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西藏

【編者按】中共自建黨以來，就週期性的殺人、鎮壓、搞運動，目的就是強化民間的恐怖記憶，鞏固中共的政權。中共歷史上的種種殘酷的鎮壓手段，給人們造成了深刻 的恐懼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資源，掌握中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其迫害手段沒有底線，也沒有預知範圍。持有與「黨」不同意見的人，遭到的是從小到大，從經濟、 名譽、心靈、肉體、生命等各層面的壓制和迫害。不信和質疑共產主義邪說，不滿並批評共產黨一黨專制的人被定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黨的高級幹部， 如果存有不同意見，也會遭到嚴厲的清洗。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共仍然實行著高壓統治、特務統治和黑社會統治。其手段包括：封鎖自由資訊，監聽人們的言論，實行文字獄；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關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論以及合法抗爭的民眾；監控海外歸國人士；挾持國家資源進行海外滲透，等等。人 與人之間的戒心也加劇了人們的恐懼心理。人們不知道誰最後會捅自己一刀，會告自己的密，黨監視的眼睛似乎無處不在，有時是自己的敵人，有時卻是自己的親朋 好友，甚至是自己舍命相救的人。告密成為了中共統治下獨特的一道齷齪的文化景觀。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採取了與黨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點兒的話 題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實想法。於是，接受了黨文化的人們主動地用中共的思想考慮問題，揣摩中共的心思，體會中共的觀念。表現形式有：先 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後判定什麼是符合目前黨觀念的，接著拿這個規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對自己是畫地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黨觀念 的想法，連想都不願想；對別人談論「敏感」話題進行阻止和勸說，更有甚者直接就去舉報或者打小報告，直接讓黨來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來到海外的中國 人，在沒有黨控制的環境裡，仍然「本能」地害怕，人們像機器人一樣服從黨的命令。本文的作者最終修習佛學，在人性被歪曲幾十年後：「遺憾的是，我自己在一九六五年西藏的那個春夜時，就是那樣一個愚蠢混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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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往江邊走，就是渡口。"司機老陳在過了達孜縣約一公里處停住了車，對我說。一面幫我把行李從卡車上拿下來放在公路邊，他今晚要趕到墨竹工卡縣。而我所要去的邦堆基點在河對面。我必須渡河然後走到村裡去。

這時是一九六五年四月中旬的一個下午，六點鐘光景。太陽還離西邊山頭挺高呢，看起來天黑之前趕到基點不會成問題。於是揮手告別老陳之後，奮力背起用帆布馬背套打的行李卷，提起裝臉盆的網兜，向江邊走去。

這是我第一次單獨下鄉。以前在自治區籌委農牧處時，隨領導下鄉，有藏族同事當翻譯，不愁說話問題。雖然在單位參加過至少三次藏語普及班，但總是從字母學起。因為當時在機關工作的漢族幹部，多數不能堅持學習，語言班還沒辦到提高程度，就散攤子了。我是很願意學藏語的，不見得由於有多麼強的民族政策觀念，而多半由於自己喜歡學語文，以便與人們交往。調到農科所後，藏語班沒有了，對藏語的要求卻更多了。我買到一本由民族出版社六四年出版的《漢藏詞彙》（內容決大部分是革命新詞彙，日常用詞太少。如沒有"狗"，卻有"狗急跳牆"；沒有"夢"，卻有"孟什維克"等等。），我選了一些自以為用得著的字詞，向藏族同志請教。還沒學會幾個，就被派下鄉去"蹲點"。

那些年，科研工作的主要方式是辦"三結合試點"，即：科學理論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科學研究與技術推廣相結合；科技人員與群眾相結合。在農村辦基點，自然是農業科研工作的最好方式了。事實證明，西藏的農業科學試驗基點，為西藏農業發展所作的貢獻，堪稱功勛卓著。且按下不表。

單說在那個拉薩河畔早春的黃昏，我背著行李，踽踽獨行在鵝卵石河灘上，引項延望，尋找想像中的渡口。殊不知那江邊總也走不到，好像被我攆著往後退似的。夕陽映照下，江水粼粼，可望而不可即。待到我汗流浹背終於確信自己已經到達江邊時，才發現縱然也是風蕭蕭江水寒的境界，本壯士卻不能去而注定要回還。因為江邊一片空曠寂靜：東望，青色江水從遠處山嘴後緩緩流來；西望，金色波光閃閃，融入夕陽余暉之中。江上豈有船影；岸邊更無梢公。彼岸炊煙裊裊，此時我當如何？落日已更接近山凹，丟掉幻想，回頭是路。下定決心，步行兩小時，總能投宿縣招待所吧！

