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三）

【看中國2014年01月01日訊】1949年，在大軍渡江的隆隆炮聲裡，兩名學者，錢穆和錢基成（錢鐘書的伯父），做了一次頗具意味的交談。錢基成勸錢穆留在大陸。錢穆說：「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文告，可有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不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此後錢穆遊走港臺，學術碩果纍纍，桃李滿天下；而留在大陸的眾多學人，倘若能在歷次運動中保存性命，已屬萬幸。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錢穆的敏銳使我們驚嘆。今天我們重讀這一頁掌故，更須驚嘆的是：1949，當軍隊剛剛取得戰場上的優勢，毛澤東的驕橫戾氣，已然在他的文字間嶄露無遺。
錢穆讀到的，還只是毛澤東的過江文告。如果他讀了此後（1949年8月）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只怕去意更決。

1949之前，毛澤東一直是一副民主、中庸的姿態面向世界的。但是當軍事上的勝利迫近，毛澤東陡然撕下溫和的面具。其翻臉之快，竟在夙夕。

今天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常常被毛氏的複雜嬗變的「性格」所困惑。事實上，把對毛的研究完全學術化，是找不到根本癥結的。毛澤東身上體現最多的，不是領袖氣質，而是濃郁的市井氣息。

今天的研究者常有感觸：毛澤東所力行的，還是一套帝王權術。然而我們通觀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軌跡，卻不得不面對一個痛苦的結論：毛所行使的，竟然不是帝王的專制政治，而是山頭政治，黑道政治。

中國傳統的皇權政治，在唐宋兩代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模式。所謂唐宗宋祖，在建政和施政上，曾充分體現了皇權禮法體制下的寬和中庸，即錢穆所謂的「大度包容之氣象」。而在毛澤東的身上，作為一個政權的奠基者，我們看到的是極端主義的狹隘和決絕。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即在漢初，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文官制度。同樣是市井出身的漢高祖劉邦，深信：馬上可以得天下，馬上不可以治理天下。而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不但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更相信槍桿子可以運行政權。所以毛終其一身，實施的是一種軍事專制制度。一方面，他用槍桿子集權——剿滅他的戰友同僚；另一方面，他用槍桿子駕馭社會——毛時代所謂的群眾運動，不過是一個集體投降的儀式。

在傳統中國社會，皇帝對文化教育雖然有控制，但是在基本的人倫、禮義、道德教化上，遵守基本的文明和道德準則，並不胡來。而毛澤東在他的治下，公然用國家體制的力量，傳播仇恨和鬥爭。並在這種病態的仇恨上，種植病態的熱愛。

在中國傳統社會裏，皇權是有限權力，這不僅體現在經濟文化等的相對自由上（沒有公有制），更體現在它有一個強大的士大夫階層。傳統中國的知識份子，總不缺少耿耿直言，冒死進諫，到明朝，已經有了制度化的「言官」——專門想皇帝提意見。古時的皇帝，犯了錯或遇到天災人禍，要下一道「罪己詔」，向公民道歉。而毛澤東，後期卻聽不得半點意見，對提意見的人，橫加迫害，甚至致死。這使得毛澤東和毛澤東手中的權力，肆無忌憚，從而釀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和浩劫。

嚴復評價中國傳統，曾說：中華之弊端，始於作偽，終於無恥。其實，在中國傳統社會裏，政治雖然離不開大話謊話，但是這類自詡和欺瞞還是有限度的。而且由於皇權仍然是「有限權力」，政治、社會的真相都能夠得以保存。而在毛澤東時代，由於仿照朱元璋模式建立的集權體系，由於仿照蘇聯模式建立的極QUAN體系，權力掌握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宣傳等所有社會資源，從而可以動用最大化的國家力量進行欺騙粉飾自詡，公眾得以完全被阻隔在真相之外，在製造愚昧盲從的同時，也為權力的荒誕腐敗提供了最大空間。

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毛時代是個公平清廉的時代。為什麼會有這種錯覺？這是因為：在毛澤東主政的歲月裡，一方面，傳統文化的餘蔭還在，另一方面，革命的理想還在燃燒，人們用傳統的勤勞、忠誠和革命的狂熱、理想擁抱著政治——這本來是人類最可珍貴的感情。而正是由於毛澤東的倒行逆施，他毀滅了傳統親手葬送了革命，更把政治變成一團狗屎——

