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三)

上層逃離與底層淪陷

作者:童大煥 發表:2012-10-11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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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營報在反思大連PX項目時說,東亞國家大都是國家主導型的快速推進工業化發展模式,需要大量投資,所以政府和資本方結成的聯盟,很容易把企業員工和民眾的利益忽略了。在中國國內,政府和企業的溝通都很暢通,但是二者和民眾的溝通都不怎麼暢通。這就是大連PX留給中國社會的反思。

資本在權力的庇護下應該日子過得很舒坦,但弔詭的是,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出現底層淪陷和上層逃離並存現象。三聯生活週刊曾引用《紐約時報》在報導印度獲得板球世界盃冠軍的文章中說:印度上層階級追求的就是讓自己遠離印度遠離印度的人群、灰塵、炎熱、貧窮、政治、管理和其他一切顯而易見的東西。「上層遠離」現象不僅在印度,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不僅遠離貧窮、混亂,遠離日益惡化的水和空氣,遠離不夠寬鬆、自由、公平的投資環境,也遠離趨向惡化和對立的階層關係,甚至還有一種「祼官現象」或者「祼商現象」全家遠離,一人「留守」。

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共有超過7萬人獲得美國綠卡,僅次於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過去三十年間,總計有110萬中國人獲美國綠卡。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務部負責人稱,去年中國大陸投資移民該國人數佔全部投資移民的62.6%。福布斯中文網一篇題為《中國富人席捲上萬億熱錢外逃》的文章稱,在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中國的富有人群把移居海外作為自己的人生嚮往。那些擁有1億元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中,有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祖國。中國約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不是在考慮投資移民,就是已經快完成移民手續了。《南方日報》8月17日報導,中國首部華僑華人研究藍皮書《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8月15日發布。藍皮書顯示,留學生不願回國發展,中國富豪移民海外,中國財富流失他國現象已比較嚴重。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藍皮書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恐逾450萬,對比當今全世界華僑華人總數為4543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一。

中國正面臨著「人財兩空」的困境。也許有人會說,中國不是一直嫌人口太多嗎,多一些人移民海外豈不更好?中國不是嫌貨幣超發太多嗎?移民者帶走大量貨幣有什麼不好?問題是,移民者多屬社會精英,而且他們帶走的不是貨幣,是真正的財富他們在竭澤而魚的發展過程中,將大量社會最寶貴的自然資源和環境破壞了這是社會賴以生存的最重要財富。同時,不講規則、不守法律、不講道德和社會責任的發展邏輯,把人間一切美好的規則和人心也都破壞了。這,不也是社會最重要的財富嗎?

上層遠離和底層淪陷成為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上層在刮地三尺的掠奪性發展中殺雞取卵式地榨取社會剩餘價值,然後快速逃離;下層和子孫後代則被迫陷於自然環境和人心敗壞的惡劣環境中苟延殘喘。整個社會缺乏凝聚力與社會共識,離心離德,環境破壞、道德淪喪。

2011年8月19日,前蘇聯解體20週年之日,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接受了南方日報記者的採訪。胡德平先生在提到許多民企老闆賺了錢就向外國移民、置業時說,很多民營企業家也表示還是在中國市場賺錢最容易。但是一考慮財產和人身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就選擇移民海外。這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發展的環境不利,它就會選擇走。(2011年8月22日《南方日報》)2011年10月4日,慕容雪村發了一條騰訊微博:「朋友最近出了點事,跟他談後有感:把中國全部的法律法規、實施細則和司法解釋放在一起,可以裝一大車。這一車的法律有什麼用?如果有關部門想辦你,每一行字都是利器。如果你想用法律來對對抗有關部門,基本上沒鳥用。這位朋友正計畫移民,我問為什麼,他思忖片刻,道:他媽的,為了安全。」

