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是怎樣被毛澤東拖下水的 (3)

張看了蔣的日記等後知道蔣苦苦支撐這個百年沉痾，風雨飄搖國家的艱難，蔣又曾待他甚厚，不顧胡漢民等人的極力反對，任命張要職，現在他為了顯示革命立場堅定，竟要拿蔣的頭來祭旗，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像曹操殺陳宮時那種淚流滿面的情景。但絲毫也未改變張要將他的雙十二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他並沒有像對外說辭那樣「馬上絕對擁護他」，而一直拖到二十五日，中共仍拒絕加入三位一體後，才放蔣回洛陽，更證明他的「如蔣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我們所爭的是主張……」等虛作的對外宣言，必須用他們的二套語言系統對應關係翻譯後，才能看出他們的本意。

還有學者敏銳的觀察到張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間心理微妙變化，但他們和「心理惶惑，猶豫動搖，而因十七日周恩來等來西安後，態度又突趨強硬。」來描述此種變化，顯然未能揭示張的內心世界。

張在西安事變初期，對西安事變抱有過高的期望。甚至有這麼種說法，他們準備在十七日「交人民公審」蔣。但要這樣做，必須先得到蘇聯大力支持。張心急如焚的盼望蘇聯支持他的喜訊。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這不能不使他開始擔憂。正如俗話所說「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像張盼不到俄援時的失望心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張能不「惶惑」嗎？能不「猶豫」嗎？張努力控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將他發動的西安事變，從原來定位為「革命」，調整至西北獨立或半獨立局面。張將目標調低至他自認為有把握的程度後，反倒平衡些。似乎給人的印象「又突趨強硬」，又因他知道蘇聯大概不會支持他，總會援助中共吧！因而緊緊拉住中共，故做鎮定，給中共極喜不極憂，以能穩住中共留在三位一體中，更給人「又突趨強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終不肯公開三位一體；第二蘇報紙那樣嚴厲的指責張，中共會不會為了避嫌而與他劃清界線呢？不能不使張擔心中共也像蘇聯那樣拋棄他。）持「政見之爭」論者不乏其人。張與蔣到底哪些政見分歧呢？是「安內與讓外，熟先熟後」嗎？張比蔣更極積「安內」，且手段也激烈得多。如張的「堅決肅清東北軍內的反革命」、「肅清蔣系勢力」、「用戰爭為『抗日』開道」，扣蔣及南京中央政府官員，槍殺蔣孝先、十六團團長、楊守霆、常節槐，以及王以哲、徐方、蔣斌、宋學禮，追殺何國柱等。

是「聯共」、「聯俄」嗎？恰恰是張知道蔣也要聯共、聯蘇後決定槍在蔣之前「聯共」、「聯蘇」。所不同的是，蔣的聯共、聯蘇是為瞭解決國家危機，而張的「聯共」、「聯蘇」是顯示堅定的革命立場，以能像盛世才那樣得到蘇援。因而一定要搶在蔣之前聯共、聯蘇。

是抗日嗎？張抗日？「九一八」、錦州、熱河之役，哪一次張抗過日？直到西安事變前夕，張抗日情切的成立抗日援綏總司令部把東北軍縮至蘭州一線，待得蘇援後再把蔣系勢力從西北清除出去。只是「用『愛國抗日』的話向內向外活動」而已。他們內部相互交流，用對內語言系統表達的真實想法是：「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七七」抗戰後，張手下激進的抗日豪檔的大顯身手的機會來了。可是苗劍秋、孫銘九、應德田哪一個上前線與日軍拚殺呢？

中共抗日嗎？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與該世紀初的俄國極相似，日本不惜市價是從芬蘭買了五萬支槍給列寧，讓列寧發動一九零五年俄國革命從西邊牽制俄軍主力，使之不能增援在遠東與日軍拚殺的俄軍，從而戰敗失去庫頁島等。列寧說：「日俄戰爭是進步的戰爭」、「日本幫我們縛住俄軍，有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天下英雄之見略同」，毛在該世紀七十年代接見日本社會黨訪華團時說：「應感謝日本（侵略中國），使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毛在批判彭德懷時曾說「要是彭不發動『百團大戰』的話，日軍可能戰領河南，我們根據地可擴大到河南。」抗戰勝利前夕，日軍敗像已露，全國同胞喜在眉頭，可毛卻萬分惋惜「日本失敗得太快了，要是晚幾年就好了，這樣我們可多準備幾年，準備得更充分些……」。毛的抗日是讓日本縛住蔣的手腳，以能讓他大力發展，日軍鐵蹄踐踏中國的領土越多越好，他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中國人民做亡國奴的時間越長越好，他有更多的時間做準備。

