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中國人留下了什麽教誨?(圖)

2019-03-16 08:30 作者: 顏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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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銅像。(網絡圖片)
梁啟超的銅像。(網絡圖片)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是中國憲政倡導者,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其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遺《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其原載1925年11月17日《晨報副刊》的「對俄問題專號」(三)「國之保護與獎勵」,專門談到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專制,至今讀來還有振聾發聵、醍醐灌頂的功效。

專制是政治上最大的罪惡

該文開宗明義,說此文的動機,全因討論共產主義及對俄問題而起。梁啟超說,他根本不相信「萬應靈藥式」的什麼什麼主義,可以適用於任何國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問題及政策,只是國別的,不會有世界性。哲學、科學上問題可以有普遍且永久性,政治上問題,只是「當時此地」的,不會有普遍且永久性。所以侈談外國流行的時髦主義,不管那主義本身好壞如何,縱令好極,也不過是學堂裡的「洋八股」!也不過是由橫文譯出來的「井田封建論」!共產主義在俄國是否實行,行得好不好,我們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縱令實行,行得好,萬不能因為俄國人吃大黃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黃芒硝硬給中國人吃。如其有這樣「頭腦冬烘」的主張,無論他的動機如何純潔,我們只能上他個徽號「莫斯科貢院裡出身的洋舉人」!共產主義能否為將來人類造最大幸福,我們不知道;縱令能,卻不能因為人參是補身子的藥,便隨便找一個發大寒熱的人也灌他參湯。如其有這樣純任理想的主張,我們只能上他個徽號「坐城樓讀《周易》卻敵兵的書包軍師」!

梁啟超根本不相信專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無產階級專制可視為得到良政治的一種手段。專制總是政治上最大罪惡,無論專制者為君主,為貴族,為僧侶,為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為少數,為多數。梁啟超相信「專欲難成」這句格言,相信無論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種種問題,國內總不免有一部分人和他部分人利害衝突。衝突的結果當然不免抗爭,抗爭的結果總要雙方有覺悟,裁製自已利益的一部分,承認對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讓互助的精神而得較圓滿解決。二次、三次抗爭,亦復如是。如是遞迭交爭交讓之結果,自由幸福的質和量都隨而加增。尤其是經濟事項,非在「兩利俱存」的條件之下,萬無健全發展之望。若一方面得勢便將別方面盡量地摧殘壓抑,其勢只能循環報復,陷國家於長期的擾亂。尤其是言論、集會、出版、罷工各種自由,若全被禁壓,像蘇俄現政府所行為,只能令國民良心麻痺,精神萎瘁,能力減殺,是絕對的惡政治。

有產、無產階級這些名詞在中國不適用

梁啟超根本不相信中國有所謂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相對峙。若勉強要找中國階級的分野,或者有業階級和無業階級還成個名詞。有業階級,如真的農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廳、學校、公司裡拿自己的腦筋或氣力換飯吃的,這些人無論有產無產、產多產少,都謂之有業。無業階級,如闊軍人、闊官僚、闊少爺……乃至租界裡的流氓,學堂裡及其他演說場裡高談什麼時髦主義的政客們並不見得都無產——也許自命代表無產階級的人便有不少的產,這些人通通叫做無業階級。如其說中國必須有階級戰爭嗎?那麼,只能有業階級起而奮鬥,打倒無業階級,便天下太平;若無業階級得意橫行,國家便永沉地獄。至於從「洋八股」裡販來有產、無產階級這個名詞,在中國絕對不適用。

梁啟超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業可以用宣傳吶喊及其他煽動手段得來。全民政治成立之條件有二:一須全民為自己切身利害有深切的自覺和不得已的自動;二、須全民有接管政治的相當能力。這兩個條件都非倉卒間所能造成,必須指導社會的人們很耐煩,肯下水磨工夫,慢慢地啟發他們扶植他們;而且要社會在比較的安寧狀態之下,才有著手的餘地。換句話說,若盼望全民政治出現,總要給全國人民補藥吃,培養好他們的體子,令他們有氣力,那麼,什麼「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他們都會自動地辦,而且包可以辦到。如其不然,專用興奮劑去刺激他們,他們吃醉了狂叫亂舞一陣,酒氣過後,躺下便像死人一般;鬧得幾次連興奮性也失掉;若要加份量去興奮,或者如趙飛燕的妙藥活活送了漢成帝一條命,亦未可知。再者,一群醉漢亂叫亂鬧,鬧不成功也還罷了,一定把全場秩序攪得稀爛,令不醉人無從插手。所以煽動式的革命論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眾心理弱點,造成「趁火打劫」的機會。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換一方面看,還可以說是全民政治之敵。

