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年代----一位新中國的老「運動員」的回憶

文革前後,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每個運動一來，所有單位都要成立所謂「運動辦」，辦公室人員的工資和人事關係都仍留在原單位。而原先的運動未完，新的運動又開始了，於是辦公室的人員又得開始一項新的任務。就這樣，那時的單位都有一批人成為靠吃「運動飯」過日子的「老運動員」。

１９６９年，我復員進入某單位工作。那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兩派鬥爭仍在繼續，單位的軍管會對兩派都極為厭煩，於是我們這批剛從部隊回到地方、尚未介入兩派鬥爭的復轉軍人便大受軍管會的青睞，我一到單位便被分配到「清理階級隊伍辦公室」工作。豈知清隊尚未結束，「揭批查」、「一打三反」、「雙清」、「核查」．．．．．．運動一個個接踵而來，而我就這樣在「運動辦」一直干到８０年代末，緊接著「整黨」、「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運動又開始了，我又接著干我的老本行。而所謂落實政策，其對象好多就是原先文革中清隊的清理對象。

現在我已經退休了。回憶起自己幾十年的經歷，總是感到慚愧，覺得自己實在沒有為社會做出多少實在的貢獻。我想把當年在運動中一些親身經歷的事寫下來告訴青年人，也算是我在晚年對社會作的一點貢獻吧。限於篇幅，這裡只能選幾件。

１、「等國軍一到，我就是司令」

到過四川的人恐怕好多都去過樂山。樂山有座樂山大佛，而樂山大佛與附近的烏游寺之間有個山谷，谷底有座小橋。我要說的事就發生在這座橋上。

１９６８年，我單位有幾位文革中的「逍遙派」出去躲武鬥，順便去樂山遊玩。在從烏游寺到大佛寺途經那座小橋時，大家正談到京劇《智取威虎山》。有人一下子來了興致，學著劇中座山雕的腔調說道：「等國軍一到，我就是司令，你們－－都能弄個師長旅長噹噹的」。這句話說得大家哈哈大笑，但笑過後事情也應該算了。豈知一年後清隊時，幾人中有人因涉及一個所謂「反革命案件」受到審查，這件事也就被揭發出來。革命群眾一經分析，問題就嚴重了：「等國軍一到」，「國軍」是誰？當然是蔣介石的軍隊。他要等著「國軍」到來，而且還在封「師長旅長」，這不是公然盼望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麼？於是「盼望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便成了他一項新的罪行。

文革後該案已平反，但涉案的另一成員在案發時，其妻與他「劃清界線」，與其離婚後又結新歡。案件可以平反，但他的婚姻卻不能平反了。

２、惹禍的「紅太陽」

６８年我們單位揪出了一個「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傢伙。這個人是如何被揪出來的，他究竟犯了何種罪行？他犯的是「惡攻罪」。

此人有一個女朋友。他在給女友寫信時說「你是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艷艷的太陽」。不幸，這封情書後來被傳開了，立刻就成為一個嚴重的罪證？誰是紅太陽？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而他竟然把其女友也稱為「紅太陽」，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相提並論，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這個倒楣鬼理所當然地被揪了出來成了牛鬼。更不幸的他的女友也因此離他而去，他最後弄了個竹籃打水一場空。

３、倒楣的「特嫌」

我們單位是一家軍工單位，自然政審十分嚴格。但就是這樣竟然還是發生了一件「國民黨特務嫌疑」的案件。說起來這起案件的發生卻十分好笑。我們單位中有位員工左眼安了只假眼。清隊時「大抓牛鬼蛇神」，他這隻假眼立刻引起了人們的警惕：他這隻假眼會不會是個照相機：只要眼睛一眨，就把我們的國防機密拍下來了？於是，一個「國民黨特務案件」 便成立了。專案組開展內查外調，直到找到了建國前幫他裝假眼的醫生，證明他確是因眼受傷才安裝的假眼，這起特嫌案才算了結。無獨有偶，有年我到外地進行外調時，遇到一位東北某大學的同行，他說他們學校有也有起特嫌案，其立案理由是有人安裝了假牙，這假牙會不會是發報機？這人也因此成了「特嫌」。

