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十七大無希望」

2007-10-20 04:58 作者: 朱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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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關心」、「沒希望」,是現在大陸知識分子的主流;即使樂觀者也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但中國的第五代「有文化的義和團」和新時代的紅衛兵。

對10月15日開幕的中共十七大將如何影響中國,精確的預測和分析雖然還為時過早,但通過大陸文化人對十七大的種種心態進行抽樣調查,還是可以管中窺豹,一葉知秋。筆者在國慶期間以隨機方式電話採訪了吳冠中、賀衛方、章詒和、徐友漁、蕭夏林、張耀傑、白樺、王怡、胡發雲、左方、曾濤、袁偉時、焦國標等各類文化人,發現,對十七大「不關心」、「沒希望」,是現在大陸知識份子的主流;即使樂觀者也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

謝絕十七大

著名畫家吳冠中也是一名中共黨員,今年7月喜度「米壽」時在報刊提出「取消畫院,取消美協、取消文聯」,掀起一輪繼承趙丹遺志,反對「黨領導文藝」的新熱潮。此次吳冠中先生語調平和地告知──雖然上面已將他「取消畫院,取消美協、取消文聯」的批評視為「正常意見」,中宣部部長劉雲山還給他送了生日賀信,中宣部近日又通知他參加旁聽十七大會議,但他知道這只是一個「統戰名人」工作,堅決謝絕參加十七大,定於10月15日到杭州主辦自己的個人畫展。「現有的制度老了,不改不行。十七大應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可能很難改。只有慢慢來。」

煌煌十七大,已不如一個個人畫展重要!吳冠中之外,還有多少人「謝絕十七大」?此事讓人們深思不已。

極端絕望派

徐友漁(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自由思想者領軍之一):我對它(十七大)絲毫不感興趣。它充其量是分權的問題,跟國計民生沒有任何關係。現在知識群中有些人對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認為有,我對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這種習慣已經無數次了,就是一廂情願地抱著一絲希望,好像他們那個會真的就會走向太平,結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總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興趣。十七大後我的自由不會擴大,說不定還有減小的可能。現在我寧願只能做一些非常緩慢非常艱難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於青天大老爺發善心。奧運會後可能會有所變化,言論空間的尺度,我以為可能要以(北京)奧運會為分界要好一點。

賀衛方(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外法學》主編):(對十七大)沒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沒有可能往前推動。(連打個補丁的希望都沒有。)

胡發雲(武漢著名獨立作家,禁書《如焉》作者):我的《如焉》只是常識性的東西,能打響,主要是中國現在的一種很僵硬很封閉的現實給它創造了客觀條件。我對十七大基本上沒有預期,我覺得中國的變化絕對不能寄希望於哪一大,如果說沒有一種外來的推動力量,就是開到100大也不行。從我們知道有這個幾大幾大了,就不斷地在寄予希望;從九大開始,一大一大地開,我們一直寄予希望。每次只是一種精神的飢餓,這次沒吃飽,又寄希望於下次。我記得九大時,我在農村下放,農民打著燈籠,舉著火把,高唱「葵花朵朵向太陽,滿懷激情迎九大」,連夜遊行,唱得全中國熱血沸騰。結果呢,一直沒有真正的東西。

《討伐中宣部》作者焦國標近日剛從德國回到北京,以「沒有新觀點」拒談十七大;晚清民國史專家袁偉時自稱「一介良民」,雖然評述了一番十七大,但要求不公布。這種乾脆「免談十七大」的態度,似乎一種「眸子也不轉過去」的輕蔑,「莫談國事」,也可能是對十七大的一種極其絕望。

張耀傑(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新文化運動路線圖》作者):(十七大)沒希望,沒意思,權力分髒也。

曾濤(成都剛畢業大學生):對十七大的期望正好可以用一篇雜文中的「腐敗歌」來表達:「腐敗腐敗,該腐敗的請速腐敗!肥胖(症)肥胖,要肥胖的請速肥胖!」願他們速休!