梁啟超根本不相信一個國民的政治活動可以和別個國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國有聯某國某國之可能或必要。既有兩個國家存立在世界,當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國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藉重別國人的指導或幫助,除了甘心做吳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該有這種喪心病狂的舉動。這種話若在國內流行,便是國民品性墮落到十二萬分的表示,這個國家簡直已經宣告死刑了!至於外交,除卻絕交宣戰的場合外,無論對何國保相當的友誼是應該的,卻沒有什麼聯不聯。聯人須有本錢,中國配嗎?拿什麼去聯?若說我有一個大敵,要聯別個來制他,譬如綿羊怕老虎,跑去和狼拜爸,老虎攆得走攆不走,是另一回事,自己除了送給豺狼當點心,怕沒有第二條路!朋友們請睜眼一看,清末聯日、聯俄、聯英、聯法鬧得烏煙瘴氣,哪一回不是送一份大禮物完事!真不料在民國第十四個年頭,還有道光間《海國圖志》派的「以夷制夷論」發現於社會,且成為一個問題,重勞知識階級之討論!輿論界之恥辱,真莫此為甚了。

中國積弱的原因在於不能正確區分國家與朝廷的概念

據說法國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說過「朕即國家」的話,儘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歡專制,但很少有人會像路易十四那樣露骨和無所顧忌。按照路易十四之後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主權在民」思想,國家的主權屬於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國家」,而應該是法國人民說的「我們才是國家」。當然,這種思想觀念是路易十四的時代之後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時代,世界上其實還沒有多少人能夠區分君主、政府、國家的概念有什麼不同。

在中國,雖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但實際上秦漢以來的二千餘年中,愛國即是忠君,忠君亦即愛國,君主與國家在觀念上還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傳入之後,中國人對國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漸形成清晰的現代認識,這其中第一人當推梁啟超。

他是在經歷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後,才獲得這種認識的。梁啟超指出,中國之所以積弱,根源之一就在於國人不能正確區分國家與朝廷的概念,以致愛國心沒有用在正確的地方。國家是什麼?朝廷又是什麼?「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從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劉氏的漢、李氏的唐、趙氏的宋、朱氏的明,還有蒙古人的元、滿人的清,它們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國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業,而非全體中國人的公產。

然而,中國人常常將國家與朝廷混為一談,梁啟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大患。國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後果,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愛國變成愛朝廷,甚至變成愛領袖——君主。梁啟超說:「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鑠、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為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而全國人民顧嘖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數千年幾無可稱道之人,國民之恥,更何如也!而我國四萬萬同胞,顧未嘗以為辱焉,以為恥焉,則以誤認朝廷為國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

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將相們,他們為一姓之功業殺人,以「萬骨枯」換取自己的功名利祿,這本來與愛國無關,但卻被各王朝樹立為愛國的模範,而國人因不能正確區分愛國家與愛朝廷的差別而跟著禮敬之頌揚之,實在是可悲可憫。

比梁啟超晚一些時候,陳獨秀寫過一篇題為《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的文章,文中說:「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異族壓迫,調和國內紛爭;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所以,「若有人問: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國家的功能,如陳獨秀所說,一是抵抗異族壓迫,一是調和國內紛爭,前者對外,後者對內。調和國內紛爭是就消極方面來說的,積極方面國家還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職責,如救災、賑濟等。

國家功能的實現,須通過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國家功能,國家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國家功能,國家則有可能成為「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人類歷史實踐中的普遍情況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國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這樣就有可能出現有政府等於無政府,甚至有政府還不如無政府的狀況。

國家不是朝廷(政府)

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是一個水旱災害頻發的國家。有一項統計說,中國在民國前的2270年中,見於官方報告的旱災有1392次,水災有1621次,可見年年有災。因此,中國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項公共職責便是領導抗災,這可以說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之一,災異現象歷來也是帝王們最關心的事。清代的皇帝還要求各省大員定時匯報雨水、收成、糧價等情況,以便隨時瞭解各省災情和民生,如出現災荒可以及時組織賑濟、減免受災地方的稅賦。但是,從歷史記載來看,受災得不到及時救助的情況還是非常普遍。當大規模災害出現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災民為了生存就會鋌而走險,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領導的農民起義,其主要活動空間是在陝西、河南,原因即是兩省大旱,而明政府卻不能組織有效的賑濟,使得災民成為流民,進而升級為暴民。

一個社會,有許多涉及大範圍、眾多人群的公共事務是無法由其他社會組織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職責,社會就會無序,公共利益就會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環境保護之類的公共事務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長期陷入一個難解的困境:即人們需要政府,但政府卻不能履行人們期待的外而抵抗異族壓迫、內而提供公共服務的國家功能,在很多情況下還常常演化成一個與民爭利、侵害民權的組織。要使政府盡職盡責,人民必須有監督政府的權力,而最有效的監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選擇政府的權力。人們有必要瞭解一個常識——即梁啟超所說的國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換而國家永存,人們應該愛的是國家而不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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