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漢人與藏人以及蒙古人(上)(圖)

作者:袁紅冰 發表:2012-12-29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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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現將袁紅冰先生所著《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在網路刊載,以表達對自焚藏人的聲援與敬意。 ——《自由聖火》編輯組】


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第八章 思念故國

——鄉愁萬里,如歌如詩,如漫天飛雪

 

第九章 漢人與藏人以及蒙古人 (上)

——在物慾與心靈之間

 

西藏問題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是民族矛盾,還是政治或者文化矛盾?」

「中共暴政以漢人為主體,這個鐵血強權對西藏半個世紀的大屠殺和大迫害,是否證明漢藏矛盾構成西藏問題的主題?」

「萬年冰川易融,百年血仇難消——藏漢之間的血仇將因佛的慈悲而消融,還是將由於中共當局的暴虐而孕育出又一次血海淹沒歷史的時刻?」

「所有這些問題,都因為刻意的謊言或者靈智的朦昧而處於朦朧之中。為擊碎謊言和朦昧的硬殼,讓真相裸露出來,則必須首先審視漢族的命運——瀰漫在漢族命運上的,不僅有重重謊言和朦昧,更有血霧般迷茫的民族悲哀。迄今為止,沒有誰真正理解漢族的歷史和命運。… … 。」

大地還覆蓋在鐵黑的暗夜之中,一條陡急的峰脊則斜指向泛起淡青色晨光的天空,猶如一道切割暗夜和白天的鋒刃。金聖悲端坐於峰脊上的身影,像一片青銅色的淚影——哲人在從事他的事業,即思想。

漢,意指壯麗、盛大的水勢;以漢為族稱,恰好表述出這個族群的文化之源——衝開重山峻嶺,撞破鐵壁高崖,在遼闊的神州大地之上,奔騰萬里的金色狂濤巨瀾。那金色燦爛的大河,超越時間,湧流在永恆之巔,成為東方文化的象徵。

周朝末年,諸侯爭鋒;春秋戰國,群雄並起。統一的專制體制由此被撕裂。專制統治的裂痕恰是思想蓬勃湧現的空間。一時之間,學術百家爭鳴,精神的盛典,曠絕古今;思想百華齊放,文化繁榮,無與倫比。中國文化的蒼穹,群星璀璨;中國文化命運凱歌行進。這一時期,不僅奠定了中國文化的思想基石,而且把精神自由,思想多元的文化傳統,刻在時間的鐡碑之上。此後的千年歷史,相當程度上都是在執行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遺囑。

思想可以於瞬間之內超越永恆,然而思想的實效性卻滯後於時間。強漢盛唐正是春秋戰國時期積澱的思想文化內涵的充分展現。其間,雖然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反動,亦有君主試圖強化思想控制,不過,由于思想多元的文化傳統的頑強,仍然阻止了類似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那種絕對的心靈控制主導中國的命運。

宋朝經濟繁榮,卻又是漢文化思想停滯的起點。儒學被皇家欽定為國學。這意味著專制者要用鐵血強權,把儒學推上絕對真理的王座,並以絕對真理的名義控制人的思想。然而,儒學畢竟沒有非理性化為信仰,所以,宋朝皇室依然沒有能力如歐洲神權政治那樣,達到對心靈的極權主義性的絕對控制;國學之下,彿學、道學等其它精神派別,除某些例外,沒有受到類似「異教徒」的指控和迫害;詩詞歌賦等文學形式,也還能在儒學精神之外找到生存空間。儘管如此,儒學的國學化還是成為扼殺創造性思維的專制鐵手。思想文化的腳步因此戴上沈重的鐵鏈而難以前行。

已經充分展現者只有兩種命運,或者如盛開之後的花一樣凋殘,或者從創造性思維中獲得新的生命力。強漢盛唐的充分展現,意味著春秋戰國時期累積的文化能量的充分釋放,而宋朝強化思想控制的傾向,又關死文化創造性思維的鐵閘,於是,一個思想凝固的時代開始了。

意志是人類命運的根本動力,而思想文化是意志的源泉。思想之泉的乾涸,不僅預言文化的整體衰落——除了文學,因為,精神的壓抑必然導致情感的苦痛,情感的苦痛則是文學的永恆主題,文學之美以情感的痛苦為皈依——而且預言中國歷史命運將失去進步的根本動力。

蒙古狂飈猶如從虛無間驟然奔騰而出的宿命的詛咒,沖蕩萬里,橫掃歐亞大陸。對於庸人和弱者,敗於蒙古並不是恥辱。因為,蒙古鐵騎的刀鋒所向披靡,無人可敵;蒙古武士的神勇來自蒼天。但是,對於漢唐之際曾經獨步雲端的中國,亡於蒙古意味著歷史性的挫敗;蒙古統治下,漢人淪為低等族群,從而嚴重摧殘了大漢民族的尊嚴與自信。