當我重又踩著卵石，飢疲交加，回到公路邊，頹然卸下背包，坐在上面喘氣時，四周已是暮靄沉沉。日頭落到山背後，把延綿的山脊鑲上一道耀眼的金邊。一群牛羊在空蕩蕩的公路上過來了，牧牛的老人和孩子背向著夕陽，從金色的霧靄中冉冉出現，彷彿順著陽光從天而降；伴隨著渾厚沉著的鈴聲和畜群歡快的呼兒喚母聲，構成了生命和愛的讚美詩，周圍洋溢著祥和平安的氣氛。
我從未體驗過如此輝煌神聖的黃昏。一時之間，忘記了我從何來，我向何去。起立在公路旁，我目送他們走遠，鈴聲依稀，身形蒼茫。抬眼望見星星閃爍，側耳聽得江水潺潺。輕風掠過，寒氣襲來。這時我才發現自己是孤伶伶地被遺棄在有情眾生之外了。

"沒什麼不得了的。"我想，"反正天已黑了，我也不必拚命趕路了。一夜的時間還不夠我走到縣裡？"一面把沈重的行李卷拖到路邊斜坡上，自己坐在稍下一點的地方，雙臂挎上行李繩，低頭躬腰蹬腳，想把它背起來。

"阿家啦。"我聽見有人說話，但思想和脖子都一下子轉不過來，以為自己餓昏了發生耳鳴呢。阿家啦，你哪裡去？"確實是一位女子清脆的聲音。這句藏話我剛好聽得懂。於是我明白這天地之間又有了一個人。趕快放棄行李，轉身站起。面前站著一位年輕的姑娘。

這情景在我頭腦裡保存了三十多年，好像一張陳復禮的黑白照片：深藍色的星空，黑黝黝的岩壁和隱約淺色的公路為背景，襯托出一個有著閃亮眼睛微笑的白牙齒和修長脖頸的苗條身影。

大凡孝父母尊師長睦弟兄的人，或多或少也信鬼神。這是我大半生考察的結論。當時姑娘的出現並沒有嚇我一跳正因為我不信鬼神，也不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關於這一點，我過去在政治運動中批判自己當教書匠的父母唯恐不透徹，與之劃界線唯恐不清，便可證明。所以，基於當時的政治思想覺悟，首先閃現的念頭是："她是什麼階級的人？"

當今的年輕人，不明白過去的年輕人何以對於"階級出身"看得那麼嚴重，講政治理論他們也不見得能明白。實際地說吧，就是 "階級出身"（或者委婉點說"家庭出身"）能決定性地影響一個人的升學、分配工作、提級、婚姻，乃至在政治運動中"可抓可不抓的"是否"堅決抓"；在觸犯刑律時"可殺可不殺的"是否"堅決殺"。總之，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雖然公開的政策文件上沒有明講，但在實踐中越來越顯出，這個"烙印"看來是終身生效的。在"文革"中，甚至能起到類似二戰時猶太人所佩戴的黃星的作用。當然，在一九六五年初春時候，我還沒有那樣深刻的體會，許多事尚未發生。

我進藏較遲。西藏的革命處在已完成民主改革，正在進行三大教育，準備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一切工作以階級鬥爭為綱。工作組幹部下鄉，除了以階級鬥爭觀念武裝，還要以長短槍支來武裝。六四年末，我在籌委農牧處參加了一個工作組下鄉搞調查。處級組長腰裡別了一支左輪，組員林業技術員眼鏡書生背一支打一槍裝一顆子彈的長槍。在鄉下騎馬趕路時，我要求背槍過過癮。當時我耳挂近視眼鏡，腦後梳著一個纂兒，身穿"列寧服"棉襖，足登車胎底生牛皮鞋，斜挎老步槍，大唱當時流行歌"騎馬挎槍走天下"，覺得瀟灑浪漫之至，忘乎所以。表現出對於階級鬥爭缺乏嚴肅態度，即使槍桿子在手也找不到感覺。這在我是有"歷史根源、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因為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間，我被"階級鬥爭"處理了四年，體膚筋骨所得到的改造與收穫自不在話下，只是一直不能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毛澤東思想中找到依據把自己"提高"到地主資本家的階級裡去，更無從產生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認識來源於實踐。我知道自己這個"階級敵人"是成色不足的。推己及人，對階級鬥爭的普遍性、嚴重性就難以認真對待。不過，我對具體政策的認識倒是很實際的。我認為政策是明文規定的行動指南，行為規範，必須熟悉並遵守。諸如尊重民族習俗以及與群眾接觸講求階級路線等等都應時刻銘記於心，並且認真遵照執行，以免犯錯誤。

