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 浙江美院的三個冤魂(圖)

2019-11-20 09:51 作者: 金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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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共開展「反右運動」,將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
1958年,中共開展「反右運動」,將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網絡圖片)

一九五八年夏天,浙江美院(現中國美術學院,原國立藝專、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反右派鬥爭已經結束。

我們這些被劃定的右派分子,在等候最後發落時,曾被分成幾個小組,每天在校內從事各種勞動。

這天上午,我和倪煥之、趙琦一起正在操場的東牆角下拔草,忽見泥水師傅黃寶根走過來向他們招呼了一聲,便把他倆給帶走了。我心裡想,這很有可能是被叫去宣布處理了。中午時我回家吃飯,那時我和趙琦都住在棲霞嶺的教工宿舍。剛一進院子,就看到黃寶根帶著趙琦從他家裡出來。當時趙身上只背著一個很簡單的行李,也不見趙家有人出來送行。我急忙問他是去哪裡?他苦著臉說還不知道。我眼巴巴地就那麼看著他被黃姓工友急匆匆地帶出了大門。誰知就是這樣的一次碰面,竟成了我和趙琦最後的一別。

教師倪煥之、趙琦死於勞改

第二天早晨,我剛進校,就看到告示牌上貼出了一張佈告,公布右派分子倪煥之、趙琦因有反革命歷史,已送交司法部門法辦。不久我從他們的家屬處得知,兩人都被判處勞改,送到奉化某一勞改場所。

那時倪煥之與家人一起住在外西湖朱公祠宿舍裡。倪被送去勞改後,我曾多次去看望過他的妻子和孩子。聽他妻子說,倪不斷給家中寫信,說勞改場裡對他很好,只是生活條件較差。因此她不得不常常給他寄些吃的東西。有一次她寄東西時被一個鄰居看到了,還傳出了一些閒話,說倪實在是享受慣了,這樣的人雖然住在勞改場裡,也很難改造得好。

倪的妻子是位善良的農村婦女,那時他的一個男孩只有七歲。倪被送去勞改後,便已停發工資。他們是在極其艱困的生活條件下,不斷設法給丈夫寄些吃的東西,期盼他能早日回家。

趙琦的妻子王適新當時是市立第三中學的數學教師。趙走後便由她獨自撫養四名年幼的子女,不久就把家搬到了三中的教員宿舍。那時我們一家也從棲霞嶺搬到了洪春橋。我們兩家雖然相離很遠,但王總是不斷到我家來,訴說趙在勞改場地的生活情況,還特地把他的信帶來給我看。有時坐得晚了,就住在我家。有一天,她突然跑來高高興興地對我說,趙有可能在年底前就回來。說著便把一封剛剛接到的信交給了我。

趙在信上說,場裡的管理人員對他都很好,勞動上很照顧他,看來有可能在年底前被放回家來過年。

當時我看趙這封信和倪的信內容基本差不多,都說場裡對他們很好,只是趙沒有像倪似的提到需要寄東西給他吃。到那時為止,他們去勞改場還不到一年,因此我想是不會這麼快就放回來的。每次信中所寫的話,不過是些安慰之辭。況且他們所寫的信也是必定要經過檢查的。因此實際情況如何,家人根本無法得知。然而,王卻信以為真。看到她那麼高興,我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她。

不料萬沒想到只過了三天,王竟哭哭啼啼地跑到家來找我,手裡拿著一封電報,說是趙已經死了。只見那封電報的電文只寫了簡簡單單的幾個字:趙琦於×月×日病死,立即來場處理後事。

王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當時不停地哭,眼睛都哭腫了。從奉化勞改場回來後,她含著淚水對我說,她趕去那裡時,趙的屍體已被火化,結果竟連一次面都沒能看到。場裡說他是屬於暴卒,不知患了什麼病,是突然間死去的。按照場內規定,凡是病死的勞改犯人,都必須立即火化處理。王覺得丈夫死得太離奇,但又無處評理,最後只好帶著一件丈夫生前的遺物,一塊瑞士手錶回到家裡。

