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06日訊】中國現有的第一產業勞動力人數遠低於官方統計數據,今後可向城市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人口大約只有4000萬-6000萬。顯然,未來由城鎮化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已經所剩不多,城鎮化進程至多持續到2020年左右。

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將主要來自內需,而內需主要是指城鎮化過程所帶來的投資與消費需求。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可持續的時間還有多長,將決定中國經濟高增長階段還可以維持多久;而城鎮化的持續時間又主要取決於第一產業勞動力可轉移的數量。因此,農村究竟還有多少剩餘勞動力,將轉移多久,值得研究。

儘管國家統計局每年都會公布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但這一數據是否真實反映了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就業人數,值得商榷。如2011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為2.66億,扣除城鎮從事第一產業的360萬人之後,農村從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約為2.62億。這一數據與實際相符嗎?從《2011年中國統計年鑑》公布的兩組數據看,第一組數據:2010年扣除城鎮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之後的農村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76億;第二組數據推算:農村從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農村就業人數-(鄉鎮企業就業人數+私營企業就業人數+個體),計算結果為1.96億,與第一組以產業來分類獲得的數據相差約8000萬。

為何兩個數據相差如此巨大呢?筆者理解認為,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村就業人員可分為全職(full time)和非全職(part time)兩類,如美國勞工部在統計時就有這樣的區分,但中國統計部門並沒有作如此區分。此外,從農村居民純收入的構成中也可以發現,工資性收入佔比接近40%。因此,相差8000萬的原因,可以理解為這8000萬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還兼職從事鄉鎮企業、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勞動,並獲得一定報酬。

那麼,剔除非全職的第一產業勞動者之後,剩下的1.96億就算是全職農民了嗎?筆者認為仍存在疑問。國家第二次農業人口普查顯示,2006年末,以農業為主要行業的從業人員中,年齡41-50歲的人口佔23.1%,而51歲以上的佔32.5%。與1996年第一次農業人口普查數據相比,當時51歲以上農業從業人口比重為18.11%,相當於此後年均增加1.44個百分點。其中,51-60歲農業人口比重在第一次農業普查時為10.81%,第二次農業普查時則上升至21.3%。可見,我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趨勢已經顯現。

2006 年至今,時間又過去了6年,農村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的老齡化問題應該更加突出。從不少草根調研的數據看,全職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年齡在50歲以上者估計佔到70%左右。更有學者(朱啟臻、楊匯泉,2011)調研了10省的20村,發現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年齡結構中,50歲以上勞動力佔87%。因此,當第一產業的勞動人口以中老年勞動力為主體時,第一產業的全職人數接近2億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2010年《中國人口年鑑》統計,2009年全國農村50歲以上人口為1.7857億,佔鄉村總人口的比例為28.92%,若我們樂觀假定50歲以上人口的務農率為70%(剩餘30%為從事非農業勞動或失去勞動能力的人口),並同時假定50歲以上農業勞動的人口佔整個農業勞動人口的70%,那麼,由此可推算2009年中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大約為1.79億。或再樂觀假設農村60歲以上人口的務農率為80%(據2010年《中國人口年鑑》統計,2009年全國農村60歲以上人口為0.91億),又假定這部分人口佔到農業勞動人口的60%,由此推算2009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大約為1.21億。由於農業勞動力人口是逐年減少的,故我們認為,即便是扣除了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中兼職從事鄉鎮企業、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勞動,並獲得一定報酬的8000萬之後所剩下的1.96億勞動人口(2010年),仍然是偏高的。因此,根據農業勞動力的年齡構成比例、老年勞動力的務農率,大致可推算出中國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

全球範圍看,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現象是難以避免的。如1995-2004年間,日本農村30-59歲男性勞動力佔農村全部男性勞動力的比重從27.73%下降到21.47%;60歲以上農村男性勞動力佔農村全部男性勞動力的比重從60.59%上升到70.58%;60歲以上農村女性勞動力佔農村全部女性勞動力的比重從55.65%上升至 65.37%(李應春、翁鳴,2006)。此外,如美國、南非等國家的農民平均年齡也接近或超過60歲。

