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汉人与藏人以及蒙古人（上）(图)

【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在网络刊载，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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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思念故国

——乡愁万里，如歌如诗，如漫天飞雪

第九章 汉人与藏人以及蒙古人 （上）

——在物欲与心灵之间

“西藏问题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民族矛盾，还是政治或者文化矛盾？”

“中共暴政以汉人为主体，这个铁血强权对西藏半个世纪的大屠杀和大迫害，是否证明汉藏矛盾构成西藏问题的主题？”

“万年冰川易融，百年血仇难消——藏汉之间的血仇将因佛的慈悲而消融，还是将由于中共当局的暴虐而孕育出又一次血海淹没历史的时刻？”

“所有这些问题，都因为刻意的谎言或者灵智的蒙昧而处于朦胧之中。为击碎谎言和蒙昧的硬壳，让真相裸露出来，则必须首先审视汉族的命运——弥漫在汉族命运上的，不仅有重重谎言和蒙昧，更有血雾般迷茫的民族悲哀。迄今为止，没有谁真正理解汉族的历史和命运。… … 。”

大地还覆蓋在铁黑的暗夜之中，一条陡急的峰脊则斜指向泛起淡青色晨光的天空，犹如一道切割暗夜和白天的锋刃。金圣悲端坐于峰脊上的身影，像一片青铜色的泪影——哲人在从事他的事业，即思想。

汉，意指壮丽、盛大的水势；以汉为族称，恰好表述出这个族群的文化之源——冲开重山峻岭，撞破铁壁高崖，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之上，奔腾万里的金色狂涛巨澜。那金色灿烂的大河，超越时间，涌流在永恒之巅，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

周朝末年，诸侯争锋；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统一的专制体制由此被撕裂。专制统治的裂痕恰是思想蓬勃涌现的空间。一时之间，学术百家争鸣，精神的盛典，旷绝古今；思想百华齐放，文化繁荣，无与伦比。中国文化的苍穹，群星璀璨；中国文化命运凯歌行进。这一时期，不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石，而且把精神自由，思想多元的文化传统，刻在时间的鐡碑之上。此后的千年历史，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执行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遗嘱。

思想可以于瞬间之内超越永恒，然而思想的实效性却滞后于时间。强汉盛唐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积淀的思想文化内涵的充分展现。其间，虽然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亦有君主试图强化思想控制，不过，由于思想多元的文化传统的顽强，仍然阻止了类似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那种绝对的心灵控制主导中国的命运。

宋朝经济繁荣，却又是汉文化思想停滞的起点。儒学被皇家钦定为国学。这意味着专制者要用铁血强权，把儒学推上绝对真理的王座，并以绝对真理的名义控制人的思想。然而，儒学毕竟没有非理性化为信仰，所以，宋朝皇室依然没有能力如欧洲神权政治那样，达到对心灵的极权主义性的绝对控制；国学之下，彿学、道学等其它精神派别，除某些例外，没有受到类似“异教徒”的指控和迫害；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也还能在儒学精神之外找到生存空间。尽管如此，儒学的国学化还是成为扼杀创造性思维的专制铁手。思想文化的脚步因此戴上沉重的铁链而难以前行。

已经充分展现者只有两种命运，或者如盛开之后的花一样凋残，或者从创造性思维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强汉盛唐的充分展现，意味着春秋战国时期累积的文化能量的充分释放，而宋朝强化思想控制的倾向，又关死文化创造性思维的铁闸，于是，一个思想凝固的时代开始了。

意志是人类命运的根本动力，而思想文化是意志的源泉。思想之泉的干涸，不仅预言文化的整体衰落——除了文学，因为，精神的压抑必然导致情感的苦痛，情感的苦痛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文学之美以情感的痛苦为皈依——而且预言中国历史命运将失去进步的根本动力。

蒙古狂飚犹如从虚无间骤然奔腾而出的宿命的诅咒，冲荡万里，横扫欧亚大陆。对于庸人和弱者，败于蒙古并不是耻辱。因为，蒙古铁骑的刀锋所向披靡，无人可敌；蒙古武士的神勇来自苍天。但是，对于汉唐之际曾经独步云端的中国，亡于蒙古意味着历史性的挫败；蒙古统治下，汉人沦为低等族群，从而严重摧残了大汉民族的尊严与自信。

