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的起源

2013-11-11 01:00 作者: 杜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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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11月11日訊】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以「文明衝突論」而名滿天下。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寫道:

歷史上,中國自認為是兼容並蓄的:一個「中華圈」包括朝鮮、越南、琉球群島,有時還包括日本;一個非漢人的「亞洲內陸地帶」包括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突厥人和藏族,出於安全的原因,他們必須受到控制;此外還有一個蠻夷的「外層地帶」,「他們只需要朝貢,並承認中國的優越地位」。

按照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的觀點,中國的歷史是中國文化圈不斷擴張的過程,由中原的中國,擴大為中國的中國,東亞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以至世界的中國。地處黃河流域的中國較早進入農業時代,自古以中央之國自居。中原以外是發展較晚的狩獵遊牧部落:南為蠻,東為夷,西為戎,北為狄。孔子作《春秋》說,「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所謂中國有惡則退為夷狄,夷狄有善則進為中國,這種「有教無類」的優越感,主要是來自文化而不是種族。「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基於文化歧視和文明衝突,對蠻夷戎狄的戒備自古即是「華夏大防」。

公元前4世紀末期,夏禹的苗人後裔匈奴以弓馬之利崛起於蒙古高原。「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遷徙,逐水草而居,中國謂之匈奴」(樂彥《括地誌》)。《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盡為甲騎」。匈奴部落酋長自稱為「單于」,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匈奴汗國。匈奴陸續征服東胡、月氏、樓煩、丁零、鬲昆等遊牧民族,成為歐亞草原上第一個遊牧帝國,東盡遼河,西窮西域,南達黃河中游,北抵貝加爾湖。此後很長時間裏,匈奴成為了中原農耕民族的嚴重威脅。公元前200年,剛剛大敗楚霸王項羽的漢高祖劉邦幾乎成為冒頓的俘虜。

王昌齡在《出塞》詩中寫道:「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說的是李廣的往事。李廣乃「隴西成紀人也」,其家族世代以弓箭傳家,從秦代開始就擔任僕射之職。李廣力大善射,一次出獵時將草叢中的巨石誤作老虎,張弓即射,整個箭頭竟然都射進石頭裡。盧綸的《塞下曲》中記錄此事:「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棱中。」李廣射殺敵人時箭無虛發,所以非在數十步之內不射,常常是箭一離弦,敵人應聲而亡。公元前121年,李廣率四千騎兵出征匈奴,被匈奴四萬名騎兵包圍。匈奴箭如雨下,漢軍死傷過半。「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大黃弩是漢帝國最具威名的遠射武器,「角弩色黃而體大」,弓力強勁,最高可達四十石,由壯士腳蹬腰引,射程可達400米。

漢文帝曾說李廣「生不逢時」,果然一語成讖。李廣前後與匈奴作戰40多年,卻始終不得封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廣以花甲之年隨大將軍衛青最後一次遠征匈奴。李廣所部因迷路未能按時抵達,竟羞憤自刎,臨死前李廣說:「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李廣的從弟——李家唯一因軍功封侯的李蔡因為衝犯漢景帝陵園而自殺。李廣的兒子李敢從小隨李廣出征,驍勇過人。父親之死使他遷怒於衛青,以至於擊傷衛青。衛青的外甥霍去病借天子的圍獵之機,一箭射死李敢。率領數百騎兵橫貫匈奴數萬大軍的郎中令李敢沒有死在戰場,卻死在自己人的暗箭之下。李廣另一個兒子李當戶曾經揍過漢武帝的男寵韓嫣,青年即亡故,他留下一個遺腹子叫李陵。

班固的《漢書》中說:李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裡,過居延視地形。」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武帝劉徹派男寵李延年的兄長李廣利率三萬騎兵出酒泉與匈奴作戰。當時李陵「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漢武帝在未央宮武臺殿召見李陵時李陵主動請纓:「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他甚至誇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劉徹在狐疑中命李陵出征:「毋騎予汝(我不會給你配備哪怕一騎一馬)!」。