為什麼權力庇護下的資本卻沒有安全感?一考慮到財產和人身需要就要選擇移民海外?這是因為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條件下,由於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資源,使社會必然滑向權力市場經濟、權貴資本主義陷阱而無以自拔。制度經濟學上「分粥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靠選拔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來分粥,眾目睽睽之下都難以避免滑向腐敗深淵,不受監督而又資源無限的政府權力,以及直接投資經濟的裁判員兼運動員雙重角色,更難以指望其成為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守夜者。更何況,官員任期的短暫性使「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短期行為和政策的多變性更加令人眼花瞭亂,今天你還是權力的寵兒,明天換一任領導你就有可能成了權力的棄婦!權力之手不斷洗牌、翻攪、調戲資本,權力與資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資本與資本之間、權力與權力之間,既彼此依賴和勾結,又彼此利益衝突甚至敵對。今天此權力是財富的保住傘,明天彼權力就成了財富的敵人。權力還是那個權力,只不過掌管權力者可能換了人。憑藉權力,可以一夜之間雞犬升天;也因為權力的虎視眈眈,你也可能一夜之間從億萬富翁墜入赤貧。

在這種情況下,寄望於事後反腐敗是無濟於事的。反腐敗的邏輯有二:其一,遇到一個鐵面無私又完全與案件無利益瓜葛的反腐敗團隊,將腐敗利益集團連根拔起。再讓一個新生力量更替原有的腐敗力量。它可能使機構獲得短暫的新生,但同樣無法根除腐敗誘惑太大導致新的腐敗。其二,是另一個虎視眈眈的新生腐敗集團「吾將取而代之」,以此謀求自己集團的腐敗機會。這種情形,更不能根除腐敗。正因為權力的易逝,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往往成為國人的生存哲學。也因此,中國沒有真正穩固的利益集團,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商,過往都是為眼前利益暫時集合在一起的烏合之眾,人人都是流寇,個個都是餓鬼。所以才會有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等短期行為盛行。我走後,哪管洪水滔天。

網易曾經做過一期《中國沒有上流社會》的專題,對富人不安全的生存狀況有非常到位的描述:

「有錢沒勢不如窮。自古對於權貴與盜賊而言,富人無疑是有肉豬頭,歷史上不僅有專門劫富的抄家皇帝,更有打劫富人而流芳千古的草寇。而且,每個新王朝、新政權的產生,其合法性都確立在重新分社會財富的基礎上,造反者放糧,篡位者分地。富家用幾代人努力積累的財富可在一夜間化為烏有,甚至搭上身家性命。

「中國歷史上週期性出現棄田、棄種現象,全由官府課稅過重所致;權力豪奪像重大自然災害一樣可怕,無不弄得民不聊生和國亡政息。貴冑有改朝換代之大限,財富有不過三代之宿命;中國難以產生類似歐洲那種比比皆是的世代相襲的家族莊園,顯然是官方患富和民間仇富的結果。(歸根結底是官家劫富筆者注)

「有恆產者才有恆心,沒有安全感無法造就真正上流社會。歷代商賈土豪之所以巴結權貴、買官進爵,讓子弟讀書做官,其目的無非使自己的財富變得更體面而安全,如似今日富商用錢四處打點,弄個代表、勞模和政協之類頂戴,甚至公然跟市長、省長結拜攀親,其動機一目瞭然。因為中國自古官僚階層強大,新貴無法與之分庭抗禮,要保住這點錢財只能與之同流合污,不得不做低頭。時間久了,一個想做好人的新貴也就變成了一個不得不做壞人並且自願做壞人的新貴了。」

諸位看官,這下看清楚了吧?問題的根本矛盾是權力不受制約,對財富予取予奪。為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潤,一些權貴資本的劫掠行為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他們上抗國法、下坑民眾、中間則踐踏和破壞一切道德與規則。全家人懷揣外國護照,一見風聲不對或者權力失勢,立即逃之夭夭,留下一個百孔千瘡的大地,和淪陷在水深火熱中的底層民眾。

權貴資本的劫掠形式多種多樣:行政壟斷、行政管制、借土地礦山的「集體化國有化」混水摸魚,等等,不一而足。任其發展,權力和資本只會成為劫掠自然和百姓的掠奪者和「刮地皮的」,剩下滿目瘡痍的大地和敗壞的人心給底層和子孫後代。