所以當這位姑娘出現在面前時，我驚喜之下卻不敢信賴她。我猶豫地站著不知道該怎麼辦。

"阿家啦，你那裡去？"姑娘又問。我向河對面一指："邦堆"，又模仿划船的動作，"沒有了"。姑娘對我說了一些藏漢夾雜的話，也加上動作。我猜測大意是：船今天沒有，船工多傑病了。阿家啦今晚我的"棚子"裡休息，明天我找多傑送你過去。"這個建議對於又累又餓的我是最大的福音，但我心裏在掙扎，不知道她的階級成份，怎敢貿然住在她家呢？我故作鎮靜地問："縣啦，塌任波熱貝？（路遠嗎）"這是我當時最高藏語水平，表示我是"來借巴"(工作人員)，有紀律之人，是應當住到縣裡去的。她聽懂了，說："任波斜扎搖馬熱。（路不遠）"並指了遠處的幾星燈光，接著又講了一串話，使我後悔冒充會講藏語了。見我呆呆地望著她，姑娘便藏話夾著川味漢話使我大致明白了：她不能送我去，因為要照料牲口，還要做飯。"你飯吃了嗎？"我搖搖頭。她便不再和我討論，提起行李，三五步跨進路邊山崖的陰影裡。聽見"伊呀" 一聲，我跟著走到跟前，才見是依靠山崖窩窩修建的一個小小院子。跨進門來，院子裡比公路上還黑暗。看不見畜棚，只聽見咀嚼草料的聲音，還有一隻狗發出的威嚇的聲音。我不知狗在那裡，不敢走動。姑娘叱責了一聲，狗不吭氣了。我掩上院門，右邊屋裡有了低低的亮光。姑娘返身出來，拉住我的手引進屋去。
我看見屋當中一隻三條腿的爐子已經生上火，上面座了一隻陶土罐。靠門一這邊的牆下，有個鋪位，我的行李卷已經放在上面。對面牆腳下還有一個鋪位，但屋裡沒有第三個人。姑娘示意我打開行李卷，自己到屋子另一端忙著什麼，我聽見刀和菜板的聲音。再過一會，當我找出那本《漢藏詞彙》準備同姑娘會話時，羊肉湯的香味已瀰漫小屋。姑娘走過來把切好的蘿蔔放進湯裡，然後撒進糌粑面，用杓子攪一會，就示意我取出自己的大號搪瓷碗，給我舀了一滿碗，雙手遞給我說："吐巴，卻。（請吃粥）"

三十多年之後，我學習念誦"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不知該學念音譯漢語的還是該念藏語或梵語。雍和宮一位格西老喇嘛開示我說"用哪種話來念，發音准不准，並不重要。比方漢語說‘請喝茶'，"他做了個敬茶的姿勢，"藏話講‘酥加卻'，蒙古話講‘切烏'，客人都能懂得的。你能說哪種語言是對或是不對?" 這裡面可能包含著符號學、語言學乃至心理學諸方面的理論問題，更可能詮釋著禪學"拈花微笑"、"直指人心"的深奧道理。智慧，本來源於平常，存在於平常。

我接過了那只盛滿吐巴的碗。並非由於聽懂了她的話，而是直接從她發現了在星空下大路邊孤立無助的我並加以收容安置的一系列行為中，領會了她的善意。而此刻讓我分享她一日勞作後最愜意的晚餐，已是她必然會做的事。此情此景，難道還有人會那樣蠢會去思考"吐巴，卻"的詞義，那樣昏憒會追究那笑盈盈的眼和粗糙雙手的所有者是什麼階級出身和出於什麼動機來收容我麼？遺憾的是，我自己在一九六五年西藏的那個春夜時，就是那樣一個愚蠢混賬之人。

