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從習近平、李克強的躍升看中共接班人機制

中共十七大，不可能啟動政治改革，所以，外界最為關注也就只能集中在高層人事變動上。神秘的黑箱政治已經足以引發猜謎遊戲，近年來也學會了偶爾漏光，更使高層人事變動的猜測和預測迭出，政治局常委七人九人的推測，誰上誰下的熱炒，黑箱政治和謠言政治的相關性再次凸顯。

現在，十七大曲終人散，預熱多時的團派新星李克強和突然躍出的太子黑馬習近平進入最高決策層。有評論指出，習、李的同時躍升，見證了中共接班人機制的變化：強人欽定接班人的時代一去不返，交接班的制度化已經形成。所以，有評論說，胡錦濤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點。

但事實上，中共掌權58年，黨魁的權威必然一代不如一代，鄧不如毛，江不如鄧，胡不如江。胡不指定接班人，非不為也，而不能也。不是他不想欽定接班人，而是他沒有足夠的權威。獨裁黨內欽定接班人的傳統來自強人政治，強人的突出特徵就是權力終身制。強人要麼有打江山的突出政績，要麼既有黨內資歷又有掌權後的突出政績，還要握有絕對的軍權。毛澤東因打江山的功績而一言九鼎，鄧小平因深厚的黨內資歷和改革政績而垂槍聽政。強人之後的兩任黨魁，既無打天下的資歷，也沒有突出的「政績」，更無法完全控制軍隊，不可能再維繫住權力終身制，也就再無欽定接班人的權威。所以，鄧小平欽定的江澤民和胡錦濤也只能在任兩屆，作了十三年黨魁的江澤民無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而只能接受鄧生前欽定的胡錦濤。只有五年黨魁經歷的胡錦濤就更沒有欽定接班人的權威。

十七大一再強調加強所謂「黨的集體領導」，不過是寡頭統治的堂皇說法。中共現行的寡頭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絕非現任黨魁主觀意願所致，而是政治強人死後的客觀形勢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如果說，鄧小平的亡靈主導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黨魁只能任兩屆和以年齡劃線的不成文規則；那麼，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權以來第一次強人空缺的大會，高層人事安排的年齡劃線再此生效，甚至讓強勢人物曾慶紅不得不「自願出局」。

有人說，以年齡劃線的制度化是一種進步，但我看，與政治強人指定接班人相比，也許是一種進步，但並非是真正的進步。一個國家的最高掌權者，居然可以不通過自由競選來檢驗其人品、智慧、能力，也不看其以前有無突出的政績，而僅僅以年齡劃線，我以為是極為蠻橫的制度，不僅很難產生出被公眾認可的傑出領導人，而且會把嚴肅的人事安排變成荒謬的鬧劇。比如，此次十七大的人事安排，曾慶紅的退出和賈慶林的留下就是年齡劃線的結果。曾生於1939年7月，只超過68歲年齡線三個月；賈生於1940年3月，只小於68歲年齡線五個月。而眾所周知，上屆九常委中，曾慶紅的人品頗受質疑，但其能力強則被公認。而賈慶林，既是庸庸碌碌之輩，又因與廈門遠華案的瓜葛而臭名遠揚。

年齡劃線的交接班機制之產生，就在於權力的授予不是通過公開公平的自由競選，而是通過一黨寡頭的私家授受。沒有政治強人主導的人事安排，必然是寡頭之間討價還價的產物。在這種討價還價中，如果以人品、智慧、能力、政績的綜合標準來劃線，肯定給不出量化的標準，爭來爭取，誰也無法擺平誰，弄不好還會惡鬥出魚死網破的結局。所以，總要拿出一個標準，既可以避免魚死網破的結局，又為寡頭中的多數所接受。於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年齡劃線。年齡劃線的好處是，由於其量化標準的簡單明確，誰也無話可說。但這是中共現政權的無奈選擇，更是獨裁製度的怪胎，只適用於一時，而無法久遠。

現在，李克強躍升為十七大常委，早在外界的預料之中，十七大之前已經預熱很久。而習近平的突然躍升則帶有政壇黑馬的意味，說明瞭作了五年黨魁的胡錦濤仍然無法完全掌控全局，而已經離開最高權力五年的江澤民的能量仍然不可小視。只要私家授受的交接班機制不變，這種權爭將一直持續下去。胡錦濤之後的接班人如何產生，是否還以年齡劃線，我看是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因為，以往的強人時代，欽定接班人的傳統不允許兩人相爭，而絕對權威不再決定了寡頭內部必然產生激烈的競爭。

如果未來的高層換屆仍然以年齡劃線，那麼在五年之後的十八大上，十七大九常委中只有習、李二人沒有過線，未來五年裡的習、李之爭，將是胡錦濤接班人之爭，也將決定十八大的高層人事布局，現在的習、李同臺已經拉開了接班人之爭的序幕。這在中共掌權58年的歷史上還沒有先例可循。所以，十八大的接班人機制如何形成，是以年齡劃線還是採用其它標準，將成為十七大後的五年裡胡溫體制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關鍵問題。

在未來的五年內，如果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住不錯的增長率，如果胡溫的民生主義能夠緩解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不滿，那麼，以中共現政權精於利益計算的統治方式而言，高層寡頭內部之爭不會走向魚死網破，而只能是通過討價還價形成某種黨內競爭機制。雖然，胡溫政權在未來五年內不會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動作，也很難斷言黨內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機制，但沒有了絕對權威的高層寡頭之間的相互爭鬥，會形成不成文的權力中樞內的制衡規則，客觀上為其他政治力量的參與提供一定的空間，既可以擴大了黨內的參與面，也有利於非黨精英的政治參與和民意表達，有利於自下而上地推動中國社會的漸進轉型。

這種有利，決不是中共統治集團的主觀意願，而是客觀存在的國內外大勢使然。以機會主義統治為主要特徵的中共現政權，決不會主動啟動政治改革，但形勢比人強，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將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變化,寡頭們被動順應民意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在深層危機深重的今日中國，某一偶發事件很可能再次引發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失去絕對權威的中共高層中，再無絕對掌控軍權的政治強人，無法像當年的鄧小平那樣進行暴力鎮壓（即便是十八年前，也有高級將領抗命）。換言之，面對權利意識空前覺醒的民間和此起彼伏的民間維權，寡頭們只能用鐵腕加收買來應對局部危機，而無法應對類似八九運動那樣的整體性危機。如果在某一時刻再次出現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前有六四屠殺的教訓，後有寡頭權威日益減損，在大規模民間訴求和寡頭統治之間，中共軍隊很可能出現大面積抗命，迫使寡頭們不得不對強大的民意讓步。

所以，為了避免未來可能出現的「政績合法性」失靈，以及社會失控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無論是基於中共自身的長遠利益，還是基於國家民族的未來公益，中共都必須開闢新的合法性來源和基礎，將「政績合法性」轉變為「道義合法性」，即轉變為以普世價值（人權、自由、民主）為基礎的合法性。這種轉變在未來的二十年內能否啟動，不僅取決中共黨內的開明力量能否推動體制內轉型，更取決於國內外自由力量施加壓力是否足夠讓統治者讓步，以啟動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

2007年10月23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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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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