有什麼「泄密」。我當然感謝海外輿論對我的聲援，但我認為我到底有沒有犯法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按照現行的法律，可以把我定為犯法，因為我複印的材料上的確印有「秘密」二字。然而問題是誰給了他們這樣的權力，可以任意把公共信息以「秘密」二字進行封鎖和壟斷？共產黨總是宣稱國家屬於人民，如果真是那樣，瞭解共產黨如何治理國家就應該是人民最基本的權力，治理國家的信息就應該是最開放的信息。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誰去瞭解一點這樣的信息就會被判為「竊密」，誰說出一點這樣的信息就會被判為「泄密」。人民的知曉權被徹底剝奪，這是什麼法律？是出自專制權力的惡法！對於犯這種法，我既無愧疚也不後悔。既然我選擇了寫作為業，我職業的功能就是要讓人民知曉。對我來說，人民的權利是最高法律。這最高法律有權蔑視一切惡法！我「竊密」也好，「泄密」也好，都是惡法之下的罪名，也都是惡法所逼，因此只要是惡法不變，我過去這樣做，將來還會要這樣做！

當我在籠子一樣的小院踱步默想法庭上的自辯時，經常會感到熱血沸騰，甚至盼望立刻走上法庭。我向同牢犯人仔細瞭解新疆服刑的情況，如何下煤礦，如何燒磚窯，受苦的程度，生存的艱難，雖然對那種前景不寒而慄，但是在心裏，我已經把自己未來的相當一段生命定位於新疆的苦役。那時我完全沒有想到結果會是另外一種。

(26)：被「發展」

春節後審訊重新開始，我發現了一個沒有想到的變化－－審訊突然變得簡單起來，不像剛被捕時那樣步步緊逼和佈滿陷阱。我當初迴避回答的問題現在不再繼續追問，或者即使問也在表面，似乎只是走個形式。審訊者們好像因為春節喝了太多的酒而變得智力遲鈍，失去了開始時那種精明、洞悉和令人畏懼的手段。我覺得多日絞盡腦汁做好的準備變成多餘，甚至有點為失去較量的機會而遺憾。這種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他們從來就這水平，只不過是我的恐懼把他們的能力放大了？還是因為我的自殺使他們擔心，不敢施加太大的壓力？想來想去，大概不會那麼簡單。還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已經搜查了我的住處，正在對成果進行整理，準備更集中的火力對我進行突破，現在不過是「戰前的寧靜」；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對我的案子在整體上如何處理變了打算。

對後兩種可能的猜測又開始把我搞亂。前一種可能是讓我已稍有平息的恐懼再次泛起，因為我思考出的不過是一些針對人和事的說法，只要那些說法能自圓其說，並且不可對證和不可追問，就可以過關。然而他們從我住處得到的是白紙黑字和電腦文件，就會使自圓其說的難度增加很多。我如何能用頭腦再現那容量高達幾個G的電腦硬碟，把上面成百上千的文件、郵件及其時間、地點、人物等因素，全搞成無懈可擊的自圓其說呢？就是讓電腦來做也是一個大工程啊！但是想到後一種可能，不禁又讓我萌生希望，會不會是他們終於認識到抓我是搞錯了，已經不再準備給我定罪判刑，目前的繼續審訊只是走個過場，結果將會是我被安然釋放呢？搖擺在對這兩種可能的想像中，如同在交替地進行冷熱水浴。

不過我還是強迫自己放棄幻想，把頭腦集中到再現家裡的電腦硬碟和成堆的文件上，雖然那是個令人近於絕望的工作，畢竟耽溺於空洞的希望毫無意義，把時間精力放在實際一點的事上，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也是做一點算一點，比不做強。一天晚上，又一次被提審。我以為跟以往的審訊一樣，進了審訊室卻發現那場面有點怪。除了專辦我案子的幾個人，K處長也在，坐在中間。最奇怪的是連祁師傅也坐在一旁，平時他從不在審訊場合出現。這次K處長給我介紹，祁師傅並不是個只管開車的司機，而是一位科級偵察員。今天祁師傅到場，是因為平時祁師傅對你不錯。為了你更好，我們今天要給你一條出路。K處長把他的話加了不少修飾，我聽了好一會才全部明白。所謂出路，其實就是要我答應將來為安全部門工作。沒錯，我表示過在國家安全方面可以和他們合作，但那只限於研究，我一直做的就是這方面的研究。我不愛黨但是愛國，我會對祖國和人民負責。

然而顯然他要我做的不是研究，具體做什麼，他沒有說，而且表示不重要，他要的只是我的一個承諾－－同意和他們合作。「也許很久都沒事，甚至不會跟你聯繫，只是偶然有需要，才會請你幫一點忙。」K處長輕描淡寫。我一時沒有說話。當我在醫院急救的時候，我曾對K處長說了當年容國團自殺前說的那句話－－「我愛榮譽，勝過生命」。他是對人能夠有這樣的心態全然不相信呢？還是因為習慣了權力可以控制一切，因此相信只要權力在手，就可以任意改變人心呢？K處長看我沉默，把選擇擺到我面前－－現在我還沒有被正式逮捕，但拘留期馬上要過，是否進行逮捕也馬上要定。

如果我同意他所說的，他們可以不把案子交給檢察院，也就是不進入法律程序，自行了結。如果我不同意合作，他們就將按程序上報檢察院批准逮捕。我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齊全，檢察院肯定批准（檢察院從來不會不批安全機關申請的逮捕）。那樣就進入法律程序，也就不再是安全部門一家的案子，最終就一定要搞出個法律結果。在法院進行判決之前，他們還有兩到三個月的時間對我繼續偵查，那時他們會好好研究我的電腦和文件，其中所有問題都要搞清楚。如果發現了碌奈シǎ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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