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中共十七大以來,我已不大發表時評,今年「兩會」期間也是如此。有朋友問起個中原委,我自認對中國政改「話已說盡,事無可為」;即便再言,猶若「知其不可而為之」。

變法:永遠的歷史悲愴
   
溫家寶在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體上一片叫好聲,我卻感受到一種莫名的悲涼。以王安石自 命,可誰又願意當宋神宗?舊體制的強大慣性,會令一切革新方案變味,王安石銳意改革,最終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個著名的悖論。

從商鞅到王安石,從光緒到胡、趙,歷代改革者的命運都是悲劇性的;體制內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蘇聯陣營及中國不乏先例,「胡溫新政」會不會重蹈歷史覆轍?天 變(自然災害)、祖宗(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人言(來自左、右陣營的抨擊),恰恰反映出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學者斷言「改革已死」,中國已進入「 後改革時代」。

改革:最大敵人是自己

1949年的革命和社會一體化整合,消滅了傳統的民間社會和地方自治,將黨的管制滲入社會的每個細胞,並毫無節制地自我複製。「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於 政治體制改革的車輪未能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結果不但造就了勢力龐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也從官僚體制內部形成了與之配套的權力尋租機制。

政治體制改革的悖論在於:改革阻力來自共產黨內部,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目前從中央部委到省地市縣乃至基層,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們不僅相互博弈,也在與中南海博弈。體制內耗嚴重削弱了執政能力。

今春的大雪災,也是歷年積弊的一次總爆發。《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此未有絲毫檢討,呼喚多年的「陽光法案」繼續擱置,說明利益的堅冰難於打破。

在體制內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改革須爭取人民的支持,與民間的互動尤為必要。政改應以建設公民社會為目標,既要改革也要開放,沒有公民起來監督,政改就只能是一種體內循環,關門改革不會成功。

大部制:難脫尾大之局

在君主專制時代,百姓只須供養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這種血酬供養超出了負擔的極限,就會發生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當今中國是名列世界第二的重稅國家,納稅人同時負擔執政黨和政府兩套班子的運轉成本,是歷史形成的「中國特色」,負擔比歷代王朝還重。

本次「兩會」上,高調出臺的「大部制」,目前只收得28-1之效,且必將繼續遭到官僚體制內部的頑強抵抗。從歷史上看,國務院自1951年迄今已實行了十次改革,機構編製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地循環增減。「大部制」只是行政體制改革的舉措,無法替代政治體制改革。

沒有憲政監督的「大部制」,前途無非兩種:一、形成更為集權的新壟斷;二、像以往一樣無疾而終。兩者都改變不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尾大不掉之局。

「兩會」及民主黨派:有虧監督職守

根據1949年大憲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十三條之規定,政協是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代行全國人大職權。《共同綱領》是 共和國立國的法理依據,但自1954年至今,全國人大代表的產生方式仍是「遴選」,顯然有悖建國共識。當今政協也是一個地位很奇特的機構:號稱統一戰線組 織,既是政權的一部分,又不是權力機構,究竟是「org」還是「gov」?半個世紀以來,人大、政協尸位素餐,未對政府實現有效監督,顯然有虧職守。

今年「兩會」期間,某些民主黨派領導人會見記者時牙牙學語,稱中國不能搞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兩院制,實在是數典忘祖。民主黨派創建時的理想,是反對一黨 專政,實行民主憲政,與中共合作也是基於此種共識。歷經多年改造後,其政黨特徵早已消失,只是作為附庸延續至今。既然不講民主,又何必自稱民主黨派?當前 若搞全民直選,估計中共還能挾政治資源當選,但花瓶恐怕無以為生。

民主憲政:一張未兌現的支票

常有人將中國社會與清末類比,將改革開放比擬洋務運動,把胡趙下臺比做戊戌變法失敗。當今的內外環境,與一個世紀前明顯不同,但也確有某些相似之處。觀看今年的「兩會」風景,不免又令人想起「預備立憲」和「皇族內閣」。

我一直將中國的近代史視為一場改良與革命的賽跑,在清末的大賽場上,最終革命跑到了前頭,改良的一切設計,在武昌起義槍聲響起後成了廢紙。

中共的民主憲政承諾,是抗戰結束前開出的遠期支票,超過一個甲子仍未兌現。當今中國社會缺乏誠信,要從毛澤東開始問責。鄧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體制改 革,在「8964」事件後被長期擱置;有中共元老聲稱政權是兩千萬人流血犧牲換來的,顯然是一種血酬史觀,沒有跳出王朝更迭的週期律。

贏家通吃不可能永遠持續。君主立憲設計的高明之處,是在承認「萬世一系」的前提下,用憲法限制君主權力,改為依法永享血酬。近年所謂「黨主立憲」之說,也是主流學者為維繫一黨執政地位所做的政治設計。

突發事件: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腐敗也是一種歷史動力。解體是從內生腐敗開始的,當腐熟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觸發,也可能導致突然的崩潰。

中共在野時是革命黨,也是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的黨;而現在最不能接受的,恐怕就是革命和共產。近年執政黨內有「不反腐要亡國,反腐會亡黨」的深憂,沒有民 意選舉的背書,現政權的合法性主要靠經濟增長維繫,一旦經濟崩潰,合法性就不復存在。而腐敗恰恰是寄生於經濟命脈上的血瘤,伴隨著宿主的成長而無限膨脹, 現已到達危險的臨界點。

以2008初春的天災為起點,物價飛漲,股市狂跌,「胡溫新政」進入了高風險時期。」兩會期間出現了突發事件,而危機處理機制卻僵化如故,喚起了國人對十九年前歷史悲劇的沉痛回憶。

機構可改政治不改,內部小改外不開放,政治體制改革仍在螺絲殼裡做道場。按中共智庫人物提出的時間表,全民直選要到2040年才能實現。可是歷史的進程,往往不以個人或團體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漸進式的理性改革前景迷茫,體制在權力與財富的慾海中沉浮,臺灣大選的話題持續發酵,毛澤東的幽靈四處遊蕩;歷史留給政改的時間,恐怕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