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農民的火藥桶將炸 市民如何免難？

讀大紀元記者對高智晟的追訪之九得知，山西農民對中共有多恨：
現在的警察只要去農村，老百姓會打得他們頭破血流，車子都不讓他們進入，燒掉他們車子，前幾天警察被一個村的村委領進村還給石頭給打出去了。

山西農民秦應泉所在地政法委的人到他們村裝模作樣「訪貧問苦」，老百姓去了一百多用塑料袋蒙面的人，每人左骼臂上紮著白色的羊肚子手巾，拿著棍棒和石頭打得他們狼狽不堪，最後叫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半夜把他們接走。
山西呂梁地區去年招待所賓館的地下室被農民把整個樓房地上放了幾十噸炸藥，準備在當地中共領導開會的時候引爆。

據說山西離石有一個人振臂一呼就可以動員起幾萬人暴力反抗中共。

今年山西火災事故非常多，就是農民在發泄不滿，人民在發泄不滿……
高智晟告訴記者：在山西凡是他和馬文都走過的地方，讓中國人拋棄反動的獨裁統治，拋棄中共，已經無須任何人去做心理的動員，一開始和人們溝通，人們總是急切的問要「如何、如何拋棄這樣的政府」。儘管高智晟一再給他們講，不能用暴力，而凡他們走過的農村地方，「看到人們所有的心理準備都是準備用暴力來埋葬中共……都是在等機會」。一聽到高智晟說「必須結束獨裁反動統治，這些人的眼睛閃閃發光」，顯露出很危險的「暴力的傾向」。

高智晟由此感覺到「整個中國民族現在真正的就坐在火藥桶上」，人們渴望「用暴力來埋葬中共」，不惜用生命為代價來「結束共產黨的狗命」。
高智晟在極度的憂患之中，對這個「火藥桶」的概述未必準確，但說農民對中共的殘暴統治已經「水火不相容」，這種感覺應該是對的。讓我看，未必整個中華民族都坐在火藥桶上，但說中共正坐在北方農民的火藥桶上，大體上沒錯。

二、難舍自我，文化市民成為農民火藥桶的蓋子。

現在的問題是，得讓中華大陸各地城市的市民知道這個危機，站出來化解。
中共當然早就知道它所面臨的危機和最終結局。但它的邪靈•邪魔凶獸本質注定它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善解這一危機。共產黨在正式成立之前半個世紀，在還是思想幽靈的時候，就敵視道德－－反一切家庭、社會的文明。較之蘇東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更強化領導權和生存權的合二為一，更是以善為敵－－反所有家庭、社會的和諧，以黨性反人性，以階級鬥爭貶抑善性。所以才有江澤民時代在老人黨們都煉法輪功的情況下，在亡黨亡國的恫嚇下強行啟動對法輪功的鎮壓，拒絕放棄對中國人進行邪惡的鬥爭、革命、專政等思想教化，自己封堵了它轉型為中國國民黨、美國共和黨之類的政黨，堅持將以「鬥爭、革命、專政」為核心的邪教進行到底。如此中共所造罪孽比蘇共、東共更嚴重，惟有在迫害法輪功問題上把人類變異人性、佛性而生的獸性、魔性推到極致，故而竟然能製造出以蘇家屯秘密集中營為代表的、注定要遭天殺的36個人間地獄•魔窟。

如此中共邪靈如此罪孽邪教絕不可能像蘇共、東共那樣消融在自由民主的社會和國家裡，必定要在天界徹底銷毀、在人間徹底清算，這不是以愚善的中共奴民、弱善的識字精英的情感和意志為轉移的。任何在中共公然挑戰天地和人類之共享的真、善、忍大法並被揭露邪靈本質、邪教本性、邪魔真像、流氓特性之後還企圖親共、救共、容共之人，神和人都不可能答應的。即使這樣的人看起來還很好，卻在法輪功替中華民族承受了類似羅馬時代基督徒揹負了十字架苦難之後，對這些修煉者不畏邪惡魔難、堅守做好人的聖潔情懷沒有敬意，對這些聖徒們主觀上為救人（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市民）、客觀上卻為中共邪靈被銷毀、組織被解體之後出現的公民社會、自由人權、民主政治開拓了道路的「傳九退三」活動，不予響應、甚至莫名地敵視，客觀上成為中共酷刑迫害法輪功的共謀，成為36個人間地獄•魔窟解剖修煉人的活體器官和焚屍毀跡等深重罪孽的默許者。

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市民，是讀書人是識字分子或所謂精英，他們擁有電腦、手機，甚至有突破網路封鎖去海外網站獲取法輪功詳盡的受迫害真相的工具或能力，他們是最早得到傳九揭邪、促三救人的資訊的人，甚至可以比唐子更早好幾個月加入這個爭人權•反迫害和解體中共•復興中華的活動，但他們或旁觀或嘲諷，沒有參與更沒推廣。人人皆有的魔性－－自私自利、欺軟怕硬、忌妒心、顯示心等－－在這個好與壞、善與惡、正與邪的對決的時候違背自己內在的佛性強烈地表現出來。他們放不下中共強行灌輸給他們心智裡的無神論、進化論觀念學說，放不下自己認識的那一套沒有宗教文化或道德信仰支持的思想成見，放不下在法輪功面前由於對氣功的態度而形成的傲慢和偏見。這三個心中的放不下，加上身體上放不下的比農民好的物質利益和現實生活，他們有意無意地跟鄉村農民對立起來－－引領注定永遠失敗的試圖改造中共邪教為政黨的非暴力合作運動，農民對前途無望滋生出對中共製度的暴力仇恨心理－－成為農民火藥桶的蓋子。