不过，历史毕竟又给了汉人一次机会，以太阳和满月的名义再次崛起：蒙古败亡，消失于大漠；明朝出世，重建中国。遗憾之处在于，这次崛起并不是由于汉人找回了曾经的尚武精神，而是由于蒙古战刀在比古罗马更荒淫的腐败中锈蚀。蒙古人似乎只满足于以征服世界来证明武士的荣耀，而并不在乎，也没有兴趣长久地维护王朝统治。同时，明朝的建立也只表述本能反抗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文化的创生运动。

于是，思想继续停滞在御用儒学之中，妇女缠足也在继续隐喻专制对人的束缚——汉唐之际，舞女为舞姿之美而缠足；宋明之际，妇女缠足却堕落成一种儒学的道德表述。康德曾有言：道德应当用以律己；当道德成为对他人的要求时，道德必定虚伪化，并成为束缚自由人性的枷锁。而真实人格则将由于道德的虚伪而异化为谎言。

明朝同宋朝相比，精神控制更加严厉；儒学，这个伦理道德之学，被专制者用来驯化社会。结果却是道德异化为伪善的教条和人格的谎言化。伪善的道德之下，只有奴性，没有人性；人格一旦沦为谎言，生命便表述最丑陋而堕落的本能存在。另外，明朝的命运也告诉人类，只有诸如“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创生运动，才能引导命运走出历史的轮回；一个历史进程如果不是被创造性思维所推动，不是以创造性的文化精神为时代意志，则只会预言过去的逻辑将再次主宰现实。

如果忽略细节性，满清对明朝的征服，同几个世纪前蒙古对宋的征服几乎毫无二致：来自草原的民族，挟自然的野性与勇猛，以数量上根本不成比例的骑士，击败了多如虫蚁的汉人——被御用儒学道德所伪善化和怯懦化的汉人。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便是满人对汉人尊严和自信的摧残，比蒙古人更彻底。满人用屠刀迫使汉人改变祖宗的发式：男人都留起一条猪尾巴式的大辫子。与此同时，绝大部分汉人儒生都无视改变发式使祖宗蒙受的侮辱，成为满清的“忠臣“，从而显示出专制御用儒学的人格伪善性。

满清是汉文化的消费者，他没有能力为中国注入历史发展的文化动力。清朝，中国国土扩展，疆域辽远。然而，文化却仍然停留在早已枯萎的时间中。这个从宋朝开始的思想文化的停滞，将再次决定欧亚大陆东部这片壮丽山河的命运。中国思想文化冻结于千年之前的历史，西方思想文化却以“文艺复兴“的名义，展开数百年的狂飙突进；康熙大帝沉醉于拓展疆土的丰功伟绩，西方诸国则把精神能量的聚积作为当务之急。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停滞中，西方却冲破中世纪思想停滞的长夜，迎来命运的晨光。对于中国，历史开始又一次屈辱的轮回。只是这次使中国蒙受失败屈辱的，不是来自大漠草原的自然野性，而是在思想创造中崛起的西方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缺少的不是诗意之美，也不是与心灵有关的哲理；中国文化的缺失在于两个离世俗生活更近的领域。首先，中国文化没有率先进入科学理性领域，而科学理性构成近现代物性能量的智慧源泉。所以，科学理性的缺失使中国在物性能量的意义上，丧失同西方文化竞争的资格。其次，在政治法律领域，或者社会管理领域，中国仍然被宿命拴在数千年前的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铁柱上，而西方文化则以古希腊文化复兴的名义，创造出属于近现代的民主法治原则。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政治文化，剥夺了中国文化在社会正义领域同西方文化竞争的资格。

在历史轻蔑的斜视下，承受失败和无尽的屈辱——这便是近代史上中国的命运。弱者的命运本就意味着失败与屈辱。不过，最艰难的却是中国文化的命运。这种艰难，前所未有。蒙古的征服和满人的征服都只表现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控制；在文化领域，蒙古和满人在相当程度上是汉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元朝和清朝，中国在政治的意义上亡国，汉人的文化祖国仍然存在。近代，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逼迫，更是一种也具有数千年精神传承的文化的逼迫。文化的逼迫比武力逼迫更深刻，因为，逼迫的锋芒直指文化的祖国和心灵的故乡，而人的本质在于文化或者心灵的存在。