再看看中共在抗日中的表現吧！毛為中共製定「一份抗日，二份妥協，七分發展」的方針。但是抗日要流血犧牲，而發展可立桿見影，壯大山頭後即可遷升。因而到了下面就不是這個比例了。就以中共叫了多年抗戰後，出軍第一戰平型關戰鬥為例。當時林彪 115 師二旅建制，加上獨立團共五團十五營四十五連。真正出力抗日的只有外號叫「猛子」的曾賢生連長率領他那一連人，襲擊停放在「老君爺廟」西南干河灘上的日軍十餘輛汽車，擄走汽車上的軍大衣等。真正出力抗日的只佔四十五分之一，這就是中共的平型關殲敵真相。他們撤出戰鬥後，即向全國廣播宣稱他們擊敗萬餘日軍。又編造了伏擊日軍的神話，把襲擊停放在干河灘十餘輛汽車的曾賢生連搬進伏擊戰中。直到今天，幾乎所有的作者都重複中共平型關伏擊日軍的說法，沒有人問一下，能在這樣的地段（傅作義制訂用五支兵力，圍殲已於九月二十三日竄至團城口的四個大隊日軍計畫中，分派給林彪出擊的地段，即能在日軍崗哨旁伏擊日軍嗎？）；這樣的時間（五支軍隊同時出擊的時間）伏擊到敵人嗎？
再看看中共所描述的伏擊戰「二百輛大車緊跟在一百輛汽車，後面於九月二十五日凌晨進入伏擊圈『又』下大雨」。二百輛中世紀的畜力大車，在雨中和雨後濘泥的黃土路上，經過徹夜艱辛的跋涉，居然仍能緊跟在現代化的汽車之後？且如此嚴謹在檢閱台下也難完成的隊型是疏忽大意？再加上所運的只是九月份倘不急需的軍大衣。何不在大白天用十餘輛汽車多跑幾次，輕鬆的完成同樣運輸量的任務呢？如此文字也能重複至今。

近在咫尺的四個大隊日軍，眼光光的讓林彪搬走他們的軍大衣，他們為什麼不保護，他們的運輸兵呢？這是因為我另四支抗日健兒正在圍殲他們，他們已處境垂危，再無力支援他們的運輸兵了。倘若林彪真的拿出一份力量抗日，用一個營的兵力，從背後突擊這股已處境垂危的日軍再用二份兵力吹號吶喊助威使敵喪膽，此敵可殲。林彪不但虛晃一槍即撤離戰場。且向全國廣播，宣稱他們已將萬餘敵擊潰。正如拿破崙所說「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榮譽、軍功是軍人冒死殺敵的動力。現中共宣稱他們已將敵人擊潰，即使戰死也無榮譽，軍功可言，誰還會冒死殺敵呢？前線不潰亂才怪呢！中共如此行徑使蔣傷透腦筋，又無法處置，無可奈何的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寫道，共產黨之投機取巧，應切實注意。此輩不顧信義之徒，不足為慮，吾當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應之。「著名的學者黃仁宇在他的大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談蔣介石日記》一書中引用上述日記。似乎責怪蔣心襟窄狹，中共在平型關勇殲暴日後，蔣仍無任何對中共推心置腹的信用」。黃被認為是尊蔣「反共」的。事實的真相如此令人吃驚！中共的所作所為，比最「反共」的文人，往最壞的方面想，所能想像出來的還要離譜。

蔣當時的處境，比最尊蔣的學者，往最諒解方面想所能想像出來的還要艱難。從「九一八」到「七七」是蔣對中國貢獻最大的時期。蔣苦苦思索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他看到中共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後，武器損失嚴重，極欲從蘇聯取得武器，立即順勢誘導，勸說中共並給中共靠近外蒙的綏遠五個縣做為據點。這樣既可避免中共以打通國際線為由而挑起的內戰，又可讓中共引發日本與蘇聯衝突，從而不再為害我國。但中共要用中國人的鮮血保衛他們的「共產主義祖國──蘇聯」拒絕蔣的勸告。

本文有關資料取自

《西安事變新探》 楊奎松 著
《細說西安事變》 王禹廷 著
《張學良與蘇聯秘密會唔》 焦績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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