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人間苦難,世上真情(組圖)

——兩個右派老人的故事

作者:鐵流 發表:2014-04-17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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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04月17日訊】題記:1975年我逃亡潛伏成都,多虧老友陳肇世「窩藏」,李才義「包庇」,否則一天也呆不下去。後在灌縣為一「朋友」出賣,他們很是緊張了一陣。惡吏蔡偉來成都審問我住在哪裡?吃在哪裡?與甚麼人來往?我一口咬定:住橋洞,喝河水,與臭蟲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稍一鬆口,就會給他們帶來惡果。此後提起此事,李才義總要翹起姆指:「老鐵,肩膀硬!」

1976年,我刑滿從宜賓漢王山茶場,送到四川省地方國營新華硫磺廠當「就業員」,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二犯人」。這裡地接雲貴高原,硫磺廠位於仙峰山下,氣候惡劣,濃霧障目,谷含陰霾,峰積寒雪。廠區硫磺氣體環繞,惡臭難忍,十里不見樹,五里不長草,山溝裡的水都是黃綠色的。好不容易蒙「主上恩寵」,給了我一個探親假,回到一別二十年的故鄉成都。

此時,全國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時,飢寒交迫之中,過著20多種票證相伴的日子,對毛澤東倒行逆施的惡政,極為不滿,故借悼念周的活動,發泄心中積怨,是中國人民的聰明之舉,追求民主自由之舉;也是在特殊情況下借題抗爭之舉,故而引發了舉世聞名的「四.五」事件。回到勞改隊,我把一些見聞告訴了身邊的幾個朋友。不幾天,從京都到地方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追查政治謠言事件」。

何謂「政治謠言」?就是當時民間流傳的一本《紅都女皇》的手抄本,以及悼念周恩來的一些詩詞,如「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想不到這幾個「朋友」中的一位,為了「立功贖罪」,向獄吏檢舉了我。於是,我立即成為全廠兩千多「兩勞人員」中重點打擊的對象,遭到大會小會的連續批鬥。當時有「惡攻罪」,就像今日刑法105條的「顛覆罪」一樣,如果承認了,不殺頭也會判重刑。我是個頑固派,當然不認賬。

管教蔡偉,一個山東南下的老獄吏,原是川南公安處小負責人,因姦污婦女連降三級,自此鬱鬱不樂,對「兩勞」人員特別凶殘,總想尋求晉升機會改變不快處境,唯一手段就是在政治上掙表現。他以為逮住了大魚,誰知碰上了一個敲不開「花崗岩」的嘴巴,但他邀功心切,只好畢其攻於一役:刑訊!其兇惡殘暴令人髮指。為保住殘軀,我星夜越獄。潛逃中曾將被打被捆的情況寫成敘事長詩,殘稿尤今保存,為昭世人,摘抄於後:

「千刀剮來萬刀扎,肝膽欲裂眼冒花。兩臂斷裂不知省,十指烏黑胖如蠟。汗水淋漓頭近爆,唇乾舌硬口發麻。前曲後仰不減痛,慘聲淒切飄萬家。惡奴仍不解心恨,還嫌繩索不緊紮。令人鬆綁重再捆,一腿打倒在地下。腳踏背心繩套脖,臉面貼地碎石擦。貼身襯衣撕粉碎,口中還塞破棉花。篾索挽梁吊離地,背上外把木棒插。萬般痛苦恨不死,不如刑場一刀殺。叫喊漸微聲漸絕,大汗林漓渾身麻。鬆綁才感肩有痛,兩臂下垂難動搭。不知己手是吾手,始見微脈滲血花。三日困臥長呻喚,半月舉手難喝茶。吃飯用嘴碗中啃,如豬似狗地上爬。至今天陰風雨夜,手腕手膊痛自發。一時一時穿胸過,一陣一陣似針扎。肉在跳來筋在抖,骨頭深處刀在刮。輾轉不眠心有悸,一思一想滾淚花。何罪如此遭荼毒?禍起傳謠被撻伐!惡奴為求黃金帽,不惜殘暴亂國法。筆底一曲傷心語,寄呈中央望徹查。革命人道原污水,改造是戲沒王法。子孫後代須牢記,豈容暴政玷中華!」

