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全球印鈔中國加息邏輯何在?(圖)

2010-11-03 14:28 作者: 葉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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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無前例的全球印鈔運動開始,在匯率未市場化之時,中國進入加息通道將受全球寬鬆貨幣的毒害。

11月3日開始的美聯儲議息會議,預計將出臺新一輪較為保守的量化寬鬆政策;日本、英國等國有極大的可能繼續維持超低利率;深受全球輸入型通脹之害的亞太經濟體,如印度、澳大利亞等國不得不進入加息週期,抵禦通脹。11月2日,印度央行宣布,上調主要利率各25個基點,其中現金回購利率上調至6.25%,反向回購利率上調至5.25%;同一天,澳洲聯儲宣布加息25個基點至4.75%,澳元兌美元聞訊飆升100點,最高漲至0.9979,對平價水平發起衝擊。

美國的貨幣政策是全球經濟毒藥,如日本一樣,沒有挽救實體經濟,反而醞釀出另一輪資產大泡沫。中國沒有跟隨澳大利亞、印度加息的前提,是這兩個國家基本實現了匯率市場化,因此沒建立起外貿依賴經濟模式,匯率波動對本國經濟影響不大。

印度與德國的匯率政策可以給中國啟迪。印度與中國一樣,都是人口眾多的新興經濟體,推動印度進行匯率改革的不是順差是逆差,上世紀80年代晚期的印度,大量依賴海外短期融資。到1991年,由於海灣戰爭引發國際油價飆升、印度自身財政赤字高企及政局不穩問題相交織,導致外部商業性融資來源迅速枯竭,引發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為了挽救依賴國際融資的危局,從1992年開始,印度開始實行雙重匯率,一年後匯率並軌,進入市場化時代。印度盧比的可兌換進程是漸進式的,先是放開經常項目可兌換,1992年3月盧比在對外貿易中成為部分可兌換貨幣,1994年8月又進一步實現了經常項目自由兌換。此後,印度央行逐步放開了資本項目兌換,限制短期債務資本流入,鼓勵長期資本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內流。

選擇什麼樣的經濟發展方式,有什麼樣的收穫,就得付出相應代價。設想如果我國在加入WTO之時,就選擇了市場化的匯率模式,那麼中國就不可能成為出口依賴度急劇上升的經濟體。如今勢成騎虎,被出口發展模式與就業等因素倒逼,我國不可能實行激進的匯率改革舉措。在這方面,德國的匯率市場化模式更具參考價值。

德國屬製造大國靠出口立國,上世紀60年代末,龐大的不斷增加的經常賬戶盈餘,使德國面臨資產價格和薪資壓力上升,國內通脹壓力巨大。使德國政府痛下決心實行馬克匯率市場化的,是1971年美國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兌換,這讓德國政府意識到美元信用薄如紙。到1973年,二戰後的貨幣體系佈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崩潰,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固定匯率制度瓦解。當年3月1日,德國正式決定馬克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不容忽視的是,德國雖是製造大國,但其經濟基礎堅固、技術與管理先進,並不因為馬克升值而降低競爭力。此後,德國實行的是嚴格的通脹目標制,一切以馬克的信用、以維持國內的購買力為主,此後還通過歐元區的建設拓展貿易區間,收穫最多的歐元紅利。

如果人民幣要進入加息通道,首先要做的是維持人民幣實際匯率基本穩定,名義匯率可以上下波動。其次,向德國學習藏匯於民,分散巨大的外匯儲備壓力讓民眾自主使用,並且在經常賬戶資本流入的同時,伴隨著資本賬戶、金融賬戶和儲備賬戶等資本順利流出,如此一來,高額貿易順差導致的資本流入難題被有效分解。人民幣市場化的核心是有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如果我國的製造業在技術與管理上處於全球領先水準,此時升值就不會是迫在眉睫的危機,而是中國經濟自然轉型的契機。

就貨幣論貨幣格局太小,我們需要做的是國內徹底的市場化,國內開放尚未成氣候,國外開放就是國際資金收割羊毛的同義詞。相信民眾,藏匯於民,大幅度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推出越來越多的人民幣投資品種,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進而將人民幣分流,國內通脹壓力將大為緩解。加快在香港、上海等地發行人民幣債券等投資品種,培育人民幣離岸中心是上選。

只有國內開始第二輪市場轉型,實行對內開放重於對外開放的國策,致力於提高政府與企業效率;只有大力推行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實行通脹目標制,根據內部經濟情況加息才有意義。否則,所謂的加息,就是給全球氾濫的貨幣增加套利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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