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歷史的迷霧，還原抗日的真相（七）（組圖）

1945年，蔣介石、毛澤東、赫爾利在重慶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利用蔣到西安督戰剿共之機兵諫，卻電毛澤東商議改組聯合政府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但是決心徹底消滅中共的蔣介石，命令駐守在西北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剿共，並親自來到西安督戰。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至西安以臨潼華清池為行轅，親自坐鎮督促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張學良、楊虎城「進剿」紅軍。張楊二人因為受中共的策反向蔣進諫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反對。12月12日二人兵諫，張學良的衛隊捉拿蔣介石，同時楊虎城的部下逮捕了隨蔣抵陜的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軍政大員。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蔣被扣押期間，在一天之內寫了：寄其妻宋美齡、兩兒蔣經國和蔣緯國與全國國民三份遺囑。

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隨即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周恩來說捉蔣，講得頭頭是道，後來說放蔣，也是頭頭是道

1936年12月12日兵變當晚，中共驚喜交集，以毛澤東、周恩來名義給張學良發了「萬萬火急」的「文亥電」，鄭重建議張必須把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裡，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不可將其交其他部隊，緊急時誅之為上」；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會議的基調是「審蔣」。

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17日，中共應張學良的邀請，周恩來率李克農、羅瑞卿、張子華等人以紅軍代表團的名義到達西安，共商解決事宜。蔣親自對宋子文說:「此事癥結在於共產黨。」(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23日)蔣介石擔心中共會乘機除掉他，是他寫下遺囑的又一個原因。

延安時的毛澤東

毛最希望的是蔣介石死，所以毛澤東發給張學良電文：「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由人民公審……」。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及「一舉手便扭轉乾坤」。讓張瀋醉在西北王的迷夢中！

而根據《張國燾<我的回憶>》裡提到西安事變時毛與朱德的對話，也可得知毛希望蔣能夠死的意圖：毛澤東並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裡說出來。「我們致莫斯科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除報告西安事變真相外，並指出這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當天，中央給在華北工作的劉少奇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要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後），「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雖然批評張、楊「多少採取了軍事陰謀的方式，把南京置於西安的對立地位」，但總的還是肯定「西安事變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

在斯大林的嚴厲指令下，中共不得不派遣周恩來等人前往西安，與張學良進行善後的接觸，並對蔣動之以「天倫之情」，一再向蔣保證斯大林將會釋放在西伯利亞被勞改多年的獨子蔣經國，讓他父子團圓，從而最終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從而聯合抗日。而周恩來亦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西安事變的「全面勝利者」。紅軍處於空前的險境。但西安事變改變了這一切。共產黨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張學良抱怨說，當初周恩來說捉蔣，講得頭頭是道，後來說放蔣，也是頭頭是道。

斯大林的命令：不許殺蔣，聯蔣抗日，才是真武裝保衛蘇聯

斯大林電令中共：絕不容許殺蔣

蘇俄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亦強烈譴責西安事變，《真理報》、《消息報》痛斥張學良「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抓蔣介石是適應日本的要求」。斯大林最擔心的莫過於中國陷入內亂，抗日戰場崩潰，若日本滅了中國，蘇聯也危機在即，希望利用中國牽住日本，中國只有蔣介石有能力領導全中國團結抗日，若殺蔣會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中國會迅速為日本所亡，最後導致蘇俄被日本侵略的危險。斯大林深知中共的那點兵力無法抵擋日軍，所以斯大林親自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中共殺蔣。並給中共下了強制命令，要聯蔣抗日、不是反蔣抗日，在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領導下團結抗日，這才是真正的武裝保衛蘇聯。

美國記者斯諾的《紅色中國散記》中也說，宋慶齡曾告訴斯諾，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凶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

諷刺的是，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蘇聯的領導人：斯大林。

中共抺黑：蔣介石不抗日；蔣日記佈署抗日國防周密令張學良醒悟

1930年的張學良與蔣介石

中共卻一直宣傳說「西安事變」主角楊虎城是國民黨，從來不抗日的蔣介石因為「衝冠一怒為抗日」的張、楊用槍對著自己的腦袋而聽話。這是事實的真相嗎？

日本侵略者繼侵佔東北，而蔣介石仍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從台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筑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作為領袖的蔣介石如果公開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準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提前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裡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張學良對蔣介石的戰略部署不知情，西安事變後看到蔣的日記才醒悟，才瞭解蔣在佈署抗日且有周密國防計畫。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國內外輿論：政變鼓勵日本對中侵略、紅軍得以蘇生，楊、張二人實為國家民族之罪人

大陸公布的當時代表共產國際的蘇共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其於1936年12月20日發給毛澤東的電報中也提及）：「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並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譜：《中共黨史最新資料》）