在受用了兩大碗羊湯吐巴之後，週身暖融融，精氣神得到恢復，我找到了"工作組"的感覺，準備和姑娘正式對話，進行"社會調查"。姑娘收拾好鍋和碗，加了牛糞火，又座了半鍋水在火上，坐在了對面的鋪位上。此刻，按照情理，我應當說些感謝的話，可是我卻說（用藏語課本上學來的話）："你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了？"姑娘說，她名叫次西，十八歲。我想問她在哪裡學的漢話，但不會講，就說，你的漢話"亞波堵（好）"。次西高興地告訴我，她當修路民工時跟"瑪米（當兵的）"學的。 "怪不得一口川味兒。"我想。我翻開那本《漢藏詞彙》，指著"階級"一詞，問她認不認識。次西笑著搖搖頭。而我也不會拼音。於是，利用社會科學詞彙對收容我的這家進行階級狀況調查對話的企圖就徹底落空了。我鬆了一口氣。語言不通，無法進行嚴肅談話。萬一以後追究起"路線"問題，也有以辯解了。次西繼續講著她為什麼不識字。阿媽死了，阿爸走了，只有一個"鍋鍋"（哥哥），比她大四歲，帶著她。金珠瑪（解放軍）來了，哥哥帶她去修路，後來又有了牛羊和田地，但是哥哥和她都不會種地。哥哥有一匹馬，用馬"背東西"掙錢。前幾天和別人一起出去了。現在自己年齡大了，家裡"工作"又多，不能上學了。"哥哥不在家，阿家啦就睡在這裡；哥哥在吶，他用馬送你到縣裡。"次西又高高興興地說："我喜歡阿家啦住我的棚子裡。我天天一個人，心裏一點也不快活。"她開始調查我的情況，問我幾歲了？我用藏話說三十三了。又問：娃娃幾個有？我說：布谷尼搖惹，普計，普嫫計（兩個孩子，一兒一女）。次西大為高興說阿家啦藏話說得多多好啦。我受到鼓勵，繼續用藏話謙虛地說：一點點 會，多的不會啦。你的漢話多多會講啦。

漢陽鍋（一種平底平蓋鋁鍋）裡發出嘶嘶聲。次西站起走到我身旁，從網兜裡取出我的洗臉盆，把鋁鍋裡的水全倒到盆裡，送到我腳邊說："水熱熱的，腳洗洗吧。"這真是太週到了！我的腳在輪胎底生牛皮鞋裡早已備受折磨盼望解放了。看見我驚喜的表情，她說："修路的格拉（師傅）都洗腳。"我取出香皂，洗了臉，然舒舒服服把腳泡到盆子裡，往臉上手上擦了點維爾膚油脂。次西看著我做這些事，不再向火爐添牛糞餅，火光漸漸暗淡下來。我換上布鞋，起身打算去倒掉盆裡的水。次西趕快站起來比劃著說："外面黑，你看不見，會摔跤了。"我只好由她端出去。我聽見用手撩水的嘩嘩聲。一會次西進來，放下盆子，說："熱水，我也腳洗了。"我登時感到非常慚愧。原來今晚只是為我才燒的熱水。看著她在衣裙下擺擦了擦光腳，我決心明天把布鞋送給她。

屋裡完全黑下來，牛糞火餘燼已不發光。我聽見次西悉悉索索地對走到面的鋪位，一定是躺下了，因為她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聽起來挺舒服的。我縮進半截在馬背套裡的被窩，腳漸漸地暖和上來。不一會，傳來了次西輕輕的鼾聲，細長而均勻。"像她的脖頸。"我迷迷糊糊地想。院子裡的牛反芻咀嚼聲，畜群小小的騷動聲和偶而觸動的鈴聲，和著畜糞味，炊煙味以及其它難以分辨卻富有人情的氣味，更襯托出春夜深深的寂靜與安寧。在尚未進入夢境之前，我最後一個念頭是：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後來便不知去向了。
我努力想醒過來，但不成功。只感覺到一個男子的聲音在和次西輕聲說話。還有馬噴鼻子甩耳朵的聲音。我感到是哥哥回來了。他睡在哪兒呢？我管不了啦，我太悃了！便又失去了聽覺，一直睡到自己醒過來。

屋子裡仍然不明亮，但已經能看見。對面鋪上已沒有人，屋裡瀰漫著茶香。次西和哥哥似乎在屋子那一頭吃早飯，我聽見吃糌粑彈舌頭的聲音。他們談著話，眼下的內容不見得與我有關。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起床。佔了主人的床鋪又不會說道歉和感謝的話，還要當他面穿衣服，在這種情況下會見他，多麽尷尬。心想等那小夥子出去我再起來。於是便一動也不敢動，假裝沒醒來，在被窩裡偷看了一下熒光表面，已經近八點。西藏早春天亮雖遲，外面也該大亮了。我正想著，聽見小夥子站起來，走了出去。次西也跟出去，又聽見馬鈴聲，馬蹄聲，開大門的伊呀聲。我剛坐起來，次西又進來，提起門口的小行李卷兒往外走，看見我，對我笑笑，齒如含貝。馬蹄聲漸漸遠去，次西進屋。這時，我已穿戴整齊，用濕毛巾擦了臉和手，梳理了頭髮，並戴上了眼鏡，但與這家的男主人失之交臂。