倪煥之翻譯藝術理論貢獻大

就在趙剛剛死去不久,倪被場裡送到了杭州市第一醫院,當時肚子已脹得很大。沒多久,即因患血吸蟲病而不治身亡。

王因趙的死因不明,總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死的?我讓她去找美院的黨委書記陳隴,請求學院出面追問。她找過後回來對我說,陳的態度比勞改場的領導還要壞。陳說:趙琦是勞改場的犯人,早已不是學校裡的人了。他究竟是怎麼死的和我們學校毫不相干。而且一個勞改犯人,死在勞改場裡本是死得其所,是理所當然的事。請問你有什麼權力去追究他的死因?

倪煥之先生和趙琦先生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呢?如今學校內知道他們的人已經不多了,與他們同時代的人大都已經過世,幸而我還活著。而且他們兩人生前無論在工作和生活上和我的關係都是甚為密切的。

這兩位先生原都是我院副教授。當時倪煥之在理論教研組裡做翻譯工作,趙琦在基礎課教研組教水彩畫。這兩個組,在「解放」初期都曾由我負責。他們都是江豐(當時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來杭州接管這個學校時,特地從上海聘請來的專才。

一九五六年應中央美術學院之邀,我和倪、錢同去北京,幫助他們建立美術史系。在籌備建系的過程中,首要任務便是把蘇聯剛剛出版的阿爾巴托夫所著《世界美術史》的歐洲部分譯成中文。而主持這項翻譯工作的人就是倪煥之先生。

說來實在可憐,像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從來也不曾有過一本像樣的歐洲美術史,而所有美術學院也從來沒有正式開過歐洲美術史的課程。自從美術出版社把這些譯文出版發行後,我國讀者才得以系統地瞭解歐洲美術史。應該說以倪為首,凡是在當時參與過這項翻譯工作的人都是功不可沒的。

趙琦不知劃右派等於判死刑

趙琦學會俄文後雖然翻譯的資料並不多,但當時他把精力都主要集中在教學和繪畫上了。他非常關心學生們的學習成績,常說我不能誤人子弟。並總是不斷畫出新的示範作品來給學生觀摩。他自己不停地畫,除水彩外,他的油畫基礎也很紮實。我每次到家去看他,都見他坐在窗前畫畫。有一次,我們一起帶學生去蘭溪實習,他幾乎每天都在外面畫水彩。他畫了許多幅動態各異,非常生動的牛群。這些畫回校後曾舉行過展覽,並給全院師生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六年,我住在北京中央美院時,有一天,趙突然來找我,說他從來沒到過北京,這次是特地到這裡來畫畫的。我給他安排了住處,以後就很少再看到他。因他每天清早起來,買了兩個燒餅揣在懷裡後就跑出去畫畫了,就憑著這兩個燒餅,在外面一畫就是一整天。可以說在當時我院所有教師中,我還不知道有哪個畫起畫來能比他更為勤奮。

反右開始時他不在學校,到西北去寫生了,還不知校內已經開展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不知學院早已把他定為右派,是學校特地打電報要他趕回來戴上那頂右派帽子的。

他回來的那天,恰巧我們在校門口相遇,記得他還笑著說:這是怎麼搞的,怎麼你也成了右派?看來把我叫回來也是在劫難逃。不過,我倒很想嚐嚐當右派到底是什麼滋味。

那時我們何嘗知道這頂右派帽子的份量!他回來的第二天,學校就迫不及待地召開了大會,把他劃成了右派分子。誰知對他來說,一經劃成右派也就等於判處了死刑。

江豐非常懷念他的老友倪煥之。江的右派問題一經改正,重新恢復名譽又來杭州時,很想和我一同去看望倪的妻子與孩子。可是他哪裡知道,倪當年被送去勞改不久,他的家人就被攆出了學校宿舍,弄得他們一家擠居在茅廊巷一個弄堂的過道裡,只能十分勉強地在別人家的房檐下搭了個床鋪住下來。那時我們全家曾去看望過他們,後來我被送到諸暨農村勞動改造就再也不知道他們一家的下落了。江豐聽說這些事後沉默了很久,始終沒有講出一句話來。

