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的新神話 中產階級的興起能夠促進中國的民主化

近幾年有一個在海內外被熱烈討論的話題：即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正在壯大，這個龐大的新興階級將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還有一個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權威研究報告則乾脆稱中國已經形成了「洋蔥頭結構」，所謂「洋蔥頭結構」就是「兩頭大、中間小」，與「橄欖形」、「菱形」等同義，指的是一個由中產階級佔人口大多數的社會結構，今天歐美發達國家均屬於這種橄欖型社會結構。

中國官方學者論證這個問題當然不是為了論證中產階級本身，而是為了論證中國正在進步，正在向西方民主國家靠攏。而海外中國研究圈相信這一點，除了部分人可能不瞭解中國情況之外，更多地是為了撫慰自己的良心，表明自己讚美中國、親近中國政府是有道理的。這就如同最近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之後，儘管白皮書已明確聲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與西式民主完全不一樣，中國每天發生的現實也表明中國目前人民缺乏政治權利與人權，但許多海外學者與觀察家們還是要努力以此證明「中國正在民主化」。

一、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到底有多少？

有關中產階級的爭論首先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即中國現在到底有多少中產階級？

這裡先介紹幾個流行的研究結果：

筆者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2000年）一文中，指出劃分階層的標準是按照兩條，即經濟收入、職業的社會聲望。按照《中國統計年鑑》中各職業從業人員數量與各階層的收入水平，可以推算出中上層佔中國總人口的4％，中層佔總人口的11％。底層（69％）與邊緣化人口佔總人比例83％左右。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發布的《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和預測》認為，確定一個人是否是中產階層有四條標準：一是職業；二是收入；三是消費及生活方式；四是主觀認同（社會學研究中可以表述為「階層群體意識」）。這個報告羅列的標準雖然有四條，但第三條「消費及生活方式」取決於經濟收入，而「主觀認同」歸根結底也是由經濟收入及職業聲望所決定。所以核心標準其實還是經濟收入與職業聲望這兩條。

該報告的研究結論是：「中間階層人群數量大量增加，已經佔總體人口的15％左右。」這一比例與筆者文章中估計的數字比例差不多。

最樂觀的是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的一項測算。這項測算認為，2002年中國達到中等收入階層標準的家庭為5,000萬個，家庭平均年收入為7.5萬元，家庭平均擁有31萬元資產。而到2010年，以上數字均將翻番，即達到標準的家庭總數達1億個，戶均收入為15萬元，戶均擁有資產達62萬元。

如果按每家平均四口計算，5,000萬個中產家庭也就2億人，不到中國總人口的18％。比巴黎百富勤公司走得更遠的是著名的美林公司，該公司預測說，未來10年內，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將達到3.5億，但美林公司的預測遭到中國網民的嘲笑，認為不真實。

更為樂觀的一個預測是：有人計算，若從現在開始，中國中產階級人數每年增加一個1%，那麼，到2020年左右，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就可以佔總人口的38%。 38%將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平衡點，達到這樣一個平衡點，中國社會就穩定了──有關15年之後預測可以存而不論。

二、攪渾水，用職業群體劃分代替階層分化

近兩年，中國官方賣力推廣一項社會分層研究報告，即社科院專家陸學藝和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前年發表的《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標準」，將當代中國劃分為10大社會階層。10大社會階層分別是： 1、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 2、經理人員階層： 3、私營企業主階層: 4、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5、辦事人員階層： 6、個體工商戶階層： 7、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 8、產業工人階層： 9、農業勞動者階層： 10、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這份報告最大的問題在於用單純的職業劃分取代了階層劃分，忽視了每一職業當中既有經濟收入的巨大差距，在科層組織中地位也有天壤之別。比如同列於「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有胡錦濤等國家領導人及省、地區、市各級官員，也有科員、科長之類的小公務員，這些人的經濟收入與社會聲望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還有一些文章提到的中產階級的十大標誌之類，純屬搞笑版，比如說要有豐富的夜生活，包括去夜總會、打麻將、商務談判與聽音樂會等在內；要有外國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國呆過三年以上；對一些時髦的文化不感興趣，但對於古老文化非常感興趣，特別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識。熟知各種禮儀，風格是美式的，但心裏崇拜歐洲；談話中經常夾雜外語單詞，如此等等。

三、中國仍是底層社會成員數量龐大的金字塔社會結構

確認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標準不能脫離這個國家的實際發展水平，但也不能隨心所欲，為獲得一個較好的外部形象，隨意將標準拔高或降低。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直到200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國家的14％強。這種情況下，中國是不可能出現所謂洋蔥頭社會結構的。依中國實際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水平，再考慮購買力平價因素，界定中國中產階級的收入標準應該是人均年收入在1萬至5萬美元左右，也就是8萬至40萬人民幣左右。只有具備這樣的收入水平，中國的中產階級或許才能夠具有「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才能夠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質量」，才能夠符合有關中產階級的一條條硬性或軟性的定義，否則的話，中產階級就只能是「脫貧」或「溫飽」的另一個代名詞。

目前，在中國城市化程度不高，藍領遠遠多於白領，基尼係數遠遠高於西方的0.3，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形成一個數量足夠大的中產階級的。本人認為，綜合所有指標分析，中國的中產階級（包括中上層在內），中國目前的中產階級人數在總人口的15％－16％之間。而清華大學教授李強今年新做的一項研究──這一研究根據2003年一項抽樣調查資料，他將中國的城市階層結構定義為金字塔結構，城市底層人數比例共計55.3%，中層共佔26.5%，高地位群體組佔18.2%。但農村則呈倒丁字形社會結構，相比之下上面農村社會有96.7%處於底層，即倒丁字的那一橫。

