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原罪的共產黨（3）

黨內民主＋行政改革」？別自欺欺人啦！

只要「黨」前還保留著「共產」 ，改革就是枉淡！

一、能否政治變革，取決於出現一位有氣象的人物如劉光武、王安石、曾國藩、康有為、孫文、戈爾巴喬夫、趙紫陽。胡錦濤團隊有這種氣像嗎？有這種有氣象的人物嗎？

《華爾街日報》說吳儀是「一位強硬的談判專家」，那麼就應該清楚：吳儀僅能被用為將，不是領軍人物。她可以被當作車、馬、炮，拿去完成某項別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務，卻不能確立時代的方向，這不只是說她的職位，也包括她個人才能，她不是帥才。從她身上我們看到的不是氣象，而是幹練、智巧和咄咄逼人，僅此而已。無論從中共的建制還是個人才力上考察，吳儀都領不了軍。不能用她說的話來判斷中國的政治走向。

政治改革之路沒有！

中國需要的也不是鐵娘子，而是博厚載物，春風化雨式人物。是讓人一觸就感到不凡氣象，既超然又浩然虎虎逼人。已故紫陽老人有一句感嘆：「做了總書記，更感自己不是戰略家」。鐵娘子就是鐵娘子，「鐵」這種東西無非是硬、韌、主見、果決、負責任，從鐵裡尋不到戰略家，戰略家的要義是知所進退，敢於破又勇於立，任何時代、任何民族的戰略家所自覺承擔的責任都只對人，是生靈而非理念虛名。江、胡兩代政權裡找不到這種人物。他們喊改革是實際危機的逼迫，因有腿卻無下腳的路，他們是為落腳製造口號，把口號用為舉步的依憑。騙騙自己、欺欺民眾。但改革並不是編口號，而是對著阻礙社會前進的瓶頸。那釀造矛盾、發酵危機、阻得社會發展的瓶頸到底是什麼呢，你得知道它，反映它，而後才能克服它。它是什麼，在哪裡都還摸不著腦門，又談什麼改革它。

從毛澤東歸陰，共產黨就喊改革，改來革去不是矛盾更普遍，危機更深重了嗎？何哉？因共產主義是改革不得的，對它只可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其實，可以被改革的必須後天裡外力加上去的錯誤。而中國社會的危機是這個社會的制度從始原上帶有的罪惡－－共產做為主張所涵的就是罪惡。共產是原罪的制度，不可能被改革！

在一個有氣象的領袖主導下，吳議可以被委派去佔領制高點，為形成中的新觀念開山劈道，立大功。在一個遇事無主張，敷衍渡日，八面融圓的碌碌庸輩手裡，吳儀也能去完成別人所完不成的任務，但她不足以推動社會前進。吳儀至多充充關羽、張飛、趙子龍，不是預見大勢、規劃未來的諸葛亮。就別指望她說幾句話中國就會發生奇蹟，那是沒有門的！

要想見到改革的奇蹟，不能缺少的條件是－－氣像人物的出現。氣像人物的首要素質是：他知道什麼是「該」，又知怎麼去「應」這個「該」。有敏銳的嗅覺，能隨時隨地地感應時代脈博，準確地把握醞釀中的觀念，知將興者又知將亡者，有把正形成中的新觀念提升為普遍觀念的勇氣和自信。共黨高層裡沒有這種人物。當然我們也應看到：溫家寶是有些博厚載物的品質，但他缺少觀念上的訓練，沒有破立氣概，可鞠躬盡粹，卻不具有炸毀他所在的這個官方腫瘤的果決，他不是重建官方社會的大智慧，或許與他的職份有關，不敢妄斷。其他如胡錦濤等，全是貧夫、鳥雀。高層不是有無改革氣度的問題，而是根本就沒有一個成熟政治人物的問題，這批人從「才」到「學」統統是些酒袋飯囊，聲色犬馬，又能何為？