天漢二年秋,李陵率領步卒五千,兵出居延海(今額濟納),帶著光榮與悲壯踏上了一條不歸路。「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一個月後李陵在浚稽山(今阿爾泰山)與單于的三萬騎兵遭遇,隨即展開了一場相持近十日的血戰。對於這場大戰,《漢書》和《資治通鑒》都有詳細描述:匈奴兵見漢軍少,蜂擁圍攻之。「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由於連續作戰,李陵軍士卒多數負傷,但士氣未敢稍懈。明日再戰,又斬首三千餘級。孤軍不利,而援軍遲遲未至,李陵乃命且戰且退。「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斗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這種遠距離狙擊的連弩是箭矢連有繩索的強弩,也可以說是弩炮。

在漢軍的強弩之下,匈奴以數萬之眾傷兵損將,只好打算撤走。這時漢軍中有人投降匈奴,透露了漢軍箭盡無援的危局。於是匈奴分兩翼對李陵合圍。李陵率漢軍一邊打一邊南撤,一日之內射出了50萬隻箭。

箭用盡了,漢軍也已折損過半,最後被匈奴堵在一個山口。李陵哀嘆說:「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如果再給我們每人幾十枝箭,就能支持到邊界)。」

半夜,李陵下令擊鼓突圍,然鼓破不能發聲。李陵率十餘人越嶺南逃,身上只剩下短兵器,被潮水般的匈奴騎兵圍追生擒。李陵道:「我已無面目報陛下!」遂降。突圍逃回漢朝者僅400餘人。

當我們今天重溫這段兩千年前的歷史時,仍會感到熱血沸騰。這不是恥辱而是悲壯。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血戰絲毫不遜色於斯巴達300勇士的溫泉關戰役。一個失敗的英雄依然是英雄。李陵以5000名裝備了強弓硬弩的「荊楚勇士」深入匈奴腹地,與超過自己10多倍的匈奴騎兵相持10天,轉戰千里,殺敵近萬,直至最後箭盡被俘,從中可見李陵的「強弩」對缺少重甲的匈奴「控弦之士」具有多麼「恐怖」的殺傷力。這次戰鬥雖然失敗了,但在兵器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李陵與李牧相距150年,鐵器時代的到來使漢弩的威力更加強大。因為孤立無援,敵眾我寡,李陵雖敗猶榮。可怕的漢弩竟然使步兵可以對強勢的騎兵展開屠殺,技術的優勢在這個細節上改變了歷史的成見,更複雜更強大的弩完全彌補了農耕民族面對遊牧民族的身體劣勢。從此以後,中國歷代中原王朝都致力於發展技術和提高生產力水平,以裝備了領先戰爭機器的大量庸眾來對抗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的精英騎兵。因為兵器技術的先進,農耕文明的中國展開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征服。

從邊境傳來李陵被困的消息後,劉徹「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不久,又傳來李陵未死已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劉徹下令將李陵滅其三族,李陵的老母、妻子、子女和兄弟盡皆伏誅。李家原本世代忠良,現在卻落了個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結局,「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李陵初到匈奴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不為漢朝容忍的李陵在匈奴卻得到了單于的禮遇,不但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還封李陵為右校王。漢昭帝即位後,任立政借出使匈奴勸李陵回歸。李陵說:「吾已胡服矣!」任立政仍苦勸,李陵嘆道:「歸易耳,恐再辱,奈何!丈夫不能再辱。」祖國乃父母之邦,從劉徹殺掉李陵全族的那一刻起,李陵就已經無家可歸。