頂多把民生改善一下

章詒和(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中國第一禁書《往事並非如煙》作者):國內我現在一個字也寫(發)不了。現在(中宣部定)國內敏感人物分三級,我是第一級第一名(新科「異見狀元」)。對於十七大,第一,你什麼都不要信;第二,有人看了那個(十七大)報告,沒有前進,也沒有後退;也就是維持現狀,頂多把民生改善一下。根本的東西它是不會動的。只能做一些枝節的事。不用管它(十七大)啦,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白樺(上海著名作家,電影《苦戀》作者):十七大現在很難猜測。不過對民生問題可能要寬鬆一點,你看現在對罪犯的家屬,都比較照顧,比原來寬鬆。對知識份子,就很難說了。我現在也不管它了。抓緊時間做自己的事。我現在在寫回憶錄,記錄中國近60年的文壇風雲與災難。

王怡(中文筆會副秘書長,成都商學院教授):余傑還在美國,10月份還回不了。我最近沒有大麻煩。對於十七大,我覺得不會松,一點都不會。可能會有一些小補丁,不會有大的希望。

蕭夏林(《北京文學》編輯,文藝批評家):汪暉那些新左對十七大不會輕易表態。他們就是高呼一些空洞的「公平正義民生」,反腐敗不反專制。永遠不承認錯誤,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堅持不要臉比堅持真理還有趣。十七大後你權掌穩了,有問題還能賴誰?應當寬鬆一點。有可能到奧運會後才會寬鬆一點。

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

左方(《南方週末》創始人,《南方都市報》「教父」,見圖):十七大與十六大只是小籠子和大籠子的區別,「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都還是籠子,而且變成「橡皮籠子」,某部分大一點,某部分小一點;因人因地因事因時制宜,時大時小。對一般的民工大一點,對知識份子小一點,對異見人士就更小。十七大不會有新的方針出臺,大概的東西就是胡錦濤現在已公開講的一些東西,不過是什麼「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關注民生」,可能細緻一點,但變化不會太大。因為十七大是「換屆不換代」(換湯不換藥)。十六大這五年,胡錦濤只是試探性拋出一些自己的東西,十七大才能真正實踐自己的理論。到十八大才是換代,又是一代人上來了。

十八大的領導雖然可能是胡錦濤中意的人,但畢竟是又一代人,是與第三代人不一樣的第四代人。胡錦濤這樣的第三代人,是帶紅領巾長大的,沒有多少獨立的思想;而第四代人是文革下放,1977年高考後在改革開放後世界民主空氣進大陸後成熟的,其思想理想絕不會與第三代人一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十七大胡錦濤這一代人是第三代,比我們這第二代都還要差,我們第二代像李銳他們「一二九」參加革命時,都是以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中共的,而胡錦濤這些第三代,讀的書多是「卓婭與舒拉」,「雷鋒的故事」,只知「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並沒有民主憲政理想,底色不一樣,因而你想要他們有大的變革,太難了。在中國,第三代人比第二代差,也比第四代人差。這是一個基本趨勢。再一個,第三代人沒有一個完整的結構,中間是空的,第三代人大量的成為下崗工人和民工,頂端的是一些官員,中間(白領)層,基本上是空的,需要第四代人來填補。而到第四代接班後,這種狀態就會改變。第四代人可能是中國現在最優秀的人,這一代人是絕不會倒退回頭的。這是他們與第三代人大不相同的。第四代人會在十八大登上政治舞臺,所以中國的實質變化,至少要到十八大以後,甚至是十九大。十九大可能就是蔣經國、戈爾巴喬夫出現的時候。鄧小平雖然有廢除「終身制」的貢獻,但還是留下一個「三次交接班」悲劇:中國現在的權力交接與古代不同,那時的皇位多是一次性交接,現在則要分二到三次交接:十年儲君之後,先當五年兒皇帝,再當五年真皇帝,再當五年老皇帝。中國的希望在十九大之後,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但中國的第五代也是一個未知數,我對他們憂慮最多,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空氣中長大的,與世界接軌的新觀念不缺,但「一胎化」帶來的好逸惡勞,極端享受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可能會成為「有文化的義和團」和新時代的紅衛兵。對於中國新聞界,我原來寄希望於《南方週末》式的「打破真理報模式」,現在看來,很難,在已有的舊模式上怎麼改良,也不能根本突破。最近程益中(《南方都市報》前總編、《體育畫報》中文版執行出版人)在北京引進美國模式辦《體育畫報》中文版,給我啟示,無論是中國的新聞還是中國的政治,最好的捷徑,可能還是直接引進一個外來先進模式。

中國現在的問題,不光是執政黨水平低,就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思想自由、新聞自由的認識與要求,與蘇俄時代的高爾基也差距甚遠,中國今日還沒有人能達到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至於與上世紀50年代的波蘭、匈牙利團結工會的知識份子相比,差距更大。再加上由於長期的「真理報模式」,已造成中國新聞傳媒和知識份子與民眾的巨大隔膜。今日中國平民對當局關閉封鎖傳媒的無動於衷,對異見人士受打壓的冷漠,勝過魯迅寫小說《藥》的民國初年時期。

當一個國家的民眾與先進志士和先進理念極其疏遠時,這個國家也是很難進步的。

(2007-10-03於深圳早叫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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