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可只知王國維 不識甲骨第一人:王懿榮

發表:2016-01-29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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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光緒兩朝,在京官當中,流行著一股講金石的風氣。引領這股風氣的,是潘祖蔭與翁同龢,其中「潘文勤尤篤好之」。這股風氣流行到什麼程度?那會兒還是小京官的端方,因為有人笑他不解「考古」,大受刺激,於是「憤而殫究」,開始收藏,終至「雄視四海」。

當時,講金石很起勁的,還有山東福山的王懿榮(1845-1900)。提到王懿榮,大家不一定熟悉,說起甲骨文,知道的人就多了。正是王懿榮,第一個辨認出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他審定甲骨為殷商故物,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的第一人,開創了我國甲骨研究的先河,被譽為「甲骨之父」。

整天講金石,若沒有收藏,總不是那麼回事。收藏要大把真金白銀,這是古今往來的硬道理。潘、翁是貴公子,家世顯赫,本人又居堂官,買得起。王懿榮呢?囊中不是一般的羞澀。

他家倒是闊過一陣子。祖父王兆琛(1786-1853),嘉慶二十二年進士,辦過漕糧,官至山西巡撫。道光二十九年(1849)不幸獲罪,抄家發配。所以,到了父親王祖源手裡,並沒有多少家產。

王祖源從咸豐六年(1856)開始,任兵部主事,每年俸銀只有六十兩,何況因為「軍興」,還要減八折發放。包括王祖源在內的京官,一年中的主要收入是每月分得的十幾兩「印結」費,以及外官所饋贈的別敬、冰敬、炭敬。

王懿榮的仕宦生涯始於同治二年(1863),因岳父黃熙庭在知縣任內捐辦天津海防有功,部議給主事用,簽發戶部,實際就是戶部的候補主事。岳父把這個獎勵給了他。一般而言,候補官是沒有俸銀的。直到同治十年(1871),王懿榮才補上了實缺主事,開始領俸。

晚清的京官,生活相當清苦。當然,一年上百兩的銀子,從實際購買力來說,已經遠超一般人的生活費用水平。比如,李慈銘家的一個得力男僕,每月工資折銀約九錢五分,一年的收入才十兩多。京官的清苦,乃是由官場積習和生活方式決定的。

所謂的官場積習,包括給上級、老師送各種節禮,給各類僕從發放犒賞,吉慶弔喪隨的份子,上班的車馬、朝服費。這就花得差不多了。所謂的生活方式,包括宅邸要大,僕從要足,花酒要有,應酬要多。這就非典當、借貸不可了。

再看王家,一家老少,三代同堂,就這麼些收入。有時父子倆出門,無衣可換,甚至還要「易衣而出」。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

這樣的生活之下,本不宜有什麼像樣的嗜好。但是,王懿榮「篤好舊槧本書、古彞器、碑板、圖書之屬,佈署後必閱市」,除了金石碑版,還好古書。看到好的,就要買下。儘管飯桌之上「食不兼味」,廠肆揮霍卻「不少吝」。平心而論,這個嗜好比起住豪宅,喝花酒,買姬妾,好得太多了。

黃夫人的想法,估計和我差不多,所以很支持他:「此種物事,往往如曇花一現,撒手便去,移時不可復得。後來縱或有奇遇,未必即此類中之此種也」。買就買吧。

有時候,夫人還會施以援手。岳父畢竟任過實缺縣令,「一時稍裕」。雖說黃夫人「從未向母家書稱貸一字」,做父親的大概也知道,有這麼個女婿,女兒的日子過得不易,接濟總是有的。實在沒錢,夫人就把自己的衣服、首飾拿去典當。如果再想買東西,就非借外債不能辦了。

王懿榮雖然官不大,但憑藉著收藏和鑒別功夫,在京師的金石之友中的名氣不小,和潘祖蔭、盛昱、李慈銘等一班名士,走得很近。估計他心裏會想,這錢花得,值。

同治十一年(1872),父親補了四川龍安府知府的缺。知府每年有二千多兩的養廉銀子,可以接濟家中獨子了。不過,那會兒沒有微信,不能隨時轉賬,只有歲末年關,王懿榮才能接到父親匯來的一筆款子。平日的用度,古物的花銷,還需舉債維持。

光緒三年(1877),黃夫人離世。就在年底的一天,債臺高筑的王懿榮「在家口唱梆子戲,手摩兩病孩頭」,焦急地盼著父親的接濟。然而,就在這「貧病交加,窮至今日,可謂已極」的時候,他還在作「一旦錢來」,定將某書收入囊中之想,甚至還發著如果遇到銅器等等,「稍有一時不貧,一時家無病人,種種不饒」的壯語。

第二年開春,生活無著的王懿榮,帶著一雙子女,入蜀投父去了。

時隔兩載,光緒六年(1880),在經歷多次挫敗之後,三十六歲的王懿榮終於中了進士。朝考之後,授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編修,做了清貴的翰林。