逃,逃到哪裡?中國雖大,沒有我輩「右派」立腳之地;故鄉有情,豈容底層賤民棲息?所幸,原報社一個叫陳肇世的老友收留了我。他是文教組編輯,是未戴帽的「近右」分子,雖大著膽子讓我留宿,可得吃飯呀!我沒有糧食供應指標,又無點滴經濟收入,只好東藏西躲,做些賣汽球、火炮的小生意謀生。

老友的家,在成都市內通順橋街,外面不遠處,就是文武路與鑼鍋巷交叉的十字口。那天我正徘徊在這個十字路口的成都旅館門前,忽然從商業廳方向傳來呼叫我的聲音:「黃澤榮!黃澤榮……」。我佇腳張望,見一中年漢子端著碗在街對面向我揮手。走攏細看,原來是在雲南鹽津、涼山喜德、川北旺蒼修鐵路同過隊的李才義。我立即握住他的手道:哦,哦,你是李才義……李才義,我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了呢?

李才義比我小三歲,是中隊裡最年輕的右派。原是四川省財廳直屬的省建設銀行的幹部,喜歡文學,有時還寫點什麼,曾在省文聯辦的業餘創作輔導班學習過。1957年「整鳳」時,與幾名團員到省委找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許夢俠,反映機關領導壓制群眾批評的情況。反右時被定為「反黨小集團」,而他則被定為這個小集團的頭頭。在全財政廳系統批鬥後,《四川日報》又點名批判,最後被定為「極右份子」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強制迸勞動教養(簡稱:勞教,下同)。在勞教隊,他是個風度翩翩的小青年,雖然落難,也衣著乾淨整潔。有一次他所在的三、四大組工棚失火,燒掉了他不少的書,心疼得幾天睡不好覺,逢人便說:「書呀,我的命啊!這大山溝哪裡去買?比燒我的錢還痛。」

在雲南鹽津黃桷槽,我們同隊不同大組,接觸不多;加之我當時偽裝積極,與李康(民盟中央委員、重慶民盟宣傳部長)負責編中隊牆報,是教育幹事手下的「紅人」,不少人怕接近我,擔心我畫他們的「貓貓」(指檢舉揭發)。

1960年內昆鐵路下馬,勞教筑路支路轉移到涼山喜德縣修成昆鐵路。這是個十分荒涼的彞族地區,基本上買不到吃的食物;加之口糧標準下降,生活極其困難,覓食求生成為勞教們時刻考慮的大事。為了填飽肚子以求活命,我被迫脫掉積極改造的偽裝,破天荒偷吃了中隊幹部小廚房的一隻雞,立即被批鬥,成了全隊第一個送支隊部關禁閉的「反改造分子」。

1961年,「415」勞教筑路支隊轉到川北修廣(元)旺(蒼)鐵路。不久,我也被解除了禁閉,放回已遷往旺蒼縣快活場侯家扁的十九隊。但沒有回我原先的小組,而分去與李才義同組,因此成了同鄉、同趣、喜愛文學的好友。但好景不常後來夥同他人偷米又被關進集訓隊。在「馬盟事件」案發前夕,我從集訓隊潛逃到西北,流浪一年後被追捕歸案,判重刑勞改。屈指一算,已有14年多沒有見過面,所以突然相遇,不敢唐突相認。而李才義滿有把握認準我是黃澤榮。