李陵以五千步下弩兵力敵匈奴八萬驍勇騎兵,堅持十餘日,不可謂不是奇蹟,更不可謂不盡力,他唯一的遺憾是沒有實現其「吾不死,非壯士也」的諾言。「擐甲執兵,固即死也」,這就是中國軍人無法逃避的命運。與西方的騎士傳統不同,中國從來不會承認失敗的英雄,更不會原諒一個投降的戰俘,烈士節女成為中國文化中最具人性困惑的悲劇。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踏上沙場,如同離開弓弦的箭,你只能勝利不能失敗,一旦折戟沉沙,你只能死掉,不能活著。並非中國人不懂生命的價值,只因為這不合乎權力的邏輯——對專制權力來說,不能為它所用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比起禮教帝國對軍人的殘酷來,「野蠻」的匈奴對李陵蘇武可謂仁厚之至。李陵曾在北海(貝加爾湖)對蘇武抱怨劉徹「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他也曾質問漢使:「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

李陵給蘇武送行時起舞作歌:「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聵。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歌罷,李陵泣下數行。1000多年後,辛棄疾為此寫下一曲沉鬱悲壯的《賀新郎》:「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

生,還是死?這個哈姆雷特的抉擇對每一個軍人的困惑。

李陵的命運其實早已經被注定,他只是權力手中一枚被遺棄的棋子。正如同電影《集結號》,他在前方浴血奮戰,後方的權力卻在等著他戰死,他手中握住的命運只有死亡。在權力眼裡,軍人即等於出讓生命,每一次戰鬥都須以性命作抵押,對敗將來說,「活著」就是罪過。張承志在《杭蓋懷李陵》中評說:「當他無家可歸,祖國執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

李陵投降後,長安幾乎所有人都唾棄他,只有太史令司馬遷勇敢地為其辯護:「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積也,有國士之風。且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斗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司馬遷的同情與良心使劉徹龍顏大怒:為「漢奸」辯護者亦是「漢奸」。無辜的司馬遷因言獲罪,竟被處以極其羞辱的腐刑。 腐刑固然痛苦,但恥辱更甚,司馬遷幾度欲自盡,但他終於在一個極其不堪的命運下堅強地活了下來,在獄中完成50多萬字的歷史巨著《史記》。

在《史記》中,關於李陵的記載只有寥寥幾百字,而就這幾百字卻常常令人不忍卒讀。後世出土的敦煌卷子中,有《李陵變文》和《蘇武李陵執別詞》等若干說唱劇本,證明唐五代民間對英雄李陵的懷念。在歷史面前,人的命運常常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和不可捉摸。我們無法想像,如果李陵真的還有幾十支箭,他就可以逃出生天;如果李陵當時戰死,他就可以落個「烈士」美名……還有一種可能,如果沒有李陵,也許就不會有《史記》。

800年後,騎射傳家的李氏家族建立了一個輝煌的盛唐帝國,那時有一個偉大的詩人從遙遠的北方飄然而來,「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他的名字叫李白,據傳系李陵二十三世孫。

從李廣到李陵,匈奴為大漢帝國製造了一個又一個悲劇。司馬遷時代是一個英雄的時代,也是一個悲劇的時代。從《史記》到《漢書》,200年後的班固時代終於讓匈奴成為歷史的絕唱。東漢建武後期,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附漢。永元元年(公元89),車騎將軍竇憲遣精騎萬餘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和金微山。「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這是中國史籍對北匈奴的最後一次記載。

事實上,此次戰役引發了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民族大遷徙。300多年後,在羅馬史籍中,一支陌生的遊牧部落浩浩蕩蕩漫過歐亞平原,自東向西跨過伏爾加河、頓河和多瑙河,進入歐洲東部,「一路掃蕩破壞所遇到的一切」。「上帝之鞭」阿提拉令羅馬基督徒聞之色變,他們的馬鐙與弓箭讓西方世界天翻地覆,最終導致了羅馬帝國的土崩瓦解。歐洲人將他們稱為Huns,讀音既像漢語的「匈奴」,也像漢語的「胡」。許多歷史學家包括偉大的吉本都認為Huns就是北匈奴人的後裔。阿提拉帝國崩潰後,善於騎射的匈奴人駐留匈牙利,成為東羅馬帝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北匈奴遠遁造成北方的真空,東胡的鮮卑族遂乘虛而入,對南匈奴形成新的壓力,南匈奴等胡族因之遷長城內,最終釀成改變中國的「五胡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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