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奇蹟」是「低端人口」創造的？(組圖)

深圳天際線（圖片來源：Simbaxu 維基百科）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看中國2017年12月16日訊】「深圳奇蹟」與深圳折疊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從1979年到2015年，深圳的生產總值年平均遞增23%，被譽為「深圳奇蹟」。「深圳奇蹟」的另一面，是深圳折疊。

同樣是從1979到2015年，深圳常住居民人口增長了36倍。但是，如下圖所示，我們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以紅色實線標注的戶籍人口長期趨於平穩，直到2000年以後才有明顯增長；而以綠色虛線標注的非戶籍人口則從80年代初的零增長到90年代後迅速攀升，直到2010年左右才有所緩和。2015年，深圳約有789萬非戶籍常住人口，是戶籍人口的近2.2倍（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已經獲得深圳戶口的新移民）。也就是說，在深圳生活的每三個常住居民中有兩位是外來人口。考慮到官方數據可能比實際管理人口要低，深圳的外來人口比例應該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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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深圳政府對外來人口提供的資源和服務都比較少。在2017年出版的《向深圳學習》一書中，Eric Florence追溯了媒體在不同時期對外來人口的報導。在八十年代，媒體呈現的農民工形象非常單一。他們被描述為追求經濟利益而「盲目地流入」城市,擾亂城市秩序，帶來治安隱患。報紙經常呼籲政府加強管制。九十年代中期，輿論導向發生了變化。媒體開始承認他們對深圳發展的貢獻，是「特區的建設者」。但是，媒體通過強調以自強自立為基礎的「深圳精神」，刊登下崗工人和大學生的成功故事來教導民工如何在「深圳這篇熱土」上努力奮鬥，提升自己的素質。換句話說，通過強化個人素質的作用，媒體規避了是戶籍制度將民工長期排除在特區公共福利體系之外的事實，而弱化了政府對他們的照顧義務。

深圳的折疊還體現在經濟發展和人口的空間分布上。如下圖所示，在1985年至2015年期間，一條橫跨南頭、西湧的「二線關」將深圳分隔為「關內」（即原深圳特區）和「關外」（即特區之外的邊緣地帶）兩個地帶。早些年，外地人須持邊防證、港澳通行證或護照，在檢查站的關口下車接受檢查，才能入關。這條區隔線也成為深圳社會經濟生活重要的分割點：從產業分布來講，關外聚集了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而關內集中發展高科技產業和商業貿易；從人口分布來說，關外的城鄉結合部吸收了大量在工廠、工地、「低端」服務業從業的民工，而關內是擁有本地戶籍的中產階級和新移民的地盤（關內散佈的「城中村」也是農民工和處在原始積累階段的年輕人聚居地）。據人類學家馬立安觀察，這條線事實上是農村與城市在深圳的分界，也是原深圳特區與寶安縣的分界、外來流動人口與本地人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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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要問，流動人口對深圳的發展有什麼影響？下圖展示了改革開放之後深圳的勞動人口佔常住人口比：80年代初，深圳常住人口中的勞動力人口比例低於50%，且呈下滑趨勢。這種情況從80年代中後期迅速得到扭轉，與圖一中的非戶籍人口增長趨勢相呼應。截至1990年，深圳的勞動力人口比達到60%以上，之後20年保持平穩上升。作為一種現象級的城市發展模式，深圳奇蹟由諸多因素造就，除了主流話語中的政策支持、產業升級和技術革命之外，流動人口的貢獻不應低估。

 「城中村」如何辦教育？

2014年下半年，我在深圳南山某社區對流動兒童在城市的教育問題進行了小半年的社會調查。這個社區隸屬一個街道辦，是行政區劃意義上的社區，包括一個大型的國有企業及其配套機構如醫院、學校、商業住宅區和舊民房組成的「城中村」。而很多此社區的「本地人」是80年代初從全國其他城市以幹部身份調過來的專業人才，他們嚴格講也是深圳的移民。他們非常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比如做志願者、舉辦公益活動等，形成社會學意義上的社區（community）。

