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稿】良心記者們的自由（中）

在2003年薩斯全面爆發之後，如果沒有蔣彥永醫生對海外媒體的投書曝光，不知每天還有幾百萬的外國遊客到中國非典疫情嚴重的地方旅遊，再把病菌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裡。然而，且不說蔣彥永日後以古稀之年依舊被抓，且看當時中共媒體上，每日公布患病、疑似病例和痊癒出院人數，令人感到十分透明真實；《同一首歌》到薩斯定點的小湯山醫院裡又唱又跳，新的歌曲、小品出臺，天天都報導一車一車的醫生護士自願進入一線搶救等，一派全民抗擊的振奮狀態。當電視上播出溫家寶總理到北京亞運村的一個超市時，無論廣播員如何配音講解，在畫面上，除了溫總理之外，所有人都面帶10幾層的防病毒口罩。這場災難給中國人帶來的痛苦、恐懼和對全人類健康的威脅，有誰見過中共也詳細的報導過呢？

在松花江污染事故中，100噸可致癌物質使上千萬人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脅，多國的自然生態受到無法挽回的破壞，但由於政府干涉記者的調查及報導，同時官方媒體大量發布正面消息，如：人民感謝黨和政府，俄羅斯感謝中國，聯合國讚揚中國政府等。使得中共控制下的媒體在國際間成為笑柄，使全世界為被中共劫持了的國人所憂心。

在香港50萬人大遊行，抗議23條立法時，大陸嚴密封鎖消息，甚至在鳳凰衛視的報導中，根本看不到大遊行圖片，在大陸媒體上只有香港同胞如何支持立法等新聞，但最後此立法因港人強烈反對而被迫擱置，卻不見在大陸再做報導。連當時的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及香港50萬人大遊行時，也回答說「不知道」。公民示威遊行是表達民意，大陸民眾若看到同胞竟然如此捍衛自己的權力後，基本人權和民主的意識會被喚醒，將去維護自由與尊嚴，這是中共不願看到的。

在3月初剛剛曝光的中共蘇家屯事件中，從2001年開始，中共在瀋陽蘇家屯秘密集中營內，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內臟器光出售，然後活體投入焚屍爐銷毀。在全世界四起的抗議譴責聲中，通訊業的監管們迅速無聲的將「蘇家屯」三個字列入網路和手機簡訊上的禁用詞，但官方輿論隻字不提，很多人們被蒙在鼓裡。

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於去年10月20日公布2005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在總共167個國家的評比中，中國政府排名倒數第9，北韓蟬聯新聞自由度最低國家。無國界記者表示，這些國家裡，新聞記者處境艱辛，政府或武裝團體讓媒體無法自由運作，新聞記者甚至只是傳達政府宣傳的工具。

手法分析

可是，現在中國人不僅不覺得自己沒有許多自由，還覺得自己的自由比原來壓多了，這是為什麼呢？

有人說，在網路時代，任何政權都阻擋不了自由的通訊。時代和科學的發展，促成了天涯海角的人們，只需動動手指，使用破網軟體，就可衝破封鎖，互通信息。這使為求生機打開國門的中共無法如同北韓一樣完完全全的掌控媒體，這使得中國民眾受益，而這不是中共自發的動作。

同時，經濟利益的驅使，使各種報刊雜誌花樣翻新，如雨後春筍一般。儘管2005年，據中共宣傳部長劉雲山透露，中宣部一年中封殺了七十九家報刊，但這幾百份令讀者眼花繚亂的刊物起到了稀釋作用，誰也不會覺得少幾本雜質會多刺眼，甚至根本察覺不到。

這些都是外部原因，而中共控制媒體的方法，那駕馭行政、法律、金錢、輿論和警察等一切手段，控制新聞自由的方法，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國人受矇蔽多年，形成了它所特定教育出的思維而不察覺。

以下試分析兩例：

一：方法與時俱進：在政治為主的年代，只需給誰扣上政治帽子，就足以開始專政。原《人民日報》總編鄧拓，就是因為被認為不緊跟黨，起初遭罷官，到了文革更是被迫自殺。

在當代，中共運用的手段精巧而不留痕跡。《華盛頓郵報》曾登載香港南華早報前任北京分社主任貝克的文章：「促使南華早報轉向、支持北京立場的過程是一步一步進行的。首先由在中國大陸有重大投資的郭鶴年取得所有權，接著撤換獨立思考的編輯芬比和特稿編輯安德森，然後又由中共訓練出的一名編輯取代中國新聞編輯、著名的中國觀察家林和立，隨後又有其他人遭到免職。其他編輯有些人受到奉承而被收服，有些記者則受到賄賂或威脅而被擺平。中共官員甚至曾為一名記者的情婦償還債務」。（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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