「你取脫(指解決了問題)沒有?回成都了?」他問。

我沒有正面回答,用話支開,反詰道:「你回財政廳了嗎?」

「怎麼回得去,頭上有帽子,又勞教過,恐怕此生就如此這般了。」他有些泄氣的答道。

在簡短交談、互相安慰後,我見他手持碗筷,是要去哪裡吃飯的樣子,就準備與他告別。他卻不讓我走,說他是在爛芋充數當木匠,在省供銷社幹活,去商業廳食堂買飯。並且說:明天是國慶,今天憑票可買到「特菜」(純肉類)。於是我隨他又去找事務長要了一張《特菜供應票》,又說他用公家的木料替事務長做過私活,所以對他好。那年月,商業部門近水樓臺先得月,許多東西可以不要票證,所以他的伙食團供應比哪家省級機關都好。

我陪李才義去供銷社隔壁的商業廳食堂,取回一盆飯,兩份紅燒肉,兩份咸燒白,到通順橋街陳肇世家一起吃,介紹他與陳和陳的夫人(二嫂)認識,後來他們也成了好友。

在吃飯的時候,我才告訴他,我是逃跑出來的,並簡單敘述了經過。他也介紹了他1962年在灌縣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教,仍不讓回成都自謀職業,而強制去永川新勝勞改茶場就業,後又因「馬盟事件」誅連,再次勞教三年,1968年才「清放」回成都。

我此次逃亡潛伏成都期間,多虧老友陳肇世編輯「窩藏」,李才義「包庇」,他還幫我銷售煙花火炮,否則一天也呆不下去。後來我在灌縣為另一「朋友」出賣,他們很是緊張了一陣。惡吏蔡偉來成都審問我住在哪裡?吃在哪裡?與甚麼人來往?我一口咬定:住橋洞,喝河水,與臭蟲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稍一鬆口,就會給他們帶來惡果。此後提起此事,李才義總要翹起姆指:「老鐵肩膀硬!」

押解我回宜賓磺廠前,惡吏蔡偉自然要用這個機會去遊覽省城的杜甫草堂、武侯祠。我寄押在公安廳收容所,我姐姐得知後前來看我,我憤然悲壯淒涼寫道:

三杯苦酒別情重,萬語千言湧心中;姐弟相別八千日,又去天涯憶重逢。平原菜花三千里,仙峰雨雪八萬重;此行難把歸期料,又見沱江漲洪峰。

押回仙峰磺廠不久,即再遭逮捕,1987年4月宜賓地區興文縣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加判我有期徒刑8年,送到雷馬坪勞改農場馬家灣中隊「改造」。1980年11月,原判法院宣告我無罪,成都日報社「改正」了我的右派問題,1981年回到報社文藝組重操舊業。不久,我用曾經用過的「曉楓」署名,在《成都日報》、《四川日報》《星星》詩刊上發表文章。李才義早於我一年復職,在南新街財政廳上班,休息時常去不遠的春熙路茶葉店找我姐姐,打聽我的消息。

我剛上班的第二天晚上,他就來報社白果樹旁邊我的臨時住房找到了我。難友重逢,自然有說不完的話,除大罵毛澤東是假馬克思主義、真封建帝王外,就是談別後相互的思念。後又談到他落實政策的情況。

他說,他落實政策很順利,原因是有民主與法制理念的田紀雲時任財政廳廳長和黨組書記,主持了對他右派問題的複查,又有許多老領導同情與支持,所以很快就獲得「改正」。復職後,被安排在田紀雲夫人李英華任處長的處裡工作,有時碰見田廳長,田還關切地問他工作和生活有沒有困難,不久他榮升為省建行副科長,時有通訊報導、經濟論文和短篇小說發表。我則在《成都日報》主編「小鎮風情」專欄,也在川報、四川文學、上海《新觀察》上常發表小說和報告文學,成了關係緊密的文友。

1984年大年三十,我們兩家相約去西安玩。大年三十火車上旅客不多,硬座當臥鋪,兩家大人小人全放平。到了西安為省錢,住進一家小旅店,每天兩元錢。第二天擠公車去看兵馬甬、游華清池,再後觀大雁塔。他會攝影,我會寫文章,隨身記者證一亮,一路通諫(四川話,暢行無暢)。在返回四川時,為防旅客行李中攜帶爆炸物,西安站非得要我們開箱接受檢查。我們這些受過冤屈的人,火性大,自尊心強,認為憑白無故叫開箱,是對人格的侮辱,拒不開箱。