我考察的這所農民工學校（簡稱A校）今年已有20年辦學歷史，毗鄰「城中村」。1997年至2004年間，由於沒有任何政府資金投入，僅靠收取低廉的學費維持，A校「借住」在一所公立小學的廢棄教學樓裡，桌子椅子都印著其他學校的名號。儘管近幾年深圳逐步加大了對民辦學校的扶持力度，A校在財政方面一直捉襟見肘。在此背景下，A校採取了頗有特色的組織和管理方式。它在成立之初就參考香港經驗建立了「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校長負責制是我國從90年代就開始推行的中小學行政管理制度，目的是下放行政權力和提高學校自主性，但也會讓很多資源匱乏的學校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而通過董事會制度，A校發動了社區的力量來辦學。2014年董事會成員包括：校長、校監（當地某公立學校前校長）、陳先生（當地重點學校創校校長，也是早期調任社區的幹部）、教師代表和城中村代表。董事會定期開會決議，設立了一整套規章制度來規範辦學和建立教學激勵機制。同時，董事會把當地社區中有名望的人吸收進來，為學校贏得豐富的社區資源。比如，當A校2004年必須要從「借住」的校址搬出來的時候，學校有限的經費根本無法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租到合適的校舍。作為董事會成員，城中村的村支書回去勸說村民：「這個學校有1400多個孩子，他們沒書讀，回老家成為留守兒童，作為一個人要可憐這些小孩。另外這些孩子留下來的話，有1400個家庭，本地人每家都有1棟出租的，那這1400戶走了，你們的房子沒人租，你的租賃經濟也弄不起來。」最後村民一致同意以非常低的租金把舊廠房租給學校。董事會還會為學校拉來很多社會捐贈，比如教室裡很多基礎設施如投影儀和電腦都來自於此。總體而言，董事會的成員名望高、社交圈子廣、在地方事務上有影響力，能解決學校發展中很多其他類似的實際問題。

A校在教育理念上也注重提升流動兒童對城市的適應力。學生中有很大比例之前都留守在農村，條件允許了才隨父母來深圳。因此，適應城市環境、消除與父母之間的隔閡、新舊學校的課程和教材不統一都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為此，A校組織了大量的課外活動、體育小組，讓每個學生有機會與同齡人和老師建立穩定長久的合作關係。我在訪談中明顯感受到，很多孩子談起與父母的關係時會尷尬冷場，但談起自己的球隊和教練卻滔滔不絕。另外，A校派出的體育隊常常在與公立學校的比賽中拿獎，這也對提升民工學校和流動兒童的自我認知起到了正面作用。A校通過動員社區力量和提升組織能力來協助流動兒童，這種經驗值得借鑒。

結語

學者陳金永曾指出，中國近幾十年來快速的城市化是一種「不完全城市化」（incomplete urbanization），也就是說，基於戶籍制度的人口管理和社會治理使農民工成為了城市裡「只講奉獻不能索取」的社會群體。這種城市化降低了流入地城市工業化的成本，卻讓無數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為此支付沈重的代價。如何在城市發展和流動人口個人發展之間找到平衡，讓流動人口在城市裡找到歸屬和價值感，是公共政策和全社會共同面對的課題。

引文出處：

1.http://book.ifeng.com/fukan/shikan/detail_2015_02/04/14251062_0.shtml.

2.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3/69710/4725571.html.鄧小平講話：《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1984-2-24）

3.http://www.sz.gov.cn/zfgb/2011/gb766/201111/t20111129_1778212.htm.《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2011-11-29)

4.http://www.sztj.gov.cn/xxgk/tjsj/tjnj/201304/t20130424_2130913.htm.《深圳統計年鑑2016》

5.http://chuansong.me/n/901813552479.「風華圳茂：深圳特區35週年的十個關鍵詞」.

6.O’Donnell,M.,Wong W.and J.Bach(2017).Learning from Shenzhen: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Chicago:Chicago U.

7.https://shenzhennoted.com/2005/07/29/the-buji-crossing/#more-293

8.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5/0326/2955723.html

9.Gu,X.R.(2016).Hurdles and Hopes:an Ecological Analysi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Chan,K.W.(2010).「Fundamental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olicy.」China Review,10(1):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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