極左黨委書記陳隴的凶惡嘴臉

吳明永是五十年代畢業的學生,學習期間因生活艱苦患上了肺病,有一段時期曾在孤山「一片雲」的宿舍裡養病。他喜歡讀書,寫文章,並常把所寫的文章拿給我看,在當時的學生中是一個非常突出,值得好好培養的理論人材。畢業後留校的他,曾被介紹去北京《美術》雜誌實習,當過助理編輯。一年後返校在理論教研室教文藝理論課,做我的助教,並幫我創辦我院和中央美院合辦的學報《美術研究》。他對太平天國頗有研究,針對當時研究太平天國的學術權威羅爾綱的論點,提出過許多不同看法,並寫成了論文。這篇文章曾發表在《美術研究》的創刊號上。

吳是在新到任的黨委書記陳隴來校不久後被劃成右派的。在陳的眼裡,不管他有沒有什麼言論,及表現如何,既然是我的助教,與我的關係密切,便理所當然是小右派。

回想起當年陳被調來學校時,那種威勢不能不令人髮指。在他剛剛到校的第一次講話時,竟然在大會上這樣喊叫著:我今天來到你們這個美術學院,是奉旨而來,也就是奉旨而來的「欽差大臣」,要是在封建王朝時代,你們見到我都得下跪。早就聽說你們學校裡有什麼「三金」(意指金浪、金冶、朱金樓),說他們權力很大,很厲害。如今「三金」全都成了右派,看他們還有什麼可厲害,現在真正厲害的是我……

這個奉旨而來的「欽差大臣」果然厲害,沒想他進來後感到這個學校所劃的右派還遠遠不夠。為了顯示他的威風,即刻便把反右鬥爭重新推向了高潮,經他的手又劃出了一大批右派。比如像鄧野、張懷江等,在陳隴來校前,本是領導反右的人,但在他的手裡竟都成了右派。儘管如此他還意猶未了,準備在那些老教授中再圈劃出一些右派來,要把學校裡的教授一網打盡。當他把整理好的材料送到浙江省委後,沒想因為學校裡所劃的右派實在太多,早已大大超過了預定的百分比,以致未被批准,使得許多老教授都十分僥倖地逃過了這場劫難。

青年右派吳明永的慘死

被劃成右派的吳明永,最後的處理結果是被開除公職,留校察看,每月只發給十五元人民幣的生活費,並曾被送往東陽勞改農場勞動改造。經過一年勞改又回到學校時,本來就十分羸弱的他已經重新患上了肺病,被分派在一間非常潮濕,永遠照不到陽光的陰暗小屋裡。那段時期,每逢去食堂午膳,他都會和我坐在一起,那時我們吃得都非常差。

當時他急需營養,並必須改善居住條件。為著這事我曾跑到人事科替他交涉過。可想而知,我這個老右派替小右派講話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不久,他的病情加劇,雖被送到醫院也並未得到妥善治療。

我去看他時,見他住在一間擠滿了二十多個床位的大病房裡,十分嘈雜。他告訴我說自從住進醫院後,很少能夠入眠,病房裡整天整夜吵鬧不堪,使他難於合眼。外加大便乾燥,吃不下東西。要是能夠調換個病房,能夠睡覺,病情便自然會得到好轉。

我看到他乾裂的嘴角上凝結著血塊,心裡非常難過,便急忙跑到醫院的院長室要求給他調換病房。沒想院長卻對我說:目前病床十分緊張,要知道能夠住進來就已經不錯了,怎麼還想調換病房?我說病人睡不著覺,你們有責任使他每天都能休息。他說這不關我的事,你應該去找大夫。要是連這樣的事都來找我,我這個院長的工作還怎麼做。於是我便又去找了大夫。他說病人剛來時全都睡不好覺,多住幾天就會好的。我說能不能給他配點安眠藥之類的,讓他每天都能休息得好些?但這位醫生卻說至於怎麼醫治,我們