我說:「憑什麼?拿文件來!」

檢查人說:「沒文件,不開箱就不能走!」

他比我更火,硬著腦袋道:「你搞清楚,現在是什麼時候?﹝四人幫﹞早打倒了,一切講法,憑什麼要開箱子?」

檢查人員仍不放行,我們兩人同時吼叫起來:「叫你們領導來!叫你們領導來!憑什麼?憑什麼?」

檢查人員者見我們強硬,一身幹部打伴,弄不清楚是什麼人,再者他們手中無開箱檢查文件,只好放行。上車後,我們十分得意地向家人說:「做人就得惡一點,不然老受欺負。」

他的太太和我的太太,笑笑說:「快五十歲的人了,還不熄火?」他道:「這火是毛老頭逼的,過去我脾氣好得很,好得來像個乖娃娃。現在只要哪個悄微欺我一下,老子就要和他來起!」

我道:「我也這樣!」

我太太諷一句:「你們兩人都吃錯了藥。」

他笑笑:「就是吃錯了藥!我們本來是擁護共產黨的,老毛硬說我們反對共產黨,整了幾十年,球上都是氣。」

大人和孩子笑了起來,說我們說髒話。我補一句:「什麼髒話?這是大實話!毛澤東才說髒話。」

假話、空設,難道不是髒話嗎?

我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人,不但想改變自已的地位,也想改變不公正的現實。1985年他得知我要「下海」辦公司,他首先表態說:「你當個徒弟娃,懂得生意,膽子又大,闖一闖也好。」很快我「留職停薪」,辦起了四川建中股份有限公司。那時辦公司必須有主管單位,通過成都錦城汽車廠廠長劉恩來的關係,掛在成都市鄉鎮企業局下面。局長老蘇是劉恩來的同鄉,劉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區組織部長,1957年劃成右派份子,作二類處理,開除黨藉,送到這個廠的前身—成都錦城汽車修理廠當工人,「改正」後升為廠長,不到五年把這個修理廠變成汽車製造廠。為了支持他的工作,四川出版社編輯、右派老朋友楊干庭,要我和四川四日報名記者艾風(也是右派)去寫一寫劉恩來。我和艾風去錦城廠採訪了半個多月,寫了篇一萬五千佘字的報告文學《劉廠長闖新路》,發表在《四川文學》上。四川省廣播電臺決定播送,並將播送消息登在《四川廣播電視報》上。不知為什麼,此文牽動了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許川的神經,在播前兩個小時下令撤銷。這樣和劉恩來成為知已朋友,我辦公司,他義不容辭的投資和出任董事長,後又以成都錦城汽車製造廠的擔保,通過他的支持,向省建行以更新設備名義貸了80萬人民幣。於是建中驟然膨脹,不出半月十多個子公司遍及成都。

無論怎樣說,我還是個重情感、信承諾的文人,加之與社會斷代二十多年,不知「十年文革」後的中國人,早已變了味,再無理信仰與誠信可言。在生意場中的人更是五馬六道,十騙九詐,搞到銭就是自已的。不到半年,80萬人民幣貨款被下屬子分公司騙得精精光。我這個做總經理的還要靠辦報掙錢還息還貨,辛苦極了,一天四處奔跑,不敢花個子兒。這些分公司的無賴流氓經理不做正事,成日大吃大喝一擲千金,不僅花光了總公司投去的資本,還撤了劉恩來和我的董事長與總經理。那時沒有公司法,市場亂成一團,沒點商業規則。

