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批判周恩來這樣的偽「道德楷模」，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Three Lions/Getty Images）
接續〈半年打倒劉少奇 文革為何卻持續了十年？〉一文
周恩來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藉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聽他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報告。會上周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毛澤東軍權的事實。這段歷史與會者毫無所知，他們一直以為周是毛的親密戰友，現在聽到周抖出這段往事來，極為震驚。當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說毛澤東思想用詞雖然通俗易懂，但學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後就交待了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莫斯科路線。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的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的過節。
當時令聽眾吃驚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癮」之類的詞，此類詞在中共建國後通常只被使用在舊社會的官僚頭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敵人頭上，共產黨稱自己的官為幹部。這種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時《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不可按長官意志支配經濟》，引起舉國轟動。轟動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標題中的「官」字，百姓說這下不得了，共產黨幹部也被稱為官了。因此這篇談尊重經濟規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國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後，老百姓用官來形容共產黨，已成流行詞彙，不覺有什麼特別了。可以想見，周恩來七零年在講用會上使用這一詞作自我批判，聽眾會吃驚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來是周恩來嚴於自責，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員，都是官場上混出來的，頭腦豈有如此簡單？且周恩來挑選留下的聽眾都是實力人物，充充門面的工農兵委員，他是不會邀請他們來聽此報告的。
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
「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像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麼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口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總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這才是周恩來所謂嚴厲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會上再三反覆強調毛的話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實際上是暗示聽眾對這次廬山會議要往深處多想想。周明白毛在軍中不滿和對抗的壓力之下，不得不犧牲林彪，這樣他與毛之間，將處於直接衝突了。他要讓中共高級幹部事先有個心理準備，當毛想清除他時，他們將支持誰，周恩來特別強調自己當年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這實際上暗示在場的官僚，你們不要因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一旦鑄成大錯，終生後悔。
周恩來另一不尋常舉動是，作完報告之後，送了一份抄件交廬山檔案館保存，並且只是作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實際上就是允許他的講話流傳。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和毛澤東、王稼祥、彭德懷等爭執不下，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他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他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因此請求黨中央解除他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謙謙君子的形象遮蓋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當不損害他的根本利益時，他能表現出「道德」，可是一旦利益攸關時，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嫻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時，幾乎沒人能辨別出來。周恩來「人情味」的表現同樣如此。試舉一例：
西安事變中，周向蔣介石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周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說的，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己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
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含？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策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的。
這就是周恩來！
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還有個形象是鐵面無私。中共最愛宣傳周恩來清正廉潔，從不徇私情。我們不會否認這一點。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現在錢財和幫助親友上，不等於他就沒私心。他的私心表現在權欲上，表現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作為總理，褻瀆了總理的職責，其禍害甚至比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貪財就是好官就值得讚揚，那麼「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其清正廉潔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周恩來，中共為何把他投入獄中？顯然中共在這方面是雙重標準，首先取決於你是誰的人，其次才是品質問題。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孫維世一案，周恩來的理由肯定是：「既然黨組織掌握了材料，認為她和蘇聯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不能因為她是我的繼女就袒護她。」實際上呢，他心裡很清楚，毛澤東、江青想通過孫維世打開缺口，搞到他與蘇聯仍有勾結的材料。周恩來為了顯示自己心中無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孫維世。
同類的表演，周做過無數次。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失去權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這分明是置他於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他是以黨中央決定的名義通知他的。犧牲瞿秋白，對周恩來而言，就是少了一個能證明他領導革命多次失誤的重要證人（瞿秋白在國民黨牢獄中寫《多餘的話》，未傷及周恩來及任何共產黨人半句）。被拋離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博古和蘇聯顧問李德，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周這個人就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周的一貫表現。正因他骨幹裡是個極自私而又懦弱貪權的人，文革開始，他拋棄劉少奇、賀龍等行為就不足為奇了。當然，他也有過許許多多所謂頂著壓力，保護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沒有一個會因此動搖他的權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與毛較量中，又多了一個籌碼。
結論
近半個世紀，中共通過對輿論的徹底壟斷，拚命為自己吹噓，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只有共產黨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們手中只剩下周恩來這一條「光輝形象」了。然而這個「光輝形象」是那樣蒼白，那樣經不起歷史的檢驗。以這樣的形象作為全民的道德資源，中國的道德水準怎能提高呢？
不充分揭露毛澤東的罪惡，中國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覺醒；同樣地，不批判周恩來這樣的偽「道德楷模」，就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