４、熱鬧的「請罪」

我們單位的牛棚設在地下室，關押在那裡的「牛鬼」們每天由民兵押送著到食堂吃飯。照例，在飯前牛鬼們都要向設在食堂前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像「請罪」。看牛鬼們 「請罪」，是一天中最令人興奮的時刻，人們興高采烈地等在食堂前欣賞這一令人激動的節目。請罪表演最流暢的是文革中原「革命組織」的一個「壞頭頭」。這個人是出名的筆桿子，每天請罪的動作算他最為簫灑，只見他往毛主席像前一站，一連串請罪詞倒背如流。最倒楣的是一個姓劉的地主。真不知這個人是如何當上地主的，他不僅沒有文化，且口齒又差，總是把「低頭認罪」說成是「勾頭認罪」，幾乎每天都要因此遭受一頓暴打。

５、「拿公家的筆寫私人的信」

這件事發生中１９８９年落實政策的時候。６５年我們單位有位採購員因貪污被判勞教。說是勞教，其實等同於無期徒刑，因為勞教期滿後又被強制留場就業，這就是說他要在勞教場所呆一輩子了。

落實政策時此人當然也想翻案，於是寫出申訴。我查閱了他當年的案卷，見他的認定貪污的事實中有如下兩件。一是出差到北京時把到頤和園的公交車票拿來報銷了；二是用公家的錢買了一支圓珠筆，而他竟然把這支公家的圓珠筆拿來寫自己的信。

當然此人除了上述兩起罪行外還有其它問題。我們到他勞教場所找他談話，問他當年把到頤和園的公交車票報銷是不是事實？用公家的圓珠筆寫自己的信是不是事實？此人連連認罪，表示都是事實，說一定要認罪服法，再不申訴了。

我的一位親戚，參軍提幹，退伍安排工作，在反右時直接被判刑20年，刑滿後被強制留場就業，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被平反無罪釋放回家。罪行僅是因為該人寫一手好字，在單位同事誇獎時，稱自己寫字好，是因為解放前讀書的學校很注重學生練字。此話竟被定為攻擊社會主義，鼓吹今不如昔，隨即被逮捕判刑20年，刑滿後強制留場就業，不准回家。原來被尊為軍屬、干屬的家屬子女一夜間被打入另冊，20多年來備受歧視。平反回家時途徑我家，當年風華正茂的青年，已是白髮蒼蒼的老者，一條腿也瘸了，終日很少說話，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怎麼也無法相信，會發生這種匪夷所思的事情。

本地文革時，有一人因在洗衣時說了一句，「領子和袖子特別髒，要好好洗洗。」被定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先揪鬥，後逮捕，以後不知所終。

那是發生在70年代的往事。那天我剛上班，就有人告訴我江西來培訓的一個小姑娘出事了。原來這個女孩上夜班時內急，情急之下用了一個信封權充手紙，哪知那信封上印有一段「最高指示」，在「最高指示」的左側印有他老人家的側面影像（這在當時是極普遍的，現在的年輕人只要去問問上了一點年紀的人便知道了）。那時的廁所只能叫茅房，根本不像現在的抽水馬桶可以一衝了之。於是這個階級鬥爭新動向立即被天亮後來上茅房的女工發現了，自然不敢耽擱，立馬向車間專案組報告，否則就是包庇犯，罪如同謀，十惡不赦。當下，專案組的干將們將此信封從糞槽內撈出，辨認出收信人姓名後立即把她從女生宿舍的床上抓捕歸案，以下就是開批鬥會，剃了陰陽頭，遊街示眾。不難想像，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被剃掉半邊頭髮，留下另外半邊頭髮，這種心理摧殘是比肉體摧殘還要殘忍十倍、百倍的。再後來就被送回江西勞改，聽說被逼瘋了，不知是死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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