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落後是所有華人的公恥

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國，素以仁德、兼愛、普遍和諧為價值取向。但在近代社會，閉門鎖國，妄自尊大，拒絕工業文明而使國人淪為「東亞病夫」的命運，令歷代仁人志士為之痛心疾首。今日中國，面對電腦加談判的全球化世界，儘管在經濟上有所發展，但由於拒絕現代化的民主制度變革，強制人民接受唯我獨尊、一言天下的政治模式，而不能使人人享有思想、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甚至不給人民以「知情權」，已經使中華民族淪為四肢發達、精神衰弱的東亞「政治病夫」，無法與現代世界文明人比肩。中國政府在國際人權會議上常常遭到譴責；中國領導人所到之處抗議之聲不絕於耳；「6．4」之後的中國，一度曾遭到國際文明社會的廣泛抵制與制裁。甚至又在今年的國際人權紀念日前，再次發生廣東汕尾市東洲血案，令所有中國人怒髮衝冠。長期以來，我們諸多知識份子被迫遠遁他鄉；大批留學生滯外不歸；更有眾多的異議人士流亡海外，接受他國政府庇護。真可謂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然而，中國的政客卻在掩耳盜鈴，聲稱中國人民享有的人權只是填飽肚皮和發展經濟，實為世界公論所鄙視。

為什麼西方人敢思想的，中國人就不敢思想？為什麼西方人能知道的，中國人就不能知道？為什麼西方人可以說的，中國人就不可說？為什麼西方人能結社、組黨、選擇總統、監督政府，而中國人就不能？為什麼國際人權法所保護的現代人所普遍享有的各項公民政治權利，中國人卻不能享有？堂堂華夏兒女什麼時候比外人矮了許多？難道僅僅是中華文化作祟？那麼為什麼臺灣人民可以享有更多的政治權利與自由、而大陸人卻如此悲慘而無助？

我們所謂的「工人領導階級」，正在承受著所謂「改革」轉嫁給他們的經濟風險，大批工人失業、下崗，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無法自保，竟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和遊行示威。廣大農民深受土地侵擾，雜捐苛稅盤剝，不堪重負而怨聲載道，竟被禁止集體上訪、公開抗議。所有知識份子不能自由思想、撰寫、出版不同政見的學術著作。教育領域更是充滿著文化暴力，強制灌輸「愛黨就是愛國」的偽真理和「唱支山歌給黨聽」，「只有跟我走才有前途」的利祿思想，並由此而塑造了一大批太監心理的學生和功利色彩的政治弱智。甚至像北大這樣擁有百年自由與民主傳統的最高學府，其政治民主與自由創造精神也已窒息。新一代大學生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利弊得失，而不是社會責任。這種基於落後意識形態而導致的中國教育領域的文化暴力，是對當代中國社會進步、文明與創造活力的最大消解。中國壓制民主自由的政治現實如不改變，中華民族就不可能走向政治健康。這是中國人民至今不能昂首於世界文明之林的根結所在。

古代著名的「希波之戰」，希臘之所以勝利，雅典之所以選擇了民主制，給最有建樹的哲學家黑格爾以深刻的啟示：波斯扼殺民主與自由的專制制度並不能使人民在戰爭中勇敢、獻身和富有創造力；恰恰相反，公民權利得到充分尊重的希臘民主制，人民卻甘於犧牲自己來捍衛國家利益。而在1種「朕即國家」、「皇室利益高於一切」的落後政治制度中，人民如果不是被誤導，是絕不可能為剝奪他們權益的國家而獻身的。剛剛去世的傑出作家──「中國的良心」──劉賓雁，僅僅因發出了不同聲音，至死都不能魂歸故里，所謂胡溫新政的「和諧社會」又在哪裡？

我們也講「和諧社會」。但究竟什麼是「和諧社會」的本質？所謂「和」，乃「禾」與「口」的結合，是要人人有飯吃的平等與富裕；所謂「諧」，又是「言」與「皆」的結合，是指所有人都有發言權。這才是新文明變革所倡導的「全民和解、共同妥協，民主無類、雙勝都贏」的和諧社會。而如今的所謂「和諧社會」，僅僅是要維護既得利益者的社會安定，實質上卻是在閹割「大家都有平等的發言權」的「和諧社會」精髓。

今天，大陸落後的政治制度，是所有「龍的傳人」的公恥。因此，海內、外所有中國人都應不分黨派、信仰與地域，摒棄私見，團結在「民主無類」的旗幟下，不為「五斗米折腰」，共同為雪洗我們的政治國恥、促進人權發展、推動中國的政治民主現代化、建構真正的「和諧社會」而竭心盡力！

中國落後的政治現實一天不變革，中國人民就一天不能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真正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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