三、放下自我，文化市民與鄉村農民合作爭人權。

高智晟親密接觸陝西榆林民營石油業主和山西離石農民之後，對暴力讓仇恨的種子破土而出的憂慮：「人們所有的心理準備都是準備用暴力來埋葬中共」，「我覺得暴力幾乎是許許多多人血液當中的東西，是深入骨髓的東西……是一種很成熟文化的東西。」高智晟大智大勇地超越大陸維（奴）權的非暴力合作，苦口婆心地勸這些一想暴力反抗中共就「眼睛閃閃發光」農民進行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的設想可能還在老高的思想裡孕育，但系統化和理論化並非其擅長）。

相比高智晟，劉曉波先生在中華自由主義運動史上無疑具有更久的資歷，也的確具有很強的理論思維能力，然而其人本主義的自由思想或曰人本型自由抗爭策略，對中共揭暴政避邪惡。近日裡劉先生在其《一點突破 滿盤皆活》，側重論證了「以爭取言論自由為突破口」以謀取「自由中國」的思想。談的是爭人權，卻沿用了民間用慣了的維奴權概念，故而基本上屬於學人爭自由人權的「知行合一」思想闡述，對於真正走進了民間爭人權運動的高智晟以及追隨他的市民和農民基本上沒有指導性。高智晟放下了自我，劉曉波未能放下，敲鑼的沒有鼓。

所以當高智晟跟馬文都談及他的「人神分工」的思想時，我體會到了一種知其不可為而望神的謙卑和先行者的孤獨的無奈的兩種感受的混合。我更擔心一旦非暴力抗爭由於市民被中共邪靈之惡迫、魔惑所制而總體缺席時，農民的火藥桶真的炸了。那時候中共肯定是被炸沒了，但暴力的衝突中農民和市民可能都會死人慘重，也許陝西劉伯溫碑載所測「貧者一萬留一千，富者一萬留二三」之慘景就會出現。這是中國人今天一定要洞見並盡人事而提前預防的啊。當然還要神助。

其實劉曉波的「以爭取言論自由為突破口」以謀取「自由中國」的思想，真的可以指導高智晟律師的倡導的絕食接力活動和目前在外地的講真相活動，卻需要眾多學子型市民（包括老劉）放下自我，走出書齋和熟路，去和民間真正融合。

四、言論自由，從全民使用人民幣滅黨鈔以去除恐共心理開始。

言論自由在中共國的取得，離開揭邪棄黨的講真相和離邪教的行動，再100年也別想。當然，中共也不可能再統治中國100年了，就是再統治5年，那等待中華和世界的都必定是軍刀現代化計畫執行的結果－－中華沒了，世界原始。然而，神的確也做了他的事，那就是點化中國人民制、傳人民幣滅黨（救人）鈔。

言論自由在中共國已不是一個理論闡述和學者啟蒙的問題，僅僅就是一個去掉恐共心理的實踐問題。各人都全憑各自的生存智慧在對中共俯首稱臣（奴）之前提下取得一些不能全民共享的「自由」特權，中國人還是沒有自由。中華大陸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全民去掉恐共心理的簡單可行的共同行動。制、傳人民幣滅黨鈔，就可以達成如此功效，不需要統一思想，只須去用特製的人民幣就可以了。

關於人民幣滅黨鈔可以迅速瓦解中共網路和媒體封鎖使傳九評、促三退的活動公開化，我在《如果袁寶璟用5億張人民幣傳九促三……》文章裡已有闡述。本文不再細說人民幣滅黨鈔的具體製作和可能起到的歷史作用。我只想指出：如果所有打算從經濟上支持高智晟的市民，請把你打算捐贈的錢製成印有傳九揭邪•促三棄教的滅黨鈔，通過各種方式或者經由法輪功學員或鄉村農民使用出去，市民和農民便有了簡單且統一的非暴力解體中共的行動。農民由於可以看見中共被拋棄的希望便不再企圖用暴力泄憤，市民由於敢於公開談論和參與「傳九促三」活動便去掉了恐共心理並真切地有了全民爭得的、共享的言論自由的開始。劉曉波關於「以爭取言論自由為突破口」以謀取「自由中國」的思想才有真切的起步。

結語：爭取共享的言論自由，全民非暴力地拋棄中共。

這便需要市民與農民有合作棄共的態度－－全民與中共的非暴力不合作。
儘管如此，依然還會有相當多的人由於被中共從小到大灌輸的邪惡的文化教育的毒害，對共產黨的怨愛式幻想、對法輪功莫名的忌恨、對安穩的奴民生活的戀戀不捨，邁不出三退興中華的腳步，天滅中共的大淘汰依然免不了，還可能有相當多的人糊里糊塗的死去。但由於傳九退三人人知道，所有人都有了公平抉擇的機會。這對鄉村的農民和城市非電腦一族的市民也比較公正，使他們不至於成為城市裡識字精英私心和怕心堅守不能被共享的「罵共」特權的犧牲品。

農民的火藥桶將因為文化市民的蓋子被拋開，中共雷管被除掉，也就避免了因中共邪惡而與市民同歸於盡的災禍，進而中華民族的整體性滅絕得以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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