因此我們需專門來談淡氣象。在下照抄大師談氣象的兩篇文章：

第一篇：蔡先生的人格氣象

「一個人，於其在客觀方面的成就之外，其一舉一動，聲音笑貌，亦可以表現一種價值。舊日謂之氣象或氣概，亦謂風度和氣度。「誠於中，形於外。」一個人如果有一種偉大的人格，他亦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象或氣度。用近來常用的一個名詞，他有一仲「人格美」。

大致說：偉大的人格，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舊日所謂君子，一種是舊日所謂名士、英雄、豪傑。晉朝人常說及名教與自然人格的對立，其一部分的意思，亦是想分別這兩種人格。君子守名教，名士英雄尚自然。我們常聽人說：「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真風流。」這都是就英雄名士之崇尚自然，率任天真說。

所謂名教有時亦稱禮法。所謂名教或禮法，不是指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名教禮法。任何時代，都有其時代的名教禮法，任何一種社會，都有其社會的名教禮法。……用現代話說，任何時代都有守紀律與浪漫的人，都有君子與名士英雄兩種人物。這兩種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氣象也不同。

在舊日典籍中，記述人的氣象有兩部書。一部是《論語》，一部是《世說心語》。《論語》記述孔子一個人的氣象，其氣象是所謂君子氣象。《世說新語》記述魏晉時代一時代人的氣象，其氣象多是所謂名士英雄的氣象。

什麼都有假的，有假君子，亦有假名士、假英雄。假君子不是君子，是鄉願，假名士不是名士，是無行文人。假英雄不是英雄，是流氓無賴。……

說到君子這個名詞，蔡先生（元培）可以當之無愧。《論語》說：子貢以溫、良、恭、儉、讓五個字形容孔子。朱子注說：「溫，和厚也。」真德秀說「只和之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只厚之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溫之義，必兼二字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批說：「易直也。」又說：「易有坦易之義。」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奸詐險陂的心，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恭」，朱子注說：「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讓也。」真修德說：「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己及人。」凡與蔡先生接觸過的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氣象，確實可以此五個字形容之。

說到「君子」，有些人以為君子的行為多是虛偽造作，無真性情。這「以為」是錯誤的。孔子最注重「直」，最壓惡「巧言令色」。上文所謂易直，就表示君子亦是率真的。不過他是發乎情，止乎禮。所謂止乎禮就是止於紀律的範圍之內。所以它與名士英雄的「不羈」，又有不同。

據蔣夢麟先生說，有一次北大學生向蔡先生要求免收講議費，爭辯過久，蔡先生怒極，舉拳向一位說話最多的學生說：「來我同你決鬥。」用近來有些人所提倡的行為標準說，這可以說是敢怒」。

有些人又以為，所謂君子，大概就是遇事毫無主張，隨人轉移。這「以為」也是錯誤的。遇事敷衍，八面圓融的人，是鄉願，不是君子。君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禮記．儒行》說：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他「不億詐，不億不信」，所以可欺以其方，但是「身可危，而志不可奪」，所以，「難枉以其非道」。君子不是遇事沒有主張，但其主張是經過「再思」然後決定的。不是如名士英雄多憑直覺。

蔡先生之待人，有時我們覺得他過於寬。尤其在晚年的時侯，我們見他替人寫書籤，作書序，任名義董事，寫介紹信，彷彿有求必應。這些事有些是不值得他這樣做的。這就是「可欺以其方」。他早日溫、良、恭、儉、讓似乎是個好好先生，「粥粥若無能」。但遇到重要的事，他的主張，是非常堅決的。他的主張定了之後，不論什麼人不能使他改變。此所謂「難枉以非其道」。

又有些人以為所謂君子，必是規規於塵網絕墨之中，必不能如名士超然物外，蕭灑不群。這「以為」亦是錯誤的。孔子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有天下而不與」正表示君子與事為之中，而有超然物外之意。這並不是說，他於事為中，做事三心二意，身在巍闕，心在江湖。而是說，他做事是當為而為之，並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貴而為之。他雖可以在功名富貴場中，但功名富貴並不在他心裏。君子亦可以超然物外，但其超然物外，即在事為之中，他不必放棄了他在社會中的責任，然後才可以超然物外，這是他與名士不同之處。