至今為止，這是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所做的最好的一項研究。

四、中產階級為什麼會被假定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力量？

其實，中產階級的數量的多少並不是他們能夠促進中國民主化的關鍵原因，因為中產階級數量再多，只要他們處於無權狀態，不能自由結社，並通過結社形成社會壓力集團，就等於沒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能力，連如何保證自身權利都沒有可靠途徑，更談不上促進中國的民主化。

假定新興中產階級將成為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的論點來自於兩個假設：

第一，中產階級是穩定社會秩序的主流力量。學者們通常這樣解析，首先，中產階級的形成標誌著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徹底解體，是推動社會結構由金字塔結構向橄欖形結構轉型的結構性因素。其次，中產階級是介於社會高層與底層之間的緩衝層，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政治因素。第三，中產階級最希望社會穩定，在社會中代表著溫和的、保守的意識形態，當其佔據主導地位時，就成為社會穩定的思想保障。第二、三兩點可以通俗表述為：窮人多了社會不安定，當中產階級弱小無力並且組織很差時，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兩派，由於窮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敵人，兩者之間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這就會導致社會不穩定。第四，與低收入階層不同，中產階級的收入穩定並呈現剛性特徵，邊際消費傾向明顯，能有效地促進國內需求的穩定增長，因而是社會穩定的基本經濟因素。我自己也持這種看法。

第二，中國學者往往喜歡從英國的「光榮革命」這一段歷史經驗出發解釋中產階級的積極作用。認為當年英國君主立憲的光榮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完全得益於新興資產階級的力量。所以他們假設中國的中產階級一旦強大起來，將為本階層爭取利益，迫使當權者政治讓步，實行民主政治。

上面這些論述都言之成理，但上述假定沒談到兩個假定的邏輯前提，第一，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有沒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能力？換言之，即中產階級（亦可以擴展到一般民眾）的結社權利在中國是否得到保障？第二，中國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到底如何？

五、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存在的可能

我在美國生活了幾年，感覺到一點：美國社會的穩定不僅有賴於中產階級數量的龐大與穩定，更重要的是社會各階層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與管道，即使是窮人也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觀點，爭取和保護自己的利益。

恐怕再願意為中國政治辯護的人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那就是佔中國人口80％以上的社會底層（窮人）沒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與管道，中國上訪制度與北京上訪村的存在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證明。

那麼，中國的中產階級有表達自己意見的管道與權利沒有？答案是沒有，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方面，他們與社會底層一樣，沒有任何制度化的管道。如果硬要說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能力，那就是部分人可以在報刊雜誌上寫點不涉及政治、溫和批評社會現象的雜文──為什麼全世界只有中國人那麼酷愛雜文，恐怕與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有關，雜文產生於專制社會，用於諷議時政。

說中國的中產階級沒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制度化管道，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允許民間結社。

要說中國沒有非政府組織，那也不對。因為按照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提供的不完全統計，今天中國所有的NGO約為300萬個左右，但除了少部分專業技術團體、民間公益、環保、慈善救助、災難救助組織，以及各種外國在華開展公益活動的協會、商會、基金會之外，絕大部分是由政府財政供養的官方組織（均號稱「非政府組織」），如婦聯、殘聯、各種與官方單位挂靠的行業協會等等。這些以民間團體名義出現但由政府財政供養的所謂黨領導下的群眾團體，本身就與NGO的定義矛盾，因為NGO的核心標誌是「獨立於政府之外，不以營利為目的自願者組織」。除此之外，中國政府也允許大量純粹屬於消閒性質的同好協會，比如釣魚協會、橋牌協會，茶協會、民間剪紙協會、陶瓷協會、園藝協會等存在，但這類組織只是供少數專業人士切磋技藝，消磨時光的場所。而中國此時此刻最需要的、供某行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維護本身權益的民間組織，在中國恰好被懸為厲禁。而中國知識界人士在發言及參與社會活動時用以自律的兩條標準一是不結社；二是不參與任何工人、農民的組織性活動，擔心的就是觸犯政府。

而作為中產階級成員的個體，如果沒有代表所屬職業群體的民間組織做為維權的制度性管道，面對政府就非常軟弱無力，等於一盤散沙。

六、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到底如何？

政府是否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提供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是「外部因素」，而中國中產階級與現存體制的關係則決定了他們對現存政治秩序的態度。

可以說，中國中產階級是現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中產階層的主體仍然是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他們既是現存政治體制的維護者，又是這一體制的受益者；教育行業尤其是高等院校目前正是教育產業化最大的受益者；醫療衛生行業亦是醫療市場化的受益者；而私營企業主階層是中國學術界寄望最高的社會變革力量，但從他們的存在、資本的積累以及發展壯大中所依賴的力量等各方面來看，他們與政治精英之間是種利益共生關係，他們的發財致富，與其說是通過市場競爭贏來的，還不如是官員們施舍的結果，因為官員們手中掌握的資源配置權力，使官員本身變成了「可以造就國王的人」。至於外資企業工作的白領與高科技精英們，他們的價值取向是「去政治化」，以追求小資情調為樂。因此，與其說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的主流是希望民主化變革，還不如他們希望穩定。

而中國最近頒布的《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已經充分說明，中國政府滿足於目前這種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政治，對西方民主政治持排斥態度。所以對那些對中國政治民主化前景持樂觀態度的人來說，今後的問題應該不是「中產階級能夠促進中國實現西方式民主政治」，而是確定自己應該接受還是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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