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
因為極權一詞是敏感詞，所以我在打字的時候，經常把它打成：極圈。這個無奈之舉，其實卻也傳神：因為極權體制本身，即是一類圈子政治。當年，圍繞著最高權力的圈子，享受著普通人看不到想像不到的優渥奢靡。在圈子裡，你應有盡有；出了圈子，你就該死了。當年的毛澤東坐在圈子中心，拉這一派，踢另一派，玩得不亦樂乎。而且，為了維護圈子，當年的體制設置了近乎病態的、嚴格的保密紀律，偶爾經過圈子的人，什麼不能看，什麼不能說，違反了紀律，後果不可想像。

在戰爭期間，中共黨的保密制度是非常嚴密的，而在和平建設時期，保密更嚴厲——鬥爭比戰爭殘酷得多。

為什麼今天我們看到了腐敗——圈子擴展了。

毛澤東是一個悲劇。這個悲劇，毛本人的人格缺陷負有責任，更是歷史、時代合力的結果。當我們用革命來埋葬傳統的時候，我們不但斷送了革命，更一跤拌倒在傳統的門檻上。這使得我們的現代化進程，格外艱難，也格外漫長。

毛澤東是處在現代與傳統斷裂的一個區間裡，這個區間，我稱之為歷史的中間地帶，並且曾作過如下陳述：「……今日（21世紀）之‘盛世’，最大的特色之一，叫做：裸官。」

這樣的特色，我相信是前無古人的。很難想像，在皇權時代，一個甚至一群官員，把子女玉帛轉移到敵國去，然後在本國的廟堂上公然指畫。這樣的官員如果不被皇帝抄家砍頭，那皇帝的腦袋就是被驢踢了。

這樣特色，我相信也是後無來者的。因為在現代民主政體下，這樣的一類官員，先是在選民的怒吼聲裡狼狽下臺，而後獨立的司法機構迅速介入調查。裸官先生們今天被檢察官傳喚，明天被廉政公署搜查，左支右絀……

裸官會出現，而且高枕無憂，是因為裸官同志們出現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這樣的時期，我願意稱之為：歷史的中間地帶。

這樣的一個地帶，由來已久。

上個世紀的50年代末，一代知識份子落入地獄。因為，「偉大領袖」放開懷抱，歡迎知識份子來提意見，並聲明，決不秋後算帳。此後，領袖翻臉，把意見分子一網打盡。對此，領袖解釋說：這叫「陽謀」。

如果是在以前，「陽謀」的事情不會發生，因為皇帝是「金口玉言」，是為王國的信譽負責的，所以不能出爾反爾。如果是在以後，這樣的事情也不會發生，因為批評政府，是知識界的天職，只有他們玩領袖，而沒有領袖敢玩他們。

「陽謀」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它出現在歷史的「中間地帶」。毛澤東的後半生，有皇帝的特權，卻沒有皇帝的責任；有共和的字號，卻沒有共和的實質；有造反者的隨意，也有守業者的惴惴，這樣的亦官亦匪、亦王亦盜，是毛氏所有荒唐暴虐的源起。毛的後半生，是尷尬的不倫不類的半生，因為他處在一個尷尬的歷史地帶裡。

在帝制之後，在共和之前；古代已逝，現代未開；傳統的痼疾還沒有痊癒，不幸又感染了新潮皰疹，向前有羈絆，向後有顧忌——歷史的中間地帶，就是處於這樣一個尷尬的位置上……」

這是歷史的一個斷裂帶。毛澤東曾站在這個斷層邊，他曾有機會帶領一個民族實現偉大的跨越。然而，歷史的包袱，體制的弊端，合力把他拋進裂谷中，越陷越深。這個歷史的中間地帶坑陷了毛澤東，反過來，毛澤東也加深、延長了歷史的中間地帶。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都有一個深刻的毛澤東情結。懵懂時候，聽著《東方紅》入睡；少年時代，通俗壓韻的毛詩詞是我的最愛；即使到青年時代，歷史的真相已經逐步裎現，我依然把毛奉為楷模：他是自強奮鬥的典範，是5000年難得一見的「平民英雄」。而多年之後，當我瞭解到真實的歷史和真實的毛，我不得不痛苦的承認：一個背離了基本的文明準則和人道底線的人，不是英雄，而是徹頭徹尾的罪人！

今天，中國社會迎來轉型的又一個歷史時機，開始了又一次從歷史泥潭裡的艱難自拔，並由此連接傳統和走向真正的現代文明。但是，官僚集團仍然報緊了毛澤東這隻浮標，以圖謀取更大的腐敗利益。為了維護不受制約的權力神壇，不惜再次樹起毛的神像——這是在加深毛的罪孽，更把體制向死路上推行。

今天，毛澤東仍是中共政治的一個最重的包袱，不拋棄這個包袱，政治改革將永遠在歷史的泥潭裡深陷，下一步，也許就是滅頂之災。

但願，這只是危言聳聽。

来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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