蔡先生在民初做到部長，後來官做到院長。無論做多大的官，他總有有天下而不與的意思。這與他常常「難進易退」可以見之。

蔡先生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一個人，一個人成為名士英雄，大概由於「才」的成分多。一個人成為君子，大概由於「學」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養成的人格，由此方面說，我們可以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第二篇：《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

我於一九一五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國哲學門中當學生。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初到北大當校長。有一天，我在一個穿堂門的過道中走過，蔡先生不知道有什麼事也坐在過道中，我從這位新校長身邊走過，覺得他的藹然仁者、慈祥誠懇的氣象，使我心裏一陣舒服。我想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春風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風化雨之教，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麼言都有效。

一九一八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證明書，時間緊迫。照正常手續辦來不及了，我決定直接去見校長。校長室單獨在一個大院子中，我走進院門，院子中一片寂靜，校長室的門虛掩著，門前沒有一個保衛人員，也沒有服務人員，我推開門走進去，外間是一個大會客室兼會議室。通往裡間的門也虛掩著，門前沒有秘書，也沒有其他職員。我推開門進去，看見蔡先生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親切地問：「有什麼事嗎？」我把一封已經寫好的信遞過去，他看了信說：「這是好事，當然出證明書。」我說：「請校長批一下。」他提起筆批了幾個字，親切地交待說：「你拿著這個到文書科，叫他們開一個證明書。」我就退出來到文書科去了。我進去和退出這一段時間內沒有看見第二個人，當時我想，蔡先生以校長之尊，不要校長排場，也不擺校長架子。他一個人坐在校長室裡，仍然是一介寒儒，書生本色，辦事從容不迫，雖在事務之中，而有超乎事務，蕭然物外的氣象，這是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幾分鐘之內不但解決了我的問題，也把我引到了這個境界的大門口。

事後，有同學告訴我說，文書科的人說，你是越級，學校要有處置，我說，「蔡先生到北大是來辦教育，不是來做官。我是他的學生，不是他的下級，有什麼越級不越級的。」我一笑置之。當時大多數的學生及社會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並不是來做官的，當校長並不違反他的「三不主義」（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一九二二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長的資格到歐洲和美洲參觀調查，當時，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院學習。在紐約的北大同學會，聽說蔡先生要從倫敦到紐約，就組織了一個接待委員會，我也是委員之一。我們到紐約的碼頭上迎接蔡先生。只見他仍然是一介寒儒，書生本色，沒有帶秘書，也沒有帶隨從人員，那麼大年紀了，還是像一個老留學生，一個人獨往獨來。他不驚動駐紐約的中國領事，也不驚動駐華盛頓的中國使館的外交人員，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小旅館內，和同學們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務都由接待委員會經理。

有一個中國的中年教育工作者，當時也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她公開地說：「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學都很高傲，怎麼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學生了。」

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為蔡先生開了一個歡迎會，會場說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大教室內，到會的人很多，座無虛席蔡先生一進了會場的門，在座的人呼地一聲都站起來了，他們的動作是那樣的整齊，好像是聽到一聲口令。其實並沒有什麼口令，也沒有人想到要有什麼口令，他們每一個人都懷著自發的敬仰之心，不約而同地一起站起來了。蔡先生在發言中講了一個故事，說是一個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術，能點石成金。這個朋友對這個人說：我能點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點給你。這個人說：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個手指頭。全場哄然大笑。蔡先生接著說：「諸位同學到國外留學，學一門專業知識，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個手指頭，那就是科學方法。你們掌握了科學方法，將來回國後，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可以對中國做出貢獻。」蔡先生的慈祥誠懇的氣象和風趣的言語，使幾百個到會的人都高高興興地滿意而去。

我想他們是應該滿意的。他們也享受了一次春風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種精神境界的大門口，如果他們有足夠的自覺，他們也會這樣說。

