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山西有黑窯童奴嗎 ？

山西黑窯童奴事件，藉助網際網路的傳播，才昭示天下，震驚了世界，也震怒了中共高層，在處理善後，平息公眾憤怒時，逼山西省長破天荒向公眾道歉。童奴事件在中共執政58中，只山西才有，只今日才有嗎？50年前，我被劃為右派押我上小涼山勞教營時，營裡就有上千童奴，峨邊沙坪勞教營中設了一個專押10歲左右孩子的大堡作業區，共5個中隊，每中隊有200至300孩子也在勞教，在右派勞教的宋家山上，也有一個全是娃娃的新分溝中隊，中隊長張中治與管教呂興龍背著長槍短槍，吆喝著幾百孩子進原始森林去運賣重慶紗管廠的木料。他們在未成年便押入深山去開荒種地，多數餓死，這些秘密壓在公安機關的檔案裡，孩子們的遭遇卻留在他們親人永久的傷痛中。昨天，還有人來問我這倖存者，還能找到死在那黑營中的骨骸嗎？我說，我曾經去尋過親見埋下的墳堆，卻己蹤跡無存了啊！

1957 年8月國務院頒布第一個《勞動教養條例》後，四川抓青壯年右派押入黑勞營，那時也押了上千10歲左右的孩子入營，我曾向這些娃娃調查，何種緣由失去讀書的機會和父母的呵護而陷入這牢營的。據他們說，不過是一些頑童或父母忙於生計無力看管的孩子，或逃學在外打架，在派出所挂了號的，或溜進工廠去拾廢銅爛鐵賣給收荒匠去買糖果，在派出所記了名的，問到好幾個是遭後媽打罵而離家流浪而被抓的。

有個姓何的孩子挨了打，不敢回家，餓了，他鑽進耀華食品廠倉庫，麵包蛋糕脹滿肚子，拉些屎在包裝盒裡，睡熟後被抓住。這類情節與故事，落在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手裡，便寫成湯姆沙耶那類喜劇故事，出在人性扭曲與異化的中國，則變成悲慘故事了。今日童奴，是殘暴的資本行為，過去的小涼山童奴，卻出自政府行為，源自殘暴的制度了。今天，這些孩子賣進山西黑窯時，有花言巧語誘騙，當年誘騙孩子的角色，並非人販子與職介單位，卻是公安派出所的干警。他們上門動員說：你家孩子頑皮不規矩，就申請去勞教吧？那裡有書讀還學勞動技術，不僅不交伙食費與學費，還按勞付酬哩！這些低收入家庭，便以為政府在為民解困，信任地交出孩子。於是這些孩子便被用汽車運到高寒的峨邊沙坪勞教營，在冰天雪地裡開墾荒地。這荒山不產糧食，要靠供給，就是峨邊縣這不足10萬人的縣，彞族佔半數，也靠峨眉一帶平原供給糧食，不僅運輸困難，就是有足夠汽車與汽油，運進糧食也屬不易。大躍進後的大飢荒，青壯年右派也大量鋨死，缺乏生活能力的孩子，就死得更多了。後來，終於把大堡作業區5個中隊撤銷，將還有一口氣的孩子運出那裡。1960年，我還在運筑中隊蔬菜組，組裡也來了周光治等幾個小瘦猴孩子，從他們口裡，我知道那些娃娃在飢餓難忍時，有捉昆蟲吃的，燒四足蛇吃的，不少得了一種寄生蟲鑽進肺部的怪病。他們成群地黑夜出去，稱為「夜戰」，凡是山野上可吃的，都弄來填肚皮，彞族土地裡葫豆結莢了，略大的孩子戴富荃就睡倒地裡，剝豆莢，彞人的火銃在他頭上打得直冒火光，他也不顧。麥子沒有熟，孩子們就餓得像蝗蟲一樣，摘了麥穗搓來生吃，有的沒有把肚皮填飽，反被彞人捉住，或吊打或火烙。娃娃呵！受得了嗎？盧長生告訴我，他永遠難忘同隊的一個小不點兒，是呼叫著給他半碗玉米糊糊斷氣的。另一個叫吳成經的孩子，他說自己餓得昏死了，就被抬進停屍房，過了很久，埋人的見這死屍的手還在動，告訴醫務人員，才撿回這條命。現在還僥倖活著，在成都某企業做炊事員。死人高潮期，就不讓孩子出去勞動，留在工棚裡學文化。1949年以前就在重慶大學中文系任過副教授的作家楊禾告訴我，上面命他這右派去教這些娃娃學文化，昨天還在上課的孩子，第二天就死去一半，驚得他瞠目結舌。省團校的右派林憲君參與了這些童屍的埋葬，他說，哪裡是埋呵，太多了，像挖紅岩廂溝那樣，將童屍一批批往溝裡窖下哩！慘不忍睹。9歲童董長福的父親是重慶一大工廠的工人，他千里尋子到了峨邊，看見此慘狀，懊悔地頓足說：怪自已太相信共產黨了！派出所一說這勞教營如何好，就信了，說得像天堂，是比地獄還可怕的地獄呵！董長福機靈地活出死亡谷，沒學到文化，卻學會捉蛇剝下皮來做成胡琴，把《二泉映月》《空山鳥語》等名曲奏得頗具魅力。這樣的孩子如果能在重慶完成學業而不是掙扎於生死線，可能是怎樣的人才呢？觀察