楊錦麟先生微博說:某地見某退休高官,他主動談及權貴資本主義的概念,遠比我想像的還要深刻,可見即使在高層,對幾乎已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權貴資本結合現象,認識是深刻的,也知道任其坐大,影響深遠,但老人家長嘆了口氣說,都明白,都瞭解,只是力不能及啊!力不能及之語,極具震撼力,至少當時我聽了之後,感覺震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少年愛心大使、新銳作家、社會活動家劉思宇則提到臺灣立法委員洪秀柱上大陸微博,感覺受不了:「希望通過微博瞭解這個社會,只用了兩天,就沒勇氣再看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駭人聽聞,太多太多的事情讓人悲痛欲絕。這個社會裏見不到的仁義禮智信信仰,甚至沒有倫理與道德,公平和正義在這裡都是愚蠢的行為,無法理解。」

我們受不了也得受,誰叫你生在中國大陸?誰都不行動,只能等著中國這艘船一起沉沒。2000年,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先生吶喊:改革正在過大關。今天的中國,仍然正在過大關。11年過去,這個關隘更明晰了:我們要過權貴資本的大關。權貴資本正在成為改革開放的掘墓人。遏制權貴資本,不能寄望於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權力越大,腐敗的空間也越大。況且,權貴資本錯綜複雜的利益和權力關係,事實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權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眾更不能對權貴資本作壁上觀,看戲一樣看他們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廝殺!須知,他們的戰爭,炮灰都是美麗的自然環境和逃無所逃的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的個人力量固然不如國家領導人大,但是,群起而為的曝光和媒體運動卻能夠使黑幕一點點暴露在陽光和監管者的眼皮底下,從而使權貴資本有所畏懼、有所收斂,惡行得到懲罰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權力,而是陽光。眼下的中國,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糞運動」,讓陽光和公開化來洗滌污垢和罪惡。

對於當代中國知識精英和財富精英雙雙退出的兩股移民潮,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作了闡述,他提到了現代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的觀點。1970年,赫希曼發表了一部題為《退出、聲響和忠貞:響應公司、組織和國度的敗落》的作品。在這本作品中,赫希曼議論了公司、組織和國度是如何蒼老及其如何制止衰敗的幾種門道。依據他的研究,組織衰敗的首要緣故在於失掉組織成員的「忠實」,即假使組織成員「退出」了組織,那麼組織必定沒落。因而萬一要阻止組織的蒼老,即將保持組織成員對組織的「忠貞」。如何維持組織成員的忠實?兩種門道。一是組織為其成員供給中意的效勞,二是准許組織成員發布「聲響」,批判組織的不足,從而令組織改善其效勞。但萬一組織不能為其成員供給如意的效勞,或許在組織成員不滿的情形下不允許發布「聲響」,或許在組織成員發布「聲響」後效力仍舊得不到改進,假使存留「退出」機制的話,那麼組織成員就會挑選「退出」。一旦抉擇了「退出」,那麼組織的敗落將變得不可防止。簡單說來,眼前展現的知識「退出」潮反映出一個很主要的信號,即人們對「聲響」機制的效用喪失了信心(常年對國內教育體制的批評得不到回應和改進),對一些體制失掉了信心,開始抉擇「退出」機制,亦即平時人們所說的「用腳投票」。財產的「退出」也有近乎同樣的背景。歷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會的下層,是貧苦得生活不下去的社會群體。但這一波移民的主體則是(上層)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作「退出」的抉擇,也同樣解釋了這個團體對有關現存法度系統正在失掉信賴。一旦發了財,就會被各級權柄者所盯上。一旦被權柄所盯上,再多的財產也是無力抵禦的。權柄者時常可以用各種方式把財富擁有者弄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權柄者不作為,過頭「親商」,和資本一體,形成了收入差別過高,社會高度瓦解,結局是仇富心理盛行於一些社會階層,有產者覺得不安全。兩種情形下,財富擁有者也大多會作「退出」的抉擇。中國的中產階層規模原本就不大,隨著中產團體挑選「退出」,中國社會的下層集體必定放大。這也是目前中國的一個趨向。隨著知識和財富的「退出」,中國的內部變革就會變得越來越艱難。和其他社會一樣,知識和財富階層是中國社會上最有能耐發布「聲響」的兩個集體,一旦這兩個團體抉擇「退出」,變革必定缺少動力。在知識和財富「退出」之後,中國還能留下什麼?這個問題好像很容易,那就:愚蠢的權柄和連續的貧苦。

来源:《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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