翰林雖然清貴,日子照樣難過。不妨以曾國藩為例。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國藩三十歲,時任翰林院檢討,年俸四十五兩。他在家書中說:「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劃。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彷,但不勒追強逼耳。」

曾國藩家世務農,不比王懿榮還有個當官的父親。光緒八年(1882),王祖源由成都府知府升任四川成綿龍茂道,九年,署理四川按察使。養廉銀在增加,對獨子的接濟,想來也是不能少的。哀哀父母,何勞乃爾。

光緒十二年(1886),王祖源謝世。王懿榮寫信給表哥,對十來年的京官生涯做了個總結:「十六年窮京官,八百金大債主」。即使有父親的接濟,還是欠下了八百兩銀子的債。

債歸債,金石書畫還得買。「八百金」的數量自然也在穩步攀升。

這樣的日子,直到光緒十九年(1893),王懿榮派了河南鄉試的考差,才算捱到了頭。

對於窮翰林來說,最盼望的差事就是放個學政,或者充個考官,「閱三年得一考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學差,儉約者終身用之不盡。」據《春明夢錄》記載,出去充一任考官,收入「可得數千金」,如果做一任學政,「大省可三四萬金,小亦不過萬金而已」,確實可以支撐好些年了

外派考差,沿途所過,地方自然慇勤款待,少不了再送上一點「心意」。到了當地,父母官為了本地能多出幾個人才,免不了要一番打點。放榜之後,舉子們謁見座師,所奉的贄敬又是一筆收入。返京之前,地方督撫還要贈送一筆不菲的路費。這幾樣加起來,「數千金」肯定有。

還是看曾國藩。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國藩充任四川鄉試正考官。有人統計,他這一趟大約有六千兩銀子進賬。返京之後再寫家信,說是「身體發胖,精神甚好」,滿足之情溢於言表。

王懿榮這一趟出京,五六千兩銀子應該也是有的。舊債一掃而空不說,而且還有大把的銀子可供古物花銷。曾經的「八百金大債主」,翻身了。

第二年,光緒二十年(1894)的六月,王懿榮以翰林院侍讀學士署理國子監祭酒,二十一年五月實授。二十五年五月,再授國子監祭酒,至是「三為祭酒」。這裡面又有一大筆收入。

國子監是中央官學,祭酒是直接管學的官,年俸不多,只一百零五兩,但私底下還可拿到捐監的分成。捐監是清代中期以來的常捐。捐個監生,花費不多,可直接參加鄉試。所以,願意花這筆錢的人很不少。

據曾經在國子監裡待過的人回憶,捐監的監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筆銀子,領取一張「護照」外,還需要向國子監交錢,領取「監照」。一張監照,需銀一兩七錢。每積攢到二百八十兩,就算一個「字」,按照「千字文」來排序,平均每年收入約五百「字」上下。

算下來,國子監每年發放「監照」的收入,大約有十四萬兩。這十四萬兩銀子不用交解,由國子監上下攤分,祭酒每一「字」分得十兩,一年的收入約有五千兩銀子。王懿榮三任國子監祭酒,滿打滿算一萬五千兩,考慮到第一次是署理,可能拿不到實數,總在一萬兩左右。

這時的王懿榮,還有做了總督的妹夫張之洞適時「分潤」。比如,大概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末,張之洞匯來「三百兩,又二十兩」,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月間,又匯上「五百金」。

在王懿榮,真正可以放開手腳,大買特買了。他的大宗收藏,大概就是從光緒十九年開始的。比如,就在他任河南鄉試考官之時,看到了《劉懷民墓誌》,不惜「以千金易石」。

可是,王懿榮的興趣也越發廣博,「凡書籍字畫,三代以來之銅器印章、泉貨殘石片瓦,無不珍藏而秘玩之」。再多的銀子,也抵不過層出不窮的各類「寶物」。

所以,王懿榮的生活還是不富裕。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他在山東丁母憂,據說生活「奇窘」,可見其並無餘財。這也正常。因為即便是潘祖蔭,「身後也是一無所有,只無數破銅爛鐵」。

晚年的王懿榮寫過一首詩,感懷自己的際遇和生計:

廿年冷宦意蕭然,好古成魔力最堅。

隆福寺歸誇客夜,海王村愋典衣天。

從來養志方為孝,自古傾家不在錢。

墨癖書淫是吾病,旁人休笑米癲癲。

二十年來沒有做過權臣,是為「冷宦」,二十年來沒有停止收藏,是為「好古成魔」。為了愛好,一生困窘,幾至傾家蕩產。這正應了鄧石如的那句話,「有好都能累此生」。

這樣的生活,旁人難以理解。他們似乎也不需要旁人的理解。公事之暇,悠遊廠肆,青燈之下,摩挲金石,人生的樂趣,不正在此麼。

来源: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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