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首先請問一下余樟法先生，您怎麼看待這種見死不救的事情？
余樟法：哎呀，在國內這種情況是太正常了，因為什麼呢？我們中華民族本來是一種傳統文化很深厚的民族，仁義道德，仁、義、禮、智、信，是道德很深厚的一個民族，但是自從中共把鬥爭的哲學引進以後，就．．．
記者：這種傳統道德就喪失了，是嗎？
余樟法：是
記者：那麼馬曉明先生呢？您生在西安，您對這種事情是不是也是見怪不怪？
馬曉明：我親身都經歷過，我們樓下面的菜市場，小偷成群結隊的夾錢包，拿剪子去剪人家的手機袋，剪人家提的塑膠袋裡邊包的錢包等等，看見了裝作沒看見，就這樣多的是，我有一次看見一個小偷，我就衝過去把他的手抓住，然後我就給被偷的這個人我就說人家偷你東西呢！這個被偷者的老婆跟他在旁邊，趕緊就拉著這個被偷的人走，四個小偷打我一個人，幾百人圍著看，沒有人上前來干涉一下子，所以你剛才說的西安發生這個情況呢，他並不是說沒有好人，也就是你剛才說的他們有個人，他雖然不會游泳，他還向其他人求助，但是這就證明，任何時候呢，都有堅持做為人的基本道德和良知的人，任何時候都有道德和良知、人性泯滅的這種人，特別是剛才余樟法先生說到了，中共的統治這五十多年的時間裏，它是把所有的傳統的美德啊，全部都當作垃圾批判和拋棄掉了，同時它又提一些什麼鬥爭的哲學，並且它也提出來過像助人為樂啊，樹立了像雷峰這樣的所謂的典型。
記者：那既然樹立了雷峰這樣的典型、榜樣，按說中共的黨、文化也灌輸了這種助人為樂的精神，為什麼沒有在人的生活中體現出來呢？就是很少體現出來呢？
馬曉明：它一方面在號召人民助人為樂，但是同時他們自己在拚命的爾虞我詐、殘酷的鬥爭，特別是像現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號召人們學習雷峰的這個運動中間呢，即使做宣傳的人，他們在充分的在為自己打算，充分的在侵吞和搶掠人們的財富，所以相比之下，人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騙局，覺得誰如果相信這些東西了，誰去做了，他就是很可笑，也很傻的一種人。
記者：余樟法先生，剛才您和馬曉明先生都提到了，造成這種見死不救，對別人漠不關心的這種現狀的根源在於中共黨、文化所提倡的這種鬥爭的哲學，那您覺得有什麼辦法挽救這一點呢？
余樟法：中共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是最壞的，它已經成為了現在的經濟發展、人民幸福、民主發展，我想現在的中國人已經喪失了，用我私人話來講，就是哭泣的本能。他們永遠是一副成熟的、堅硬的、嚴肅的、莊重的、笑容可掬樣子，中國已經沒有大男人，大丈夫了！
記者：余先生，您所指的這個男子漢，大丈夫是代表一種什麼樣的人呢？
余樟法：比如現在那種天安門母親受盡了凌辱，咱們的多少英雄人物被趕到美國去啊？咱們的多少工人農民兄弟受到了欺侮？還有誰站出來說話呢？沒有，大家都只顧眼前利益，只顧自己的生活。
馬曉明：我們現在要改變這種情況呢，最主要的就要改變我們社會現在這種社會的大環境，首先人人都有個公平，公正的競爭和生存生活的這種環境，各種各樣的優秀的思想文化能夠傳進來，要樹立這種敢於站出來說話，敢於站出來堅持正確意見這樣的一種風氣。
余樟法：做為一個人啊，應該有一種道德上的靈感，就是最真實的靈感，最真言的靈感，最責任感的靈感，我們現在大陸這種普遍都缺乏這種道德上的靈感。
自由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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