為何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呢?這主要是由行業勞動報酬率的平均水平決定的。從很多案例看,一個行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年齡與該行業的平均薪酬水平有很大相關性。如我國的園林養護、環境衛生等行業也存在從業人員老齡化問題。如園林養護行業的平均薪水較低,故吸引不了青壯年勞動力,「據園林管理處統計顯示,450名園林工人平均年齡為60歲左右,月工資1000多元」(摘自《永康日報》2012年5月24日)。同樣,環衛行業也有類似之處,「來自貴陽市城管局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該市有環衛工1.2萬餘人,其中一線臨時聘用人員約1.1萬餘人,佔總人數的90%以上。而他們中的90%又來自偏遠農村,多為女性,文化程度低、年齡結構偏大,45歲以上的佔70%,部分人員還有輕微殘疾」(摘自中國新聞網2012年7月15日)。而中國農村的農業勞動力薪酬往往還低於園林和環衛行業的勞動薪酬,在中國勞動力流動已經比較充分的情況下,其老齡化就成為必然趨勢。

第一產業包含農林牧漁四個產業,從四個行業的從業人員佔比看,絕大部分勞動力屬於農業勞動力(除海洋漁業外,這四個行業的勞動者大多彼此兼職,也習慣統稱為農民)。故為了研究方便,就把第一產業勞動力與農業勞動力等同起來。那麼,農業勞動力多少才算合理呢?這應該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農業用地(或耕地)面積;二是勞動生產率水平。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2009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89億,而農業用地(包括耕地、園地、林地、牧草地及其他農業用地五類)面積為524萬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為109.99萬平方公里(世界銀行數據,而中國官方的認定的為121萬平方公里),與地廣人稀的美國相比,中國每萬平方公里耕地對應的農業勞動力為262.64萬人,幾乎是美國的200倍。當然,中國近乎精耕細作的農業與美國粗放經營的農業缺乏可比性,但與人均耕地面積遠小於中國的日韓比,則有一定的可比性。

將單位耕地面積對應的農業就業人數作比較,中國是日本的4.58倍,韓國的2.53倍;經人口密度修正後的單位農業用地對應的農業就業人數,中國是日本的2.52倍,韓國的2.19倍。顯然,中國2009年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存在明顯的高估可能。

假如目前日韓的農業勞動力人數是相對合理的水平,那麼,比日韓在農業經營上更粗放的中國,單位耕地面積或農業用地面積所對應的勞動力數量應該比日韓更少些才是合理的;即便與日韓無差異,按照就業人數/耕地面積比例相等原則,中國未來合理的農業就業人口應該是在6308萬(對應日本)至11419萬(對應韓國)之間。若根據經人口密度調整後的農業用地與農業就業人口的比例關係進行推算,則中國合理的農業就業人口應該是在11464萬(對應日本)至13192萬(對應韓國)之間。

所謂「合理」的農業勞動力水平,永遠是一個相對概念,也不可能有一個精準的答案。中國在過去30多年中,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已經吸引大量勞動力從第一產業流出。統計表明,第一產業的GDP佔比,已經從30年前的30%直降至10%,這在全球各國中是十分罕見的,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也應該與之相適應。

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現象,在製造業大國間普遍存在,其本質原因是由勞動報酬率決定。因此,比合理的農業勞動力數量更容易確定的,是合理的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如中國勞動力老齡化的現象同樣還發生在環衛、園林等專業性不強、報酬率偏低的行業。有學者判斷中國種田農民的平均年齡高達57歲,這與發達製造業大國的農業就業人口的平均年齡已經相差無幾了。

這幾年來,從第一產業轉移出來的農民工每年增加1000萬左右,其中85%以上是50歲以下的勞動力。根據官方發布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推算,過去3年中大約有2450萬的50歲以下農業勞動力轉為農民工,這意味著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速度非常快,換言之,中國目前的農業勞動力數量,距「合理」水平已不遠。依據日韓農業勞動人口與耕地面積、農業用地面積的比例關係所推算出來的合理的最多農業人口與最少農業人口的區間為6308-13192萬,則中位數為1億左右。故保守估計未來中國農業勞動力的合理水平在1-1.2億之間,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將上升至60歲左右。

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第一產業勞動力實際規模可能要比官方公布的數據低得多。如前所述,依據農村年齡結構所推算出來的農村中主業為農業的勞動人口,2009年在1.21-1.79億之間,即便按上限1.79億估算,考慮到從2009-2011年農業勞動力轉移約在2000萬,那麼,到2011年末農村以農業勞動為主業的人口大約為1.6億。這與如前推算的1億-1.2億的合理水平相比,只多出4000萬-6000萬,這或許就是可轉移的農業勞動力剩餘規模總量了。如果按平均每年800萬的農業勞動力轉為農民工的速度,則至2017-2020年,農業的剩餘勞動力就將轉移完畢。

