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共嚴密控制境外記者的採訪活動 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 「中國人權研究報告」（第三部分C）

【編者說明】
　　第五章 戴著鐐銬跳舞的中國記者
　　一、嚴格控制記者的採訪活動
　　二、抓捕與殺害記者
　　三、嚴密控制境外記者的採訪活動
　　四、犧牲者墓園
　　【註釋】
　　 【編者說明】
　　 本報告是作者受「中國人權」委託完成的研究報告，版權歸「中國人權」所有。本刊獲「中國人權」許可全文刊登，謹此致謝。
　　 2005年1月24日，在各國知識界聲譽著著的美國《紐約書評》雙週刊刊登了介紹這個研究報告的書評「China: Wipping Out the Truth」，書評的作者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E. P. Link（林培瑞）。
　　第五章 戴著鐐銬跳舞的中國記者

　　 三、嚴密控制境外記者的採訪活動

　　 80年代的中國曾有一段短暫的政治寬鬆期，一直飽受束縛的中國傳媒獲得了一些活動空間，外國記者的活動空間也稍有擴大。然而，1989年「六四事 件」之後，由於外國記者與香港記者將中共的屠殺暴行披露於世，於是國務院1990年頒布了《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以約束外國記者的採訪 活動。中共當局約束外國傳媒的主要辦法是控制新聞源，對中國國內的接受採訪者施加壓力，如規定接受採訪者必須要獲得本單位領導的同意方可接受採訪；在外國 記者採訪時，必須有本單位外事辦的人員在場等等。顯然，在這種狀態下，接受採訪者根本無法講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外國記者的信息來源也大大受限。

　　 由於外國記者在中國的主要活動地域是北京，其次是上海，因此北京市根據上述管理條例制定了更詳細的管理規則，這裡將「北京市執行《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實施辦法」的主要內容摘引幾條：

　　 第三條

　　 駐本市的外國常駐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以下簡稱外國駐京記者和外國駐京新聞機構）採訪北京市的領導人，應當通過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提出申請，並經同意。外國駐京記者和外國駐京新聞機構採訪市人民政府各部門（指各委、辦、局、總公司,下同）和城區、 近郊區各區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單位，應當通過該部門或者該區人民政府的外事部門提出申請，並經同意；採訪遠郊區各區、縣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單位，應當 通過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提出申請，並經同意。駐外地的外國常駐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採訪北京市的領導人、市人民政府各部門和各區、縣及其所屬單位，應 當通過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提出申請，並經同意。由有關單位接待的外國短期採訪記者在本市的採訪事宜，由接待單位按前款規定辦理。

　　 第四條

　　 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和各區、縣人民政府可以不定期舉行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邀請外國記者參加。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可以不定期組織外國記者在本市參觀、採訪，並可向外國記者推薦採訪項目。

　　 第五條

　　 外國駐京記者、外國駐京新聞機構聘用中國公民擔任工作人員或者服務人員、租用房屋設立辦公場所, 須通過北京外交人員服務管理機構辦理[18]。

　　 上述第三條規定其實限定了外國記者的所有活動都必須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之內，沒有中國政府主管部門的允許，外國記者實際上寸步難行。第四條則表明， 中國政府不但要控制外國記者的活動，還試圖用規章把各級政府變成外國記者採訪時的「新聞」供給者。而第五條更說明瞭一點：外國記者的日常活動實際上始終處 於中國政府的監控之下。在中國的外國記者不能隨便租房子住，而必須住在北京市政府指定的外國公寓裡，所雇佣的助手都來自中央政府所屬的「外國人服務中 心」，而該機構正是中國國家安全部通過派出服務人員監視在京外國人的機構。所以外國記者要對中國作深入觀察，如果不是積多年經驗，實際上很難突破中國政府 限定的採訪範圍。

　　 如果說上述規定還只是原則性的，那麼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還有更細緻的規定。北京市朝陽區是北京的使館區，外國各大新聞機構和各國使團集中居住於 此，所以朝陽區政府又專門制定了一份更為詳細的文件。這份2002年2月簽發的題為「關於加強對境外記者採訪事項和管理工作的通知」[19]的文件指出：

　　 任何單位和個人均不得擅自安排、接受境外記者的採訪；對境外記者提出的民意測驗、填寫表格等具有社會調查性質的採訪要求，各單位應婉言拒 絕；對境外記者發送的宣傳品、印刷品，接待部門應統一收存處理，發現有違禁內容的，應及時制止發送並上報外事、公安、安全等部門。

　　 必須堅決制止境外記者對一些敏感地區、敏感事項，如「法輪功分子」、「民運分子」及其家庭住所、法庭、宗教場所以及有關民族、宗教、人權、計畫生 育等非法採訪；如發現非法採訪活動，各單位應立即予以制止，並將情況報告外事、公安、安全等部門；有關部門對其文字採訪記錄、錄音和錄像資料，可視內容暫 扣留照相機、攝像機等採訪設備，避免製造「現場新聞」。

　　 如遇突發事件發生在單位內部時，應根據有關規定拒絕境外記者入內採訪，並及時上報外事、公安部門；如現場已有境外記者，應由外事部門幹部或公安干 警向其宣布禁止現場採訪，禮貌地勸其離開；如不聽勸阻，由公安干警強制其離開現場。突發事件發生後，有關部門應迅速擬定對外表態口徑（筆者註：「口徑」一 詞為統一說法之意），報請市、區主管部門和領導批准並宣布，此前不得擅自回答境外記者的提問。

　　 親歷了這種被嚴格控制的採訪活動，有一些外國記者寫下了自己的感受。如BBC記者魏城寫過一篇文章談他對中國「十六大」期間官方新聞發布會的感 受：中國官方把記者招待會當成了作報告的政績宣傳會，並且事先挑出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或對中國政府「友好」的海外記者，如香港《大公報》記者和在法國出版 的中文小報《歐洲時報》（該報由中國政府出資在法國出版）的華人記者，讓這些記者提出可供他們藉機宣傳自己政績的問題。在中國官方媒體記者與政府官員的配 合下，整場新聞發布會徒有其名，並無任何新聞可言[20]。還有一位長期在中央電視臺九頻道工作的外國編輯Joan Maltese在辭職後寫了一篇「中國的宣傳機器如何運作」[21]，另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外國專家則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了一篇「在中國說真話的危險」 [22]，他們都揭露了中國完全沒有新聞自由的真相。

　　 在這樣的環境裡活動，外國記者如果不是積多年在中國工作的經驗，幾乎不可能深入觀察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最典型的是日本各媒體駐中國的記者們，他 們大多實行3年一輪換，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記者往往連語言都還不夠熟練，更談不上在嚴重過濾信息的狀態之下瞭解真實的中國。 (當代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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