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先生回憶八九

到了1989年這個問題就暴露了，所以1989年出了一些人挑事，就說你看都是以江平為首的一幫很右的，實際上都是支持動亂的什麼組織。這就形成了這麼一個局面。還好，到了鄧小平南巡講話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也沒有認為你這個東西什麼右不右了。

1989 年夏天有過一個所謂的十校長宣言。十校長宣言是北京市委組織的，市教委通知我去參加會。當時，北大、清華校長說事情這麼嚴重，希望利用十校長的影響力搞一個簽名，這個簽名都是在市委的領導下搞的，所以最後追究問題時，市委一直講，十校長簽名不算問題，這是我們都知道和同意的。後來還有一個新的十校長簽名可跟這個大不一樣，就說，沒有經過市委同意的，誰簽名都不可以，那不就不管了。所以十校長簽名沒有什麼問題。

十校長簽名後，我們還一道去中南海見了喬石。當時喬石說話比較樂觀。十校長表示，現在問題這麼複雜，到這麼尖銳的程度，中央也沒有聲音，怎麼辦呢？當時喬石說，你們不用著急，我們可以解決。當時我們問怎麼解決。他說，哎呀我們一告訴你們，外面馬上就知道了，這並不好。但最後他還是說了，他說我們最後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體到天安門廣場去勸勸學生。他是這麼說的，「如果學生還不聽，最後絕食絕到緊急關頭，我們要動用救護車進去，帶著家長到裡面把學生帶出來」。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餓死人了。當時他的意見還是中央政治局一致的意見和辦法，準備採取強制救出的辦法，誰也沒有想到最後是這麼一個結局。

當時直接管這個的是擔任教育部長的何東昌。他裡面最壞的一句話，我當時在哪兒是聽到了。當時市委開會的時候，十校長老去啊。當時市委徵求十校長的意見，問這個怎麼辦呢？當時大家讓我發言，還是人大常委嘛！我的意思就是跟學生妥協。我記得當時北京市市長陳希同說了，他說沒法退，退了的話共產黨就垮了，不能讓步，一步都不能讓。

這是在那之前的那次會上，何東昌說了一句話我覺得最壞了，我也是記得他一輩子。他說你們校長急什麼？我們當時說，現在學生對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很反感，社論說這是一小撮人在中間怎麼怎麼的，我們問，那這一小撮人究竟是什麼呢你們現在也不說，你光說有那麼一小撮人。他說了一句話，說你們做校長的不要著急，這就是1957年的形勢，讓他們去跳吧，跳到最後就知道誰是這一小撮了，這就是引蛇出洞。那一段中央也沒有聲音，其實是激化矛盾，讓一部分人跳出來，最用武力來收拾你。當時我對學生運動到這個地步的時候，我覺得非常的傷心的，就是學生最後還是被人做了砝碼，做了一種工具，最後來看誰跳的最凶的，最後他就想一網打盡了。

大家說我曾經對要出去的學生在校門口下跪，這個並不是很真實，我在門口堵過學生。那時候外面已經很緊張了。我說過一句話，我說你們家長讓你們來學校學習，我對你們的安全負責任，如果你們現在出學校去，可能會跟軍警發生衝突，這樣會流血，這樣我做校長的要承擔責任，所以我要對你們的家長負責。我站在門口，如果你們要出去，你們從我身上過去，這個有，沒有跪下來，我們當時都是和學生坐在地上的。

我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宣布軍隊戒嚴，當時學校開黨委會，楊永林講完宣布中央軍隊進入了以後，又召開黨委擴大會，處級以上的人都參加，形勢很緊張。傳達完了以後，最後問我，江校長你有什麼話要說嗎？我說了一句話，後來這個話在天安門廣場立即播廣播了。我說我表示三條意見：第一個學生是愛國的，第二個動用軍隊是錯誤的，第三個黨內沒有民主了。說完話後我也覺得這校長絕對不會當了，因為我說了跟中央不同的意見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態度。

我這個問題恐怕有人也知道，上面要怎麼處理我一直很為難。1989年5月26號，按照原來的計畫，中國法學會派出一個代表團，叫中國民法經濟法代表團到美國夏威夷開會，我當團長，我帶了八、九個人過去。在夏威夷開完會到了舊金山，當時正好是六月四日以後。我在舊金山全部看到了當時美國報導的天安門廣場的情況，當時舊金山到處都是遊行，反對鎮壓學生，形勢是很緊張的。

到了飛機場，準備坐飛機回來了。這時候美國的一位教授還給我打電話，他說你這次回去危險不危險，你的態度我們也都知道。我說，我一定要回去，在這種情況下不回去不行。當時很多人發表聲明這個那個的，飛機已經空了，很多人不回去了。我記得機場有一個美國記者來訪問我，當時我在這點上特別謹慎，我說我不會說英語，說不好，拒絕採訪。當時有一個復旦大學的董世忠教授說他還有點事情沒有回去，其它的都帶回去了。6月6號晚上半夜到了北京機場。戒嚴，車都沒有，什麼都沒有，所以鋪了張報紙在那兒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回去。這一條是最考驗我政治態度的最重要的東西，認為我沒有在六四以後不回來，而且還帶著訪問團回來的，表明我不是願意到國外去，不是跟黨對立。所以後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司法部決定是免職而不是撤職，這兩個差很多。

在最後司法部宣布免職的時候，是在禮堂搞的，司法部的一個副部長來的，來宣讀免職的命令，但不管怎麼說，我對學校的建設有貢獻。免職和撤職，大家也知道這兩個差不多，但是這兩個字的法律含義差很大。關於我被免職的情況，賀衛方的那個日記差不多。我最後的兩句話就是 「一直要做到將來要永遠不愧對人民，不愧對歷史」。這樣的話，人大常委會還沒有到期，所以我還是人大常委會委員。

後來就形成了這麼一段很特殊的階段，從1989年到1993年。這段時間不允許我出國，甚至校黨委書記派黨委辦公室主任來找我，說校黨委決定，今要是跟外國記者、外國人接觸要事先報給校黨委。我當時很不客氣地說，我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如果會場上有外國記者問我，我是不是也要用原話告訴他，「我沒有辦法跟你談，因為我要經過校黨委的同意才可以跟你談，你要說是需要這樣的話，我就這樣跟人家說。」他說，那個就不用了。我說，那是你說的啊，凡是跟外國人談話要得到你的批准，結果被我頂回去了。

這一來的話，在學生中有了影響。後來有一些會我就不參加了。有一次紀念我們學校幾十週年的校慶的時候，在會上念到我的名字，嘩一下子掌聲就沒有完了，他們說你看這個會學生抗議了。1990屆的學生畢業的時候，學生們也是不肯散場，等著我過去。

當時壓力非常大，6月份召開人大常委會都是兩個月一開，雙月，所以六月下旬開人大常委會，這個會議變成了聲討趙紫陽的大會了，一個個的在罵趙紫陽，說反革命暴亂等等。當時人大常委會裡面學者有我們三個，有厲以寧，他跟我一起搞了人大常委會24人簽名，一個是董輔軔，我們三個都是大學教授，法學和經濟學，我們三個到最後就是沒有發言，壓力真的很大，那些人都看著我們，好像我們是支持動亂的。那時我們不能表態啊，一表態就說明你的立場被變過來了，你不表態說明你的立場還是沒有變化。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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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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