曾经创造出冠古绝今的诗意之美和丰饶智慧的汉文化处于危难之中，亟需创造性思维为她注入精神能量，来弥补科学理性和社会正义的缺失。只有如此，汉文化才可能以独特的精神魅力，再次感动历史，征服命运，从时代之巅，摘取美与真理的王冠。所谓“危难见真情“，然而，中国文人表现出的真情，却是对文化祖国的诅咒，对心灵故乡的背叛，对精神家园的离弃。他们把近代的失败归罪于中国文化精神，并以侮辱中国文化为学术时尚。他们只想作一件事——争当思想的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同满清时改换祖宗发式的儒生一样，他们也长出一根猪尾巴式的辫子，只是他们的辫子长在灵魂中，而且风骚地展现出西方猪尾巴的风韵。

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统却曾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尽管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千年黑暗以基督教为宗教基础，但是，在上帝放弃了世俗的权杖，并作出忏悔之后，西方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抛弃基督教，反而把它作为文化传统之一，虔诚地保留下来。西方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的态度不仅意味着对文化祖国的深情，同时也在表述一个真理：文化传统的罪错都属于过去，都随时间的枯叶飘落于虚无化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智慧之美则属于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抛弃文化传统，也就抛弃了一种文化命运的未来。

国运衰败当然有文化的原因。不过，应当为中国的近代衰落负责的，并不是中国文化精神，而只是儒学的文化命运：儒学被专制权力奉为国学而形成的千年思想停滞。中国文化需要的是自由的拯救。只要复活春秋战国“百华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自由、思想多元的局面，中国文化的再次崛起，必将成为历史的趋势。然而，近现代中国文人，心灵间骄傲地摇曳著一条荷兰猪的小尾巴式的辫子，亢奋于作思想乞丐。金钱可以通过乞讨获得，真理却不能；创造性思维是趋近真理的华山之路。似乎命运也瞧不起思想乞丐而故意恶作剧，中国文人最终为中国乞讨到的，乃是西方文化极权主义传统的近现代经典——马克思主义。

二十世纪中叶，中共建政标志著中国，一个万年文化古国的沦亡。中共宪法载明，全体中国人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这意味着，中共用最高法律形式宣示它的意志，即要用铁血强权和国家暴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地位；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对中国人进行西方极权主义式的绝对心灵控制的精神铁牢；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殖民地。

中共官僚集团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用以控制中国的政治代理人，中国人则是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奴隶；中国文化精神被中共暴政摧残殆尽，存在的只是中国文化的废墟和残骸，中国文化精神已湮灭，中国文化之魂已消失，中国人是西方极权主义的文化奴隶。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真实地位。

以色列从亡国到复国的历史，经典性地论证了一个箴言：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意志史；人的本质在于意志的存在。犹太人亡国千年仍能复国，乃是因为其国虽灭，而犹太人的文化之魂未销；以色列作为文化的存在，作为意志的存在，从来没有灭亡过。对于任何民族，文化精神的死亡都意味着比国土沦丧更惨痛的悲剧。原因在于那是一种意志命运的灭绝，那是比肉体死亡更深刻的人类本质的死亡。当代中国人，或者说汉民族，就处于这种意义上的命运悲剧之中。

经过数千年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爱恨情仇，如果只从生理特征的角度理解汉人，已经不准确了。事实上同被称为汉人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生理特徴的差异，可能并不比中国人与韩国人或者日本人之间的差异更小；汉民族基本成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在中共暴政以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之名对汉文化的摧残之下，汉人已经亡国灭种；中国人乃是魂飞魄散的行尸走肉，乃是丧失心灵家园的孤魂野鬼。悲惨至极之处则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文化亡国灭种的事实，更没有意识到主宰中国命运的中共暴政，乃是西方极权文化全面征服中国文化的政治结果——中国人生活在蒙昧之中。

文化之魂被魔鬼灭绝，肉体仍然活着——这是当代汉民族存在的含义。没有文化之魂的行尸走肉，必然表述丑陋至极的人格状态。当代中国人只是一个猥琐的奴性，一个无耻的谎言和一堆污秽的物欲。而当代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正是无魂的汉民族丑陋人格的集中表现。

奴性入骨的中国人在中共暴政前，大都怯懦如鼠，驯顺如兔。然而，奴才也有情感发泻的本能冲动，人毕竟不是朽木。只不过，奴才的情感发泻以不触怒，乃至讨好主人为前提。中共暴政在摧残中国文化精神的同时，又竭力通过粉饰中国文化的残骸，来遮盖其叛卖文化祖国、彻底焚毁心灵家园的汉奸卖国贼的罪孽，并试图欺骗历史。中共暴政掩饰万年难消的罪恶的需要，恰好为中国十五亿政治奴隶提供了一条情感发泻的河道，即民族主义。