由於中共一貫封閉信息，尤其嚴禁有損其偉光正形象的信息，50年前又無今日這網際網路，四川峨邊沙坪勞教營死亡右派之多——與甘肅酒泉夾邊溝一樣出名——最近才漸漸為世人知曉，但是，給這些右派陪葬的大量童奴至今尚不為人知。因此，當人們對山西黑窯童奴事件震驚時，也許曾經滄海難為水吧，我是不那麼驚訝，因為我心裏埋著千百座童墳呵！

相比之下，山西黑窯童奴，是兇惡資本的殘忍，而這四川紅色勞教營裡童奴的悲慘，是專制權力的殘暴；山西童奴是秘密網路，四川童奴則是公開拐騙，且由政府行為主導。那時還在以俄為師。俄國一戰與國內戰爭中社會出現大量流浪兒童，由契卡（肅反組織）組織收容，以保持正常社會秩序。1957年的中國，並無俄國內戰後的飢饉與混亂，倒是社會秩序井然。這樣製造童奴，只是讓他們為短期勞教的右派奴隸做接班人，繼續開荒種地，使中共的勞改奴工產業繼續擴張與延續。他們仿效史大林的「古拉格」奴隸產業，早在延安時期就開創了這種奴工制度，奪鼎後，僅在四川盆地周邊就建立了數百山區勞改場奴工營。所以，1957年後童奴在四川出現，就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中共利用童工的歷史的進一步發展了。

其實，1956年，農村中農民分得的土地幾乎全交給了合作社，城市中工商企業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已交出產權，中共壟斷了黨政軍權力後，又壟斷了經濟、文化等全部社會資源，每個獨立的人都被納入中共黨組織管轄的單位，從兒童出生到火葬場，皆由這單位黨組織主宰，實際就是把每個單位都變成了奴隸場，以黨性改變人性，異化人性。有了這樣的社會結構和這樣的反人性，趨獸性的專制文化，今日出現在山西的黑窯童奴與50年前四川紅色勞教營的童奴，就談不上有什麼驚人之處了。從前毛時代，只講生產關係，從鄧時代開始，又只講生產力，結果，經濟上升了，生產關係後退了，退到奴隸制了，還在大言什麼崛起哩！沒有政治改革來根除這些中世紀的惡習，徹底解放奴隸，中國面臨的就不是崛起而是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