後來我的學習深入了一步，對於這種精神境界的內容也逐漸有所認識，有所理解，有所體驗。我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一句成語把它總括起來，這句成語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我很欣賞宋朝道學家程明道的一首詩，詩說：「年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自豪雄。」這首詩的第一、二句是說他的生活狀況，第三、四句是說「道中庸」，第五、六句是說「極高明」，第七、八句是說到了這個地步就可以成為孟子所說的「大丈夫」。我認為，蔡先生的精神境界和氣象是和程明道相類似的。現代的人誰也沒有見過程明道，但是，他的學生們所形容的話是有記錄的，我是把這些記錄和我心目中的蔡先生相比較而說上邊那句話的，相信不會有大錯。

清朝末年，廢除了科舉，但到了民國初年科舉的餘毒還沒有清除。人們還是把當時的學堂的等級比附為科舉中的等級。人們把縣立的高等小學畢業生比附為秀才，把省立的高等學堂的畢業生比附為舉人，把京師大學堂的畢業生比附為進士。清末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就是北大的前身。我進北大的時候，北京的人還稱它為大學堂，當時北大的大部分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們，都還認為上北京大學就是要得到一個「進士出身」，為將來做官的正途。當時的北大學生都想著，來上學是為了混一個資格為將來做官做準備。北大無形中是一個官僚養成所。當時法科是一個熱門，因為人們認為上法科到做官是順理成章，文科是一個最冷的冷門，因為人們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幹什麼的。

蔡先生到北大首先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這個佈告一出來，在學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因為陳獨秀顯然不是一個準備做官的人。在陳獨秀身上，人們也逐漸瞭解文科是做什麼的了。

蔡先生在為文科換了新學長，又陸續聘請了全國在學術上有貢獻的知名學者，到北大開課，擔任教師，學生們覺得學校的學術空氣日新月異，也逐漸認識到大學是研究和傳授學術的地方。在大學中唯一的價值標準是學術，誰在學術上有貢獻，誰就受到尊敬。混資格準備做官的思想逐漸沒有了，新的學風樹立起來了。當時有一句口號：為學術而學術這個口號在解放後受到了批判。其實這一口號所反對的是為做官而學術，這在當時是切中時弊的。

照著這個價值標準，蔡先生在聘請教師的時候，不論一個人的政治派別和政治意見，只要他在某一個專業上有貢獻，有地位，就請他來開課，擔任教師，這就是所謂‘兼容並包」，這是眾所周知的，不必多說了。

兼容並包的另一方面，是對於老、中、青的兼容並包。蔡先生聘請教師，不論資排輩。所聘請的教師中有六七十歲老師宿儒，也有初露頭角的青年。在當時的教師中，大多數是青年，有些學生的歲數比有些教師還大。有一批教師是卯年生的，被稱兔子黨。在干支輪換的那一輪中，卯年生的人在一九一八年是二十七歲。

在這兩方面的兼容並包中，蔡先生把在當時全國的學術權威都儘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權威為北大的權威，於是北大就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其權威就是全國最高的權威。在北大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全國也出現了這種局面。

在蔡先生的領導下，北大的這種局面是有方向的，有主流的，那就是新文化運動。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先進的人們都承認要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之所長，以救亡圖存，但是，究竟什麼是西方之所長呢？則有不同的說法，政治上也出現了不同的派別。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經驗，到了民國初年，對於西方之所長才有比較全面和深人的認識，認為西方之所長雖有許多方面，但其根本，在於文化，其具體的內容是民主與科學。對於西方的摸索是摸到底了，話也說到家了，所需要的是照著這個線索努力創造中國新文化。這個努力就表現為新文化運動。

蔡先生到北大首先發表的是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明顯地支持了這個方向，確定了這個主流。這個佈告一發表學生們和社會上都明白了，有些話就不必說了，都不言而喻了。以後，蔡先生又陸續請來了當時致力於新文化的各方面的領導人物，如李大到、魯迅、胡適等，使他們聚集到北大，用北大的講壇發表言論，擴大影響，於是北大就不僅是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蔡先生是這個中心的主將。這位主將高舉新文化運動的大旗，領導著北大走在前邊，影響所及，全國響應。