无魂的民族人格中流泻出的民族主义，也必然没有文化魅力，没有精神的高贵与美感。无魂的民族主义只配表现私欲和物欲至上的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于是，在暴政前像兔子一样即使被宰杀也发不出一声呻吟的中国人，却会由于“九. 一一”事件而爆发出街头流氓无赖般的狂喜；却会对藏人抗争暴政的行为恶毒诅咒，并为暴政对藏人的血腥镇压而欢呼鼓舞。命运就是如此残酷——一个文化上已经亡国灭种的民族，竟然为虎作伥，蘸着藏人的血泪，替摧残了其精神家园的铁血强权，磨砺屠刀。

“大汉民族，曾经创造出令太阳都黯然失色的璀璨文化，现状却丧魂落魄，沦落成道德良知之外的存在。十五亿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不仅在证明中共暴政，这个西方极权文化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具有存在的人性基础，而且为中共暴政戕害人类的自由事业，提供了像中国北方的沙尘暴般滚滚不息的人力资源… … 。”思想至此，金圣悲不禁为大汉民族的命运而伤感，他那颗风中的红焰之心，也变得寒意彻骨。

金圣悲一直试图说服藏人接受一个道理，即西藏问题的实质不是藏汉民族矛盾，而在于中共暴政对西藏实施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不久前，他的努力曾受到参摩的尖锐质疑。参摩问：“当士兵射杀尼姑时，当狱卒用铁链抽断思想犯的肋骨时，我该怎样辨别他是共产党，还是汉人？”

参摩刀锋般的质疑在金圣悲的沉默之上划出道道眩目的火光——金圣悲只能以铁铸的沉默为盾，对抗参摩的质疑——哲人从参摩的质疑中感受到凛冽逾冰雪的仇恨，同时，仇恨又由于一百二十万死难藏人尸骨的论证，而获得鹰血般殷红的正义性；哲人没有能力拭去闪辉在仇恨刀锋上的正义，却又不愿把仇恨之刀插在精神之巅，所以，他只能沉默。

当时，沉默的只是语言，金圣悲的思想却无法沉默：“政治奴隶无尊严。但是，人最渴望自己没有的。在中共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之下，汉人像被打怕的狗一般低贱。不过，他们又想要找到尊敬自己的理由，以医治那颗因政治奴隶和精神亡国奴的屈辱而疼痛的心。无魂的民族主义就是当代汉人自慰的理由。通过对藏人和维人的蔑视，汉人对尊严的政治奴隶式的渴望，得到一丝满足。”

“是的，参摩的质疑实质是历史对汉人提出的无可囬避的逼问——‘如何证明你不是中共’。尽管中共是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政治形式，尽管中共的文化内涵是东方所有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天敌，然而，中共的主体毕竟由生理意义上的汉人构成，屠杀藏人的主要民族属性，也是汉人。汉人的命运悲剧在向历史诉说一个黑暗的真理——一个民族如果在文化的意义上被灭绝了，他就不应当继续生存；活在丧失民族文化之魂的状态中，与活在屈辱和罪恶中是同一囬事。”

“为免遭天谴，汉人必须证明自己同中共的区别，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屠杀藏人的反人类罪的主谋。证明的唯一方式，就是变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的命运，摧毁西方极权主义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让所有被囚禁在这个铁牢中的民族，当然也包括藏族，获得自由，并对中共暴政的反人类罪，当然也包括对藏人的文化性种族灭绝罪，进行末日的审判——一个属于魔鬼的时代的末日。”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消弭藏汉两族百年血仇的慈悲之路，也是汉人的灵魂得到拯救之路。对藏人的屠杀是以中共暴政的名义实施，但汉人毕竟是实施屠杀的主体民族。只有彿心，才能宽恕那沐浴在血河涙涛中的罪恶；只有达赖喇嘛能说服藏人，以慈悲之心忘记汉人的屠杀之罪。当然，只有自救者，才能得到拯救——中国人必须否定极权暴政，以源于古希腊文化的普世价值为正义的基石，创建民主法治，才能为容纳中间道路的哲理，找到政治的空间… … 。”

来源:《通向苍穹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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