從上述討論中,又可以引申出另一個話題,即中國的城鎮化率。如果城鎮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6個月以上)的概念來劃分,而是以「城鎮非就業人口」加上「全國非農就業人口」來估算城鎮化率,則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了。這也意味著,我們所憧憬的拉動未來經濟增長的城鎮化因素,其動力已比較有限。

有人認為中國的勞動力轉移存在障礙,即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等不利於勞動力的跨地區轉移。但過去30多年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了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大國非常神速,而支持中國工業化快速推進的,則是勞動力的充分流動。現有的戶籍限制制度和社會保障的不充分,只是不利於農村人口到城市的定居和人口與其他社會資源之間的合理配置,卻未能阻礙勞動力的充分流動,如城市中的環衛工、園林工的絕大部分都來自於農村的中老年人。因為沒有退休金,才導致農村中老年勞動力也流向城市,這是西方發達國家乃至如今的發展中國家都很少看到的景象,也更能證明中國勞動力的流動性為全球最好之一。

而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城鄉一體化。既然勞動力已經充分流動了,那麼,中國的城鄉差距是否也就縮小了呢?如按照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發展中國家通過工業發展吸納農業剩餘勞動力,最終形成劉易斯拐點,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中國在2004年出現民工荒,表明農村勞動力已經從過剩變為短缺,不少學者稱劉易斯(第一)拐點已經出現,但城鄉收入差距卻在拐點出現之後繼續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也不可能在今後10年內基本消失,但可以確信的是,10年後農村剩餘勞動力應該所剩無幾,即經歷所謂的劉易斯(第二)拐點。這也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並不代表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一是取決於勞動報酬率的差距,二是取決於公共福利的差距,前者屬社會分工的結果,後者則取決於制度安排。

從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看,2000年第二產業勞動力人均增加值是第一產業的7.1倍,到了2010年,略降至5.9倍。由於官方公布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存在高估可能,實際的一、二產業的人均產出差距會小些,但從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達到3.3倍的現象看,繼續從事農業勞動的,應該是以缺乏其他就業機會的低端勞動力為主,故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也是必然趨勢。

進一步考察全國各省市的第一產業人均增加值在2000-2010年間的排序變化情況,可以發現2000年排名最後15位的均為中西部地區所屬的省市,至2010年,排名最後15位的仍為中西部的省市,說明農業人口轉移規模大小對當地農業產值的影響並不太大。儘管在過去10年中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全國第一產業的人均增加值提高了2.63倍(未考慮物價因素),但中西部地區很多省市的農業人均增加值還是非常低,存在勞動力繼續外流的需求。如2010年貴州、雲南、甘肅、山西等地的第一產業的人均增加值不足1萬元。

從未來趨勢看,農村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仍會繼續,但轉移的速度應該會放慢,即從過去的每年1000萬左右,放慢至800萬左右,且新增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水平,也將不斷上升,40-50歲的農民工將成為轉移的主要年齡段。

從目前來看,中西部地區農民工轉移的規模稍大於東部地區,且留在本省的佔比有所上升,這主要是由於近年來中西部地區投資高增長所拉動的勞動力需求。但中西部地區投資高增長能持續多久呢?投資的低回報率和地方政府債務承受能力決定了這種高增長模式難以持久。中國的大城市化率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其結果是規模不經濟現象比較突出,投資回報率不斷走低,尤其在中西部地區。因此,未來農民工向大中城市集聚將逐步形成趨勢,即農民工徹底脫離土地,成為城市人,但遇到的障礙則是戶籍制度的約束和社會保障上的欠賬。

中國現有的第一產業勞動力人數遠低於官方統計數據,這意味著今後可向城市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人口大約只有4000萬-6000萬,未來由城鎮化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已經所剩不多,城鎮化進程至多持續到2020年左右。城鎮化進程基本完成之後,應會出現以產業整合為導向的大城市化過程,人口進一步集聚與老齡化相伴相隨,這便需要政府部門大幅增加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從而使中國面臨如何應對債務負擔加重、如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