蔡先生這位主將，在關鍵性的時刻也親自出馬，親自動筆寫文章。他回答林紓的長信和為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寫的長序，都是這一類文章的代表作。前者是批判舊的東西；後者是支持新生的事物。

這個運動像潮水一樣，一浪高過一浪，到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達到了一個高潮，人們現在都把五四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同義語，這是籠統的說法，詳細地說，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段落，若論新文化運動的起源應該從一九一七年初蔡先生到北大當校長那一天算起。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僅僅兩年多時間，蔡先生就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戰鬥堡壘。流風所及，使中國出了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的一代英才。用舊日的話說，他是中國的一代宗師，用現在的話說，他是中國現代的大教育家。

蔡先生的教育有兩大端，一個是春風化雨，一個是兼容並包。依我的經驗，兼容並包並不算難，春風化雨可真是太難了。春風化雨是從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發出來的作用。沒有那種精神境界，就不能發生那種作用，有了那種精神境界，就不能不發生那種作用，這是一點也不能矯揉造作，弄虛作假的。也有人矯揉造作，自以為裝得很像，其實，他越矯揉造作，人們就越看出他在弄虛作假。他越自以為很像，人們就越看著很不像。

蔡先生是中國近代的大教育家，這是人們所公認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個最字，因為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第二個像蔡先生那樣的大教育家。

蔡先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教育家。這句話並不是泛說，這是我從和他直接接觸的感受中所得的結論。

請求讀者的願諒，這種引文太長，我試了試，舍棄那裡都覺不行。想借這些引證讓讀者明白氣象究竟是種什麼東西。並以此來對比兩個人和一種文化。這兩個人一是吳儀，二是胡錦濤。看看他們哪一個身上能讓人看到蔡先生身上的這種氣象。連氣象都看不到又何談什麼改革？這對吳儀是不應求的。就算胡錦濤真想改革就能改得動嗎？須知，改革的問題不僅有個真想改還是假想改，更重要的是改革者得知道改什麼。改革者必須明確這個社會在以往是對什麼負責？應該對什麼負有責任？責任究竟是什麼，從哪裡來的？不先回答這些問題，就是空談。從胡錦濤的表現來看，他懂嗎？不懂！一絲一毫也不懂！他又怎麼能改革呢？

二、吳儀、胡錦濤還搞不清什麼是責任，責任出於哪，又何談改革？

改革，改什麼呢？其實就是改責任。由於以往所負的責任失當，才造成了社會對抗，改革就是用新的責任來取代舊的責任。

什麼是責任呢？

首先，責任是被負的對象，只有能負才形成責任。因而能負責任的是能力，負責就是人的行為。被責任所負的只能是性質，因性質自身沒有負的能力，又不能不表現，所以才需要由能力來承擔。沒有能動能力的事物其表現與存在統一在一起，有了能動能力其性質的表現就由能力來完成，可見責任已經間接了一層，需要外來的環節。人是一種物質存在，當然有性質。人又是一種有本己能力的存在，所以人的物質性質得由它的主觀能力來實現。這就叫做盡性。盡性是一切責任的源出。

責任有兩種：一是來於社會，二是來於自然。

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係，因而社會就是調整人與人，人與自然如何聯繫的職能。凡處於一定社會職位的人，都從社會那裡領受了一份責任：他得按照社會的規定去履行。這樣的責任是後天意識賦予的。這種責任的對象是派生的、具體的、非泉源的，是經驗可直接面對的。