不過,歷史畢竟又給了漢人一次機會,以太陽和滿月的名義再次崛起:蒙古敗亡,消失於大漠;明朝出世,重建中國。遺憾之處在於,這次崛起並不是由於漢人找回了曾經的尚武精神,而是由於蒙古戰刀在比古羅馬更荒淫的腐敗中鏽蝕。蒙古人似乎只滿足於以征服世界來證明武士的榮耀,而並不在乎,也沒有興趣長久地維護王朝統治。同時,明朝的建立也只表述本能反抗的結果,而不是一次文化的創生運動。

於是,思想繼續停滯在御用儒學之中,婦女纏足也在繼續隱喻專制對人的束縛——漢唐之際,舞女為舞姿之美而纏足;宋明之際,婦女纏足卻墮落成一種儒學的道德表述。康德曾有言:道德應當用以律己;當道德成為對他人的要求時,道德必定虛偽化,並成為束縛自由人性的枷鎖。而真實人格則將由於道德的虛偽而異化為謊言。

明朝同宋朝相比,精神控制更加嚴厲;儒學,這個倫理道德之學,被專制者用來馴化社會。結果卻是道德異化為偽善的教條和人格的謊言化。偽善的道德之下,只有奴性,沒有人性;人格一旦淪為謊言,生命便表述最醜陋而墮落的本能存在。另外,明朝的命運也告訴人類,只有諸如「文藝復興」那樣的文化創生運動,才能引導命運走出歷史的輪迴;一個歷史進程如果不是被創造性思維所推動,不是以創造性的文化精神為時代意志,則只會預言過去的邏輯將再次主宰現實。

如果忽略細節性,滿清對明朝的征服,同幾個世紀前蒙古對宋的征服幾乎毫無二致:來自草原的民族,挾自然的野性與勇猛,以數量上根本不成比例的騎士,擊敗了多如蟲蟻的漢人——被御用儒學道德所偽善化和怯懦化的漢人。

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便是滿人對漢人尊嚴和自信的摧殘,比蒙古人更徹底。滿人用屠刀迫使漢人改變祖宗的髮式:男人都留起一條豬尾巴式的大辮子。與此同時,絕大部分漢人儒生都無視改變髮式使祖宗蒙受的侮辱,成為滿清的「忠臣「,從而顯示出專制御用儒學的人格偽善性。

滿清是漢文化的消費者,他沒有能力為中國注入歷史發展的文化動力。清朝,中國國土擴展,疆域遼遠。然而,文化卻仍然停留在早已枯萎的時間中。這個從宋朝開始的思想文化的停滯,將再次決定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壯麗山河的命運。中國思想文化凍結於千年之前的歷史,西方思想文化卻以「文藝復興「的名義,展開數百年的狂飆突進;康熙大帝沉醉於拓展疆土的豐功偉績,西方諸國則把精神能量的聚積作為當務之急。

在中國思想文化的停滯中,西方卻衝破中世紀思想停滯的長夜,迎來命運的晨光。對於中國,歷史開始又一次屈辱的輪迴。只是這次使中國蒙受失敗屈辱的,不是來自大漠草原的自然野性,而是在思想創造中崛起的西方文化。面對西方文化,中國文化缺少的不是詩意之美,也不是與心靈有關的哲理;中國文化的缺失在於兩個離世俗生活更近的領域。首先,中國文化沒有率先進入科學理性領域,而科學理性構成近現代物性能量的智慧源泉。所以,科學理性的缺失使中國在物性能量的意義上,喪失同西方文化競爭的資格。其次,在政治法律領域,或者社會管理領域,中國仍然被宿命拴在數千年前的國家權力家族私有的鐵柱上,而西方文化則以古希臘文化復興的名義,創造出屬於近現代的民主法治原則。國家權力家族私有的政治文化,剝奪了中國文化在社會正義領域同西方文化競爭的資格。

在歷史輕蔑的斜視下,承受失敗和無盡的屈辱——這便是近代史上中國的命運。弱者的命運本就意味著失敗與屈辱。不過,最艱難的卻是中國文化的命運。這種艱難,前所未有。蒙古的征服和滿人的征服都只表現為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控制;在文化領域,蒙古和滿人在相當程度上是漢文化的繼承者。所以,元朝和清朝,中國在政治的意義上亡國,漢人的文化祖國仍然存在。近代,中國面臨的不僅是軍事力量的逼迫,更是一種也具有數千年精神傳承的文化的逼迫。文化的逼迫比武力逼迫更深刻,因為,逼迫的鋒芒直指文化的祖國和心靈的故鄉,而人的本質在於文化或者心靈的存在。