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蘇生、發展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而日本對西安事變的看法是，日軍揚言：南京若與張、楊妥協，日本將不能坐視；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中國通」費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China:ANewHistory）中對此寫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在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中國。

《張學良側寫》作者郭冠英說，大陸把張學良捧為「抗日民族英雄」則完全是從政治而不是事實出發。因為連張學良本人看了蔣的日記也明白了，蔣介石不僅要抗日，而且有詳盡的戰略計畫。因此西安事變並不存在促使蔣介石抗日這回事，而只是把原來計畫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則是巨大的災難——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

胡適就曾給張學良發去一封電報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嚴詞警告張學良「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同時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

蔣令南京討伐，宋美齡：寧抗日，勿死敵手，令蔣回心轉意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拒絕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決事變的條件，加之南京政府討伐大軍壓境，中共逼迫張學良17日同意在內戰爆發，南京政府圍攻西安前對蔣「行最後手段」，《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即殺掉蔣介石。蔣介石自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也會危及自己的生命。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就是「叛亂」，必須嚴懲，因此他期盼南京政府出兵討伐張、楊，營救他。14日，到達西安的端納告訴蔣，南京政府已決議討伐張、楊。蔣在是日日記中寫道:「晚間端納為余言，南京對陝變已決議討伐，余心乃安。」

在蔣介石被扣押期間，一度想到了死，一天之內，寫了寄其妻宋美齡、兩兒蔣經國和蔣緯國與全國國民三份遺囑。蔣介石檢討西安事變發生的責任在他自己，蔣介石給宋美齡和兩子的遺囑，有四點重要內容：

第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齡為他擔憂，自責自己。
第二，他已準備死，決不向張學良投降。
第三，希望他死後，宋美齡善待斷絕音信近十年、遠在蘇聯的蔣經國和在德國柏林的蔣緯國，「視如己出」。
第四，叮囑蔣經國、蔣緯國，他死後對宋美齡盡孝道，「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那麼宋美齡就是你們「惟一之母」，「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
　　
在告全國國民遺囑中，蔣介石檢討西安事變發生的責任在他自己：「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決心以死補償。同時希望全國同胞在他死後嚴守並實行其所倡言的信條：「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他相信中華民族必有復興的一天。

而南京方面，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親自來到西安斡旋。郭冠英說：「到了見了他太太(宋美齡)以後，太太就說，寧抗日，勿死敵手。根據蔣介石日記的記載，隨著蔣夫人宋美齡的到來，蔣改變了態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齡代表他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西安方面張學良、楊虎城談判，並最終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12月25日，蔣介石等人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飛離西安，於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變以和平收場。蔣介石在會談中表示:「若爾等以後不再破壞統一且聽命中央，完全受余統一指揮，則余不單不進剿，且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周恩來則回答:「紅軍必受蔣先生指揮，而且擁護中央之統一，決不破壞。」至此，蔣介石明確同意不「剿共」，但要中共受其指揮；周恩來則答應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兩人對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和進行合作達成了共識。

西安事變的影響：提前抗日、中共得救、禍亂中華60多年

西安事變的後果之一是，蔣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於倉促，結果只能用中國人的血肉鑄成「新的長城」。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想法的日本，提前侵華時間表，半年後全面爆發。西安事變終於使瀕於絕境的中共因此得救！並使我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經此變化，損失難計。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更為未來的中國歷史埋下了赤禍蔓延的悲慘結局。西安軍事叛變使國民黨「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毀於一旦」，其另一直接的後果是日本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此後，蔣介石率領國民黨開始了艱苦的抗戰，而中共則偏於一隅發展壯大，並最終竊國成功，開始禍亂中華，戕害中華百姓。

中共沒有遵守四項保證仍搞破壞擴張，西安事變，讓整個中國事變

中共在談判後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國共再度「合作」。只是事後周恩來團體並沒有遵守約定,仍搞破壞！合作只是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表面上擁蔣抗日，實際上利用抗戰發展自己，最後的全面叛亂。

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實行「三分抗日，八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紅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10多萬軍隊。毛澤東說西安事變把中共從牢獄中解放出來，確為喜極由衷之談。軍隊僅4萬餘人，根據地只剩下陝北一隅的中共，在抗戰之後，奇蹟般地創造出近百萬正規軍和220萬武裝民兵，大半個華北以及華中、華東的大部分地區都成了它的天下。

只有中國共產黨，利用全面抗戰爆發的八年，從一萬三千桿槍、兩萬人馬、三縣之地，發展成為110萬正規軍隊，200萬民兵。當1945年8月15日深夜，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在一天內連發七道命令，要他的軍隊切斷交通路線，搶在國民黨之前接收，佔領兩百多個縣城。毛澤東說，我們解放區已經有一億人口了。

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使得中國大陸人民此後在60多年裡，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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