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三)

2014-01-01 01:30 作者: 拾月霜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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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1月01日讯】1949年,在大军渡江的隆隆炮声里,两名学者,钱穆和钱基成(钱钟书的伯父),做了一次颇具意味的交谈。钱基成劝钱穆留在大陆。钱穆说:“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文告,可有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不语。

此后钱穆游走港台,学术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而留在大陆的众多学人,倘若能在历次运动中保存性命,已属万幸。

钱穆的敏锐使我们惊叹。今天我们重读这一页掌故,更须惊叹的是:1949,当军队刚刚取得战场上的优势,毛泽东的骄横戾气,已然在他的文字间崭露无遗。
钱穆读到的,还只是毛泽东的过江文告。如果他读了此后(1949年8月)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只怕去意更决。

1949之前,毛泽东一直是一副民主、中庸的姿态面向世界的。但是当军事上的胜利迫近,毛泽东陡然撕下温和的面具。其翻脸之快,竟在夙夕。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常常被毛氏的复杂嬗变的“性格”所困惑。事实上,把对毛的研究完全学术化,是找不到根本症结的。毛泽东身上体现最多的,不是领袖气质,而是浓郁的市井气息。

今天的研究者常有感触:毛泽东所力行的,还是一套帝王权术。然而我们通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轨迹,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结论:毛所行使的,竟然不是帝王的专制政治,而是山头政治,黑道政治。

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在唐宋两代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式。所谓唐宗宋祖,在建政和施政上,曾充分体现了皇权礼法体制下的宽和中庸,即钱穆所谓的“大度包容之气象”。而在毛泽东的身上,作为一个政权的奠基者,我们看到的是极端主义的狭隘和决绝。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即在汉初,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官制度。同样是市井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深信: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可以治理天下。而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但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相信枪杆子可以运行政权。所以毛终其一身,实施的是一种军事专制制度。一方面,他用枪杆子集权——剿灭他的战友同僚;另一方面,他用枪杆子驾驭社会——毛时代所谓的群众运动,不过是一个集体投降的仪式。

在传统中国社会,皇帝对文化教育虽然有控制,但是在基本的人伦、礼义、道德教化上,遵守基本的文明和道德准则,并不胡来。而毛泽东在他的治下,公然用国家体制的力量,传播仇恨和斗争。并在这种病态的仇恨上,种植病态的热爱。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皇权是有限权力,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等的相对自由上(没有公有制),更体现在它有一个强大的士大夫阶层。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总不缺少耿耿直言,冒死进谏,到明朝,已经有了制度化的“言官”——专门想皇帝提意见。古时的皇帝,犯了错或遇到天灾人祸,要下一道“罪己诏”,向公民道歉。而毛泽东,后期却听不得半点意见,对提意见的人,横加迫害,甚至致死。这使得毛泽东和毛泽东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从而酿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和浩劫。

严复评价中国传统,曾说:中华之弊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治虽然离不开大话谎话,但是这类自诩和欺瞒还是有限度的。而且由于皇权仍然是“有限权力”,政治、社会的真相都能够得以保存。而在毛泽东时代,由于仿照朱元璋模式建立的集权体系,由于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极QUAN体系,权力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宣传等所有社会资源,从而可以动用最大化的国家力量进行欺骗粉饰自诩,公众得以完全被阻隔在真相之外,在制造愚昧盲从的同时,也为权力的荒诞腐败提供了最大空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毛时代是个公平清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这是因为:在毛泽东主政的岁月里,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余荫还在,另一方面,革命的理想还在燃烧,人们用传统的勤劳、忠诚和革命的狂热、理想拥抱着政治——这本来是人类最可珍贵的感情。而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他毁灭了传统亲手葬送了革命,更把政治变成一团狗屎——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
因为极权一词是敏感词,所以我在打字的时候,经常把它打成:极圈。这个无奈之举,其实却也传神:因为极权体制本身,即是一类圈子政治。当年,围绕着最高权力的圈子,享受着普通人看不到想象不到的优渥奢靡。在圈子里,你应有尽有;出了圈子,你就该死了。当年的毛泽东坐在圈子中心,拉这一派,踢另一派,玩得不亦乐乎。而且,为了维护圈子,当年的体制设置了近乎病态的、严格的保密纪律,偶尔经过圈子的人,什么不能看,什么不能说,违反了纪律,后果不可想象。