曾經創造出冠古絕今的詩意之美和豐饒智慧的漢文化處於危難之中,亟需創造性思維為她注入精神能量,來彌補科學理性和社會正義的缺失。只有如此,漢文化才可能以獨特的精神魅力,再次感動歷史,征服命運,從時代之巔,摘取美與真理的王冠。所謂「危難見真情「,然而,中國文人表現出的真情,卻是對文化祖國的詛咒,對心靈故鄉的背叛,對精神家園的離棄。他們把近代的失敗歸罪於中國文化精神,並以侮辱中國文化為學術時尚。他們只想作一件事——爭當思想的乞丐,向西方乞討真理。同滿清時改換祖宗髮式的儒生一樣,他們也長出一根豬尾巴式的辮子,只是他們的辮子長在靈魂中,而且風騷地展現出西方豬尾巴的風韻。

近代西方知識份子對於文化傳統卻曾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儘管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千年黑暗以基督教為宗教基礎,但是,在上帝放棄了世俗的權杖,並作出懺悔之後,西方知識份子不僅沒有拋棄基督教,反而把它作為文化傳統之一,虔誠地保留下來。西方知識份子對文化傳統的態度不僅意味著對文化祖國的深情,同時也在表述一個真理:文化傳統的罪錯都屬於過去,都隨時間的枯葉飄落於虛無化的歷史,文化傳統所蘊涵的智慧之美則屬於未來;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拋棄文化傳統,也就拋棄了一種文化命運的未來。

國運衰敗當然有文化的原因。不過,應當為中國的近代衰落負責的,並不是中國文化精神,而只是儒學的文化命運:儒學被專制權力奉為國學而形成的千年思想停滯。中國文化需要的是自由的拯救。只要復活春秋戰國「百華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自由、思想多元的局面,中國文化的再次崛起,必將成為歷史的趨勢。然而,近現代中國文人,心靈間驕傲地搖曳著一條荷蘭豬的小尾巴式的辮子,亢奮於作思想乞丐。金錢可以通過乞討獲得,真理卻不能;創造性思維是趨近真理的華山之路。似乎命運也瞧不起思想乞丐而故意惡作劇,中國文人最終為中國乞討到的,乃是西方文化極權主義傳統的近現代經典——馬克思主義。

二十世紀中葉,中共建政標誌著中國,一個萬年文化古國的淪亡。中共憲法載明,全體中國人都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思想指導。這意味著,中共用最高法律形式宣示它的意志,即要用鐵血強權和國家暴力,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真理的地位;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成為對中國人進行西方極權主義式的絕對心靈控制的精神鐵牢;這意味著,中國已經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的殖民地。

中共官僚集團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用以控制中國的政治代理人,中國人則是中共官僚集團的政治奴隸;中國文化精神被中共暴政摧殘殆盡,存在的只是中國文化的廢墟和殘骸,中國文化精神已湮滅,中國文化之魂已消失,中國人是西方極權主義的文化奴隸。政治奴隸和文化亡國奴——這是當代中國人的真實地位。

以色列從亡國到復國的歷史,經典性地論證了一個箴言: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意志史;人的本質在於意志的存在。猶太人亡國千年仍能復國,乃是因為其國雖滅,而猶太人的文化之魂未銷;以色列作為文化的存在,作為意志的存在,從來沒有滅亡過。對於任何民族,文化精神的死亡都意味著比國土淪喪更慘痛的悲劇。原因在於那是一種意志命運的滅絕,那是比肉體死亡更深刻的人類本質的死亡。當代中國人,或者說漢民族,就處於這種意義上的命運悲劇之中。

經過數千年歷史偶然性與必然性的愛恨情仇,如果只從生理特徵的角度理解漢人,已經不準確了。事實上同被稱為漢人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間生理特徴的差異,可能並不比中國人與韓國人或者日本人之間的差異更小;漢民族基本成為一個文化的概念。在中共暴政以西方極權主義文化之名對漢文化的摧殘之下,漢人已經亡國滅種;中國人乃是魂飛魄散的行屍走肉,乃是喪失心靈家園的孤魂野鬼。悲慘至極之處則在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並沒有意識到文化亡國滅種的事實,更沒有意識到主宰中國命運的中共暴政,乃是西方極權文化全面征服中國文化的政治結果——中國人生活在朦昧之中。

文化之魂被魔鬼滅絕,肉體仍然活著——這是當代漢民族存在的含義。沒有文化之魂的行屍走肉,必然表述醜陋至極的人格狀態。當代中國人只是一個猥瑣的奴性,一個無恥的謊言和一堆污穢的物慾。而當代中國的所謂民族主義,正是無魂的漢民族醜陋人格的集中表現。