"鍋鍋拉薩去。"次西告訴我。我提問加上比劃：哥哥哪裡睡了？我當時不會說"昨晚上"。次西伸出食指向上："棚子上面睡了"。這就是說，在春寒料峭之中，在長途跋涉之後，因為一個漢族阿家啦住在家裡，他沒吃上熱吐巴，沒用熱水洗腳，在屋頂上睡了半夜就又上路了。我心中很抱歉，說不出來，愣了一會兒，想到該是自己道謝和告別的時候了。正在想怎麼說出來，就聽得次西招呼："阿家啦，酥加卻"，已經在我的碗裡斟上了酥油茶，放在小桌上，並用一個小皮口袋揉著糌粑。我此時也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叨擾到底了。忽然想起自己還帶了一罐自製豬油辣醬，準備帶到點上吃的。便從背包裡取出來打開，用匙子挑了一點讓次西嘗，她伸過手掌來接，我讓她就在我匙子上吃，她急忙站起，去找了自己的一隻小杓兒，接過這一點辣醬，嘗著，抿著嘴，笑嘻嘻地說了一句--現在想來必定是--"味道好極了"一類的話，我便決心把這瓶醬也留給她。

門外有牛羊群經過，次西從坐墊上跳起來，出去和什麼人說話，然後一個小男孩隨著她進院來，幫她打開畜欄門，趕出牲口，加入公路上的畜群中，吆喝著走了。我明白，因為我的緣故，又耽誤了次西出發放牧。

次西的茶一定是新煮的，特別澀，酥油漂在面上。她匆匆地喝了兩口，讓我慢慢吃喝，自己到山坡上面村裡去找多傑。我收拾著行李，把布鞋、維爾膚油、香皂、辣醬用一條新毛巾包好，放在床鋪上，又捆好馬背套，結牢網兜，手心裏捏著一元鈔票，不知該怎樣向次西說。

我坐在屋門口的陽光裡，黑狗臥在我腳旁，我撓撓它的下巴和"腮幫子"，它閉著眼懶洋洋地動了動尾巴根，表示領情。院子裡還有幾隻雞在刨食；它們必定是在牛欄高高的橫木上棲息的，那上面積著灰白色的雞糞。作為院子一側屏障的石崖上，長著一棵瘦瘦的榆樹，向小院探著身子。一隻頭頂花冠的戴勝鳥嘎然飛來停到樹上，驚起一群麻雀。透過榆樹枝看，湛蘭的天便不那麼耀眼了，但還是不敢深看。一時間，我覺得我已在這小院裡住了一個月，一年，或半輩子了。轉過頭去看見那捆好的馬背套，好像我是要離家去闖生活。

後來的事便不用細說了。次西幫我把行李背到渡口，多傑用牛皮船把我渡過河（不收費）。在此之前，我把送給次西的東西和一元錢放在她床鋪角落裡，不好意思告訴她，反正也說不好。過河之後，遇見幾個小孩。一個男孩跑到工作組駐地報訊，女孩子幫我提網兜。在半路上便有藏族同志來接我，得以順利到達基點。

從那時候到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大革文化命"期間，我挨批進了"清隊學習班"，沒資格下鄉蹲點，被罰在農場監督勞動，和藏族工人們一起餵豬、掏糞、翻地作埂、栽苗灌水，學習冷床溫室露地種菜的本事，另外還執行為我的改造而設的專題項目：清晨到藏族工人宿舍區掃廁所。這個專項執行了沒有一個星期就被取消了，因為工人起床後必須急急忙忙辦那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往往赤著腳光著腚跑著來。指派一個婦女--儘管是個"階級敵人"--在使用廁所高峰期間在那裡勞動改造，對於革命群眾是不方便的，讓她一次次地持帚柱鍬在門外等候，倒像是上廁所的人妨礙了打掃廁所。記得有一次我正在鏟糞，進來一個人，認出了我，大叫一聲，轉身就跑，我趕緊出來，只見他頭頂袍子背向廁所不停地跺著光腳，我招呼一聲，他才掩著臉疾步進去，嘴裡嘟囔著，很生氣的樣子。現在想起，仍感啼笑皆非。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許多人由於貪婪或恐懼迷失了本性，損人利己或損人害己。而我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裡，感受最深的是藏族勞動人民天性中的慈悲、公正和無畏精神。和他們在一起，我時時體驗到佛教教義中"眾生平等"思想的現實性。不由得羨慕他們對勞動，對生活，對人生的從容安詳和寬厚態度。