在战争期间,中共党的保密制度是非常严密的,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保密更严厉——斗争比战争残酷得多。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了腐败——圈子扩展了。

毛泽东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毛本人的人格缺陷负有责任,更是历史、时代合力的结果。当我们用革命来埋葬传统的时候,我们不但断送了革命,更一跤拌倒在传统的门槛上。这使得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格外艰难,也格外漫长。

毛泽东是处在现代与传统断裂的一个区间里,这个区间,我称之为历史的中间地带,并且曾作过如下陈述:“……今日(21世纪)之‘盛世’,最大的特色之一,叫做:裸官。”

这样的特色,我相信是前无古人的。很难想象,在皇权时代,一个甚至一群官员,把子女玉帛转移到敌国去,然后在本国的庙堂上公然指画。这样的官员如果不被皇帝抄家砍头,那皇帝的脑袋就是被驴踢了。

这样特色,我相信也是后无来者的。因为在现代民主政体下,这样的一类官员,先是在选民的怒吼声里狼狈下台,而后独立的司法机构迅速介入调查。裸官先生们今天被检察官传唤,明天被廉政公署搜查,左支右绌……

裸官会出现,而且高枕无忧,是因为裸官同志们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时期,我愿意称之为:历史的中间地带。

这样的一个地带,由来已久。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一代知识分子落入地狱。因为,“伟大领袖”放开怀抱,欢迎知识分子来提意见,并声明,决不秋后算帐。此后,领袖翻脸,把意见分子一网打尽。对此,领袖解释说:这叫“阳谋”。

如果是在以前,“阳谋”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皇帝是“金口玉言”,是为王国的信誉负责的,所以不能出尔反尔。如果是在以后,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为批评政府,是知识界的天职,只有他们玩领袖,而没有领袖敢玩他们。

“阳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它出现在历史的“中间地带”。毛泽东的后半生,有皇帝的特权,却没有皇帝的责任;有共和的字号,却没有共和的实质;有造反者的随意,也有守业者的惴惴,这样的亦官亦匪、亦王亦盗,是毛氏所有荒唐暴虐的源起。毛的后半生,是尴尬的不伦不类的半生,因为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历史地带里。

在帝制之后,在共和之前;古代已逝,现代未开;传统的痼疾还没有痊愈,不幸又感染了新潮疱疹,向前有羁绊,向后有顾忌——历史的中间地带,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这是历史的一个断裂带。毛泽东曾站在这个断层边,他曾有机会带领一个民族实现伟大的跨越。然而,历史的包袱,体制的弊端,合力把他抛进裂谷中,越陷越深。这个历史的中间地带坑陷了毛泽东,反过来,毛泽东也加深、延长了历史的中间地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有一个深刻的毛泽东情结。懵懂时候,听着《东方红》入睡;少年时代,通俗压韵的毛诗词是我的最爱;即使到青年时代,历史的真相已经逐步裎现,我依然把毛奉为楷模:他是自强奋斗的典范,是5000年难得一见的“平民英雄”。而多年之后,当我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毛,我不得不痛苦的承认:一个背离了基本的文明准则和人道底线的人,不是英雄,而是彻头彻尾的罪人!

今天,中国社会迎来转型的又一个历史时机,开始了又一次从历史泥潭里的艰难自拔,并由此连接传统和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但是,官僚集团仍然报紧了毛泽东这只浮标,以图谋取更大的腐败利益。为了维护不受制约的权力神坛,不惜再次树起毛的神像——这是在加深毛的罪孽,更把体制向死路上推行。

今天,毛泽东仍是中共政治的一个最重的包袱,不抛弃这个包袱,政治改革将永远在历史的泥潭里深陷,下一步,也许就是灭顶之灾。

但愿,这只是危言耸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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