奴性入骨的中國人在中共暴政前,大都怯懦如鼠,馴順如兔。然而,奴才也有情感發瀉的本能衝動,人畢竟不是朽木。只不過,奴才的情感發瀉以不觸怒,乃至討好主人為前提。中共暴政在摧殘中國文化精神的同時,又竭力通過粉飾中國文化的殘骸,來遮蓋其叛賣文化祖國、徹底焚燬心靈家園的漢奸賣國賊的罪孽,並試圖欺騙歷史。中共暴政掩飾萬年難消的罪惡的需要,恰好為中國十五億政治奴隸提供了一條情感發瀉的河道,即民族主義。

無魂的民族人格中流瀉出的民族主義,也必然沒有文化魅力,沒有精神的高貴與美感。無魂的民族主義只配表現私慾和物慾至上的極端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於是,在暴政前像兔子一樣即使被宰殺也發不出一聲呻吟的中國人,卻會由於「九. 一一」事件而爆發出街頭流氓無賴般的狂喜;卻會對藏人抗爭暴政的行為惡毒詛咒,並為暴政對藏人的血腥鎮壓而歡呼鼓舞。命運就是如此殘酷——一個文化上已經亡國滅種的民族,竟然為虎作倀,蘸著藏人的血淚,替摧殘了其精神家園的鐵血強權,磨礪屠刀。

「大漢民族,曾經創造出令太陽都黯然失色的璀璨文化,現狀卻喪魂落魄,淪落成道德良知之外的存在。十五億政治奴隸和文化亡國奴不僅在證明中共暴政,這個西方極權文化建立的東方巴士底獄,具有存在的人性基礎,而且為中共暴政戕害人類的自由事業,提供了像中國北方的沙塵暴般滾滾不息的人力資源… … 。」思想至此,金聖悲不禁為大漢民族的命運而傷感,他那顆風中的紅焰之心,也變得寒意徹骨。

金聖悲一直試圖說服藏人接受一個道理,即西藏問題的實質不是藏漢民族矛盾,而在於中共暴政對西藏實施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政策。但是,不久前,他的努力曾受到參摩的尖銳質疑。參摩問:「當士兵射殺尼姑時,當獄卒用鐵鏈抽斷思想犯的肋骨時,我該怎樣辨別他是共產黨,還是漢人?」

參摩刀鋒般的質疑在金聖悲的沉默之上劃出道道眩目的火光——金聖悲只能以鐵鑄的沉默為盾,對抗參摩的質疑——哲人從參摩的質疑中感受到凜冽逾冰雪的仇恨,同時,仇恨又由於一百二十萬死難藏人屍骨的論證,而獲得鷹血般殷紅的正義性;哲人沒有能力拭去閃輝在仇恨刀鋒上的正義,卻又不願把仇恨之刀插在精神之巔,所以,他只能沉默。

當時,沉默的只是語言,金聖悲的思想卻無法沉默:「政治奴隸無尊嚴。但是,人最渴望自己沒有的。在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之下,漢人像被打怕的狗一般低賤。不過,他們又想要找到尊敬自己的理由,以醫治那顆因政治奴隸和精神亡國奴的屈辱而疼痛的心。無魂的民族主義就是當代漢人自慰的理由。通過對藏人和維人的蔑視,漢人對尊嚴的政治奴隸式的渴望,得到一絲滿足。」

「是的,參摩的質疑實質是歷史對漢人提出的無可囬避的逼問——‘如何證明你不是中共’。儘管中共是一個超越民族界限的政治形式,儘管中共的文化內涵是東方所有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天敵,然而,中共的主體畢竟由生理意義上的漢人構成,屠殺藏人的主要民族屬性,也是漢人。漢人的命運悲劇在向歷史訴說一個黑暗的真理——一個民族如果在文化的意義上被滅絕了,他就不應當繼續生存;活在喪失民族文化之魂的狀態中,與活在屈辱和罪惡中是同一囬事。」

「為免遭天譴,漢人必須證明自己同中共的區別,唯有如此,才能證明自己不是屠殺藏人的反人類罪的主謀。證明的唯一方式,就是變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地的命運,摧毀西方極權主義建立的東方巴士底獄,讓所有被囚禁在這個鐵牢中的民族,當然也包括藏族,獲得自由,並對中共暴政的反人類罪,當然也包括對藏人的文化性種族滅絕罪,進行末日的審判——一個屬於魔鬼的時代的末日。」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消弭藏漢兩族百年血仇的慈悲之路,也是漢人的靈魂得到拯救之路。對藏人的屠殺是以中共暴政的名義實施,但漢人畢竟是實施屠殺的主體民族。只有彿心,才能寬恕那沐浴在血河涙濤中的罪惡;只有達賴喇嘛能說服藏人,以慈悲之心忘記漢人的屠殺之罪。當然,只有自救者,才能得到拯救——中國人必須否定極權暴政,以源於古希臘文化的普世價值為正義的基石,創建民主法治,才能為容納中間道路的哲理,找到政治的空間… … 。」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通向蒼穹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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