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49年前後學運比較 我無地自容了(組圖)

2011-08-30 17:22 作者: 辛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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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前後的學運
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先生曾走出南京國民政府的大門,親自與已經砸爛了《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並包圍了國民政府的中共學生運動代表平等對話的歷史鏡頭。(網路圖片)

1949前後的學運
六四天安門鎮壓後的長安街上,一男子隻身阻擋坦克前進。(網路圖片)


1989年6月5日天安門附近和民眾對恃的坦克和軍人(64memo)

一、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的三大浪潮

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的第一大浪潮,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其時,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破壞北伐、叛變國民革命、意在武裝顛覆初獲統一的中華民國,已經整整三年;其時,離蘇俄為維護沙俄在我國東北的特權而大規模侵略我國,也已經兩年整;其時,自中東路戰爭爆發起即受命斯大林而決策「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共,已經逞之不及地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武裝叛亂。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中華民國政府軍正在對武裝叛亂的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然而,事變爆發當天,中華民國政府軍就不得不停止了圍剿,蔣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就離開江西前線,回京處理日事。因此,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偉大勝利」,中共臨時中央竟立即根據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全會《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於九月二十日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在國難當頭卻以服從俄命而擬訂的《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彼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中共領袖甚至認為正在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於是,中共再一次決策了「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制定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的計畫,決定在「抗日救亡」的口號下,「組織工人罷工、發動學生遊行。」由是,在中共城市地下組織的策劃下,學潮頓起,暴亂益生,有組織、有計畫、有領導的年輕學生,不僅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遊行示威,高喊「中華蘇維動埃國萬歲」的口號,而且一波波地奔向南京,沖砸政府機關,搗毀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砸毀《中央日報》,並包圍國民政府數日而不散。

鑒於寇深禍重和大多數青年學生懷有一腔愛國熱情,當時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先生,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親自走出國民政府,與包圍了國民政府的年輕學生進行了平等對話,同樣以一腔熱血化解了學生的怒火和誤解。遂使得學生和平散去。嗣後,雖然「有背景、有預謀、有組織」的學生,又再一次集中南京再度包圍國民政府,沖砸政府機關,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也只是將學生臨時收押於陸軍軍官學校和其他學校,並迅速地和安全地將他們逐一遣散,使之各歸故里。中共運動學生的第一波浪潮,遂歸於平伏。

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的第二次浪潮,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於新沙皇俄國日益感到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威脅,斯大林遂改變了要求各國共產黨顛覆本國政府的命令,轉而命令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要和本國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繼續「武裝保衛蘇聯」。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立即遵命,並在斯大林的親自批准下,於莫斯科發表了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一致對外,共同抗日」的口號。「從未想到抗日這樣一個救命圈」(張國燾語)的中共國內逃亡者們,在獲悉了蘇俄命令和八一宣言的消息之後,立即召開了瓦窯堡會議,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組織發動一場「抗日救亡」運動。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遂策劃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後又與北平學聯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經過反覆研究,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和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這便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中共是這次「學生運動」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八日,中共又策動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書全國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繼續發動北平學生與少數上層知識份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進一步掀起了華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華北策劃成立了「革命青年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作為中共的外圍組織。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動「北平學聯」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五月,又在上海策劃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學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組織亦由此而得以擴展。一場完全是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始橫行在國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並由是而製造了極大的和連續的混亂、動亂及暴亂。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卻沒有鎮壓中共的學生和「群眾」運動,更沒有屠殺中共的學生和「群眾」。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中共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卻「面對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刀、棍棒和水籠,獲得了偉大的勝利……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後來沿著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廠、特別是深入到農村和革命隊伍中去,走上了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中許多人成了中國革命事業中的骨幹力量」。

與此同時,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黨還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又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完全按照蘇俄與中共的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雖然發表「告國人書」,明確指出「上海愛國救亡運動」是「共產黨的陰謀」,並且證據確鑿。但是,為中共一手操縱,並享有新聞、言論、結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竟立即發表「對中宣部告國人書辯證」,公開攻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誣蔑」,甚至為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誣蔑,竟聯絡二十餘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繼續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實際上卻在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後來,國民政府雖在忍無可忍之下拘捕也與中共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所謂七君子,但不久便因為抗戰的全面爆發,而釋放了他們。這便是國民黨反對派對中共運動上海文化界的「鎮壓」,和中共上海文化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有力反擊。此事若有可能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矗不知有多少知識份子將家破人亡。

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的第三大浪潮,是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國共內戰期間。歷史的事實是,中共雖然在日本投降當天就已經借搶奪「受降權」發動了內戰,但直至他們在內戰中獲勝,竟自始自終地在「國統區」堅持策動不知真相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反內戰」。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經交待任務說:「要保存力量,以便將來進行民主運動。」中共黨人張執一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亦說:「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繼續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作隱蔽精幹、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打算;一方面繼續領導蔣管區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美帝的鬥爭。」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曾在題為「三個月總結」的對黨內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說,「今後數月,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時期,必須實行全黨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畫的作戰,從根本上轉變軍事形勢」,「要再殲滅敵人二十五個旅。」對發動內戰和狠打內戰供認不諱;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說,「全黨必須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而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其重心就是策動和發動群眾「反內戰」。因為,就在雙十協定剛剛簽訂,毛澤東剛剛回到延安就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全面進攻的命令時,中共就同時命令它的地下黨策動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乃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即:「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劃瀋崇事件所發動起來的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則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劃和領導的「紅五月」學生運動,因喊出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誠然,這些「學生運動」都是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它都是在黨中央、上海局的指導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體領導的」。更有黨史專家們說,「它們是周恩來直接領導的。」

誠然,這樣的學生運動,自然使中共興奮不已。因為,後來曾用機關鎗和坦克車來屠殺北京學生群眾的中共,在那個時候,卻把有背景、有陰謀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內戰」學生運動,當作了他們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就曾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註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瞭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

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的領袖們一手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熱情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鎗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三菜一湯,白麵饃饃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姑隱其名——作者)

事實正是如此,正處在內戰中的「國民黨反動派」,並沒有用AK47衝鋒槍對這些吃飽了便要跟著他的敵人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的學生,施以瘋狂的掃射,更沒有因為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而製造了對他們作戰的「第二條戰線」,便用坦克車和裝甲車來進行血腥的輾壓。

(節選自:辛灝年<現代中國學生運動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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