1987年我被迫遠走北京,專事信息開發和公共策劃以及辦刊辦報,才擺脫困難,異軍突起京城,逐漸成為有產階級。

他一邊工作一邊收集整理材料,立志要把過去有過的災難寫成一部記事的長篇小說。工去不負有心人,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1997年他提前一年退休,僅用兩年多的時間,寫出了久蘊於心中的三十餘萬言紀實文學作品《天府悲歌》。全書講述的是四川全省五萬多右派中被開除黨籍、團籍和公職,而強制勞動教養近百名「極右份子」的苦難經歷。書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共108位,其中著名的右派有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匡時、民盟中委、重慶宣傳部長李康、西南工人日報副總編汪剛、學者型的作家劉盛亞、重慶美協主席汪子美、四川諧劇創始人和表演藝術家王永梭、海歸學子西師講師董時光、共和國第四任主席楊尚昆的親侄兒楊少西、前四川省國民政府主席王瓚緒七公子王澤仁,以及我這偷雞吃的四川名記者、大右派曉楓等。還寫了震動全國高層的兩樁大案:一是以右派份子張先痴為首的「叛國投敵案」;一是重慶白公館脫險革命志士、右派份子周居正為首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集團反革命案。因作者是當事人和親歷者,故字字是血,句句是淚,讀後發人深省,給人啟迪。

2000年他寫完這本書刻成光碟寄給我,我讀後覺得很有史料價值又有現實意義,就介紹給《十月》雜誌總編輯。那位總編輯讀後也認為是好書,又推薦到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三審通過,準備簽訂出版合同時,中共誕辰80週年紀念的「七一講話」傳達下來,出版公司認為「時機不宜」,而被擱置。重慶一位難友又將它推薦到重慶出版社,出版社正式與作者簽了出版合同,但報到重慶出版管理局專審(凡寫歷次政治運動的書,均要經出版管理機關組織「專題審查」,其它則不必)時,也說「不宜」。最後才被迫於2002年在澳門國際港澳出版公司出版發行。這三變折騰的出版過程,才以窺見我囯所謂的言論自由!

在他的《天府悲歌》一書出版後,我怕他閑著沒事,請他來京輔佐我的公司的財務漏洞,因為他是理財行家,自然懂得合理避稅的竅門。果然不負我厚望,為公司做出了不少成績。後他女兒患上重病不得不回家料理。用他的話說,我們的友誼跨上了一個新台階,度過了人生一段美好日子。

原本想2008奧運會結束才金盆洗手閉門修書,但他卻開導我說:錢是賺不完的。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留給後人最寶貴的財富,是把我們親身經歷過共和國災難的歷史變成文字,不要讓御用史家隨意塗抹、覆蓋、串改,就像日本、臺灣某些人修改歷史教科書一樣,所以這是我們這代人應盡的社會責任!

我採納了他的建議,從2003年開始收縮公司規模,到2005年全部停擺,除留一名司機、一名電腦打字員、一名媬姆外,其它人員全部遣散,回歸書齋潛心寫作。清晨伴太太一到去京城俱樂部鍛練身體,午睡後閉門寫作,其餘時間澆花飼鳥,優優閒閒樂在其中。

去年2月在香港召開的國際筆會「亞太地區研討會」和今年6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紀念反右派運動五十週年討論會」,我和李才義都被邀請參加,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與他交流,並想請他去我馬里南州的家裡作客。但他委婉的找理由沒有參加,失去了一次免費考察頭「號帝國主義」的機會。但我理解他,他和他的妻子、子女、兒媳、女婿都要靠共產黨的企業發退休養老金和工資生活,而我是個獨立的經濟人,不再去做誰的「毛」了。有點「天不怕地不怕除了皇帝我為大」的「行空野馬」。他十分同意我的謬論:人格要獨立首先經濟要獨立!沒有獨立的經濟,便沒有獨立的人格。

幾十年來我們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交流看法,交流思想,有同的時候,有不同的時候,不管同與不同,苦難與友誼卻永遠留在心中,留在這個多變的世界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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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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