還有一種責任是根本的，因而也是天然的，即是由於生命的存在，比如：「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任何人都是在天生上與父母有這種聯繫，不是靠任何主觀的約定，也不須法律的責成，就對這一聯繫負有不由分說的，不能推卸的責任。天然責任的來源是天－－是天讓人成了人的，成了人就秉賦有對自己所屬的類的責任，比如：「與國人交，止於信」。只要你是一個人，你就負有待人以誠的責任，並不須血緣，利害，約定……等任何理由，為什麼呢？就因人是有理性的，理性造成了聯繫，聯繫既反映外部世界又反映內部世界。而人的內感是不能從外部做觀察的，只有靠誠才能保證交往內容的可靠。僅僅因為你是一個人，你就必須承擔起互間的誠信。這樣的責任叫做義務－－義務裡的這個「義」字就是表示不由分說和不容商量，在我們文化中，叫做「度己及人」。它的根源就是：人類成員中人人都是人，有一樣的性質和能力，當然在實現性質上也應平等，怎麼來達到這種平等呢？通過你對自已的體驗來度量同類，把對待自己的標準普及於全體。這一點雖有法律的約束，道德的倡導，但法律和道德只用為保證的條件，並不是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就是人是自然事實，人的存在就是順其自然。因順其自然才派生出意識機能，因意識而有聯繫，因聯繫才形成社會。所以歸根結蒂－－社會也是出於自然，因而責任的總根原就是人的自然性。

責任就是能動能力對天命之性的遵守和捍衛。

其實，責任就是因為人有性，有性就不能不表現，個體的性是在類和環境的聯繫中實現，實現就不能不有界限，這個界限是什麼？哪裡來的？答曰：這個界限就是個體的獨立性和性質上的共同性，它不是來自任何主觀要求，而是天然。因而我們才說：責任就是能動能力對天命之性的遵守和捍衛。它表示因為你「是」一個人，不須任何主觀上的理由就必須承擔起：對自己所屬的類的每一成員都對等相看的必須性。
因為在人的「是人」裡人已有了性。既有了性，就不能不盡性。盡性就是負起責任：因為人的性是一個問題，人的盡性是另一個問題。

人的性永遠不會出差錯。盡性是間接的，就有出差錯的可能。

人是在互間聯繫裡盡性，性的盡所滿足的只是自我，互間聯繫所意味的卻是所有成員和共同背景，意志的使用才應對此有所關照。儘管人對互間聯繫的把握是靠了意識能力，但所把握到的那些聯繫並不是因為能力，而是出於天。人有些什麼，人在世界，在類聯繫裡處於什麼位置都不是由於自己，而由於存在，屬之生命的事實性。可見是人的存在決定出把握的能力，決定著個體的盡性必須對自已所屬的類承擔義務。因而在個人的盡性裡就賦有對每一個人以及每個人的盡性的尊重。其實，這種關係就是主觀對客觀的承認和遵守。天不是給一個或一部分人以性，而是無差別地給每一個人以性，每個人的主觀能力都是用來盡性的。因為性不是直接地盡，而是通過能力來盡，所以能力的應用就必須以客觀賦予的獨立性為原則。

只要你是一個人，你就對同類有一份對等尊重之義務。就因人在是人上已處在同類中，處在宇宙聯繫中。這種聯繫不是由主觀力量要來的，而是授之於不可抗拒的天力，所以這樣的聯繫就叫天經。

人不僅存在了，還從存在裡派生出意識，天經就得通過意識，一經意識的體驗天經就成了義務。沒有義務，天經不能得到維持，天經不得維持，人類就無法存在。儘管社會聯繫中的責任是來於主觀，但社會的本身卻是由於天造的人，及天賦予給人的性，所以說責任或義務的根源是自然。因此說即使是社會聯繫也是對人的自然性的承擔。是為了人人能夠更充分地盡性。

能履責的是能力。被責任所負的是天命之性。所以責任來於天命。

因此，我們面臨著一個問題：究竟是人對社會負責還是社會對人負責？

這個問題是共產黨與一切現代政黨的根本區別。

這個區別就是「人本主義」還是「權本主義」。共產就是權本主義。

歷史上曾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神本主義」。現在又出了個以理念為本的共產主義。因共產主義是在始原上就以理念為本，所以才說它的反動性和殘暴性是不能通過改革消除的，它先天地含有罪惡！是原罪的。

對共產黨只應有一個立場－－推倒！

對共產主義也只有一個方法－－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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