有一次掏糞坑，大個子托米就不讓我下坑舀糞，他說我個子矮力氣小，舉不起糞桶，只叫我接過桶交給另一個比我高大的女工倒到糞車裡，而由他自己下去幹這件更髒更累的活。還有一次，往菜地背羊糞，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幫我裝麻袋，裝好之後，幫我抬上肩，不料抬到一半，她突然鬆手，使我扭傷了腰。隊長看見了，立即過來批評她。當然是講藏語。我聽見小姑娘為自己辯解，說"她是階級敵人，有甚麽關係。"隊長說，黨的政策是要改造她，她受傷不能勞動了，還怎麼改造。這位沒上過學的藏族工人的政策水平，真能令某些漢族知識份子幹部汗顏。農場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場長，是一位勞動能手，又吃苦耐勞，以身作則。只是他總把褲子馬馬虎虎繫在腰上，工人們開玩笑給他起個外號叫"糌粑袋子"。那天他來我們蔬菜隊參加勞動，碰巧食堂管理員又來叫我去哲蚌寺糧食倉庫背大米，隊長說春播忙，不同意，管理員就找場長。我看見他們蹲在菜地邊商量好一陣，忽聽場長大聲說："幹部食堂又不是她一個人吃飯，旁人也可以去嘛。她是來農場接受工人教育改造的，不是給食堂背大米的。"這件事讓我記住許多年，是因為他當時公正地執行對我的改造政策，免除了我在有腰傷情況下的一次重勞動。因為涉及"立場問題"，我不敢肯定他對我有慈悲之心，但是，如此準確和深入地理解共產黨政策精神，把積極的"改造"和消極的懲罰區別開來的人，一定是一個具有解放全人類的博大胸懷的人。

"文革"中在蔬菜隊勞動的幾年，是我靈魂筋骨全面大有收穫的幾年。在蘭天白雲之下，風和日麗之時，同勤勞純樸的藏族人民一起從事最基本的生產勞動，無功名之慮，無臉面之憂；學習生產技能，磨煉筋骨意志。還能創造財富報答人民養育之恩。這種赤條條無牽掛的生存境界，非有福緣之人不能達到。我常常想：當人們唱著歌打畦埂割青稞的時候，當人們點上篝火打夜班編草帘喝骨湯吐巴宵夜的時候，當勞動是那樣的從容和諧而富有成果的時候，勞動怎麼會是懲罰呢？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我又下過鄉，蹲過點，與更多的藏族鄉親朝夕相處。我愈來愈深地體會到藏民族實在是一個擁有非常深厚的精神文明內涵的民族。能在他們當中生活十八年，是我的幸運。雖然存在種種人為隔陔，我所受到的他們精神能量的"佈施"卻是我終生受用的財富。他們世世代代溶化在血液裡落實在行動上的純樸、寬厚、無畏、堅忍的美德輻射著我，照見我自己精神力量的貧乏，道德品格的卑瑣，使我心生慚愧，覺得欠他們的情。由衷懺悔之後，眼前便展開了一個更高的境界，感召我以後在人生道路上行走得更誠實、更坦然、更覺悟。

我想，這一切都是從次西同我結的那一次善緣開始的。和一直堅持工作到退休的同事們相比，我不大有資格說西藏是我的第二故鄉，然而我的確把那裡當成我心靈的老家。我懷念西藏的一切，刻骨銘心，以至於內調北京十幾年了，仍常感到自己是在作客，未能入流。在這裡，我從沒有過如同那個早晨在次西的小院裡感受到的家園的氛圍。何以故？有因無緣，這裡缺少"不住相佈施"的善緣。

我還會回到西藏。不在今生，也是來世。這緣起便是那不見來路與去路的銀色江水，那被落日餘暉鑲上金邊的山脊；那揹負金色光環苒苒而行的牧人和從暮靄中像觀世音一般顯現的次西姑娘。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寫於京城巴山坳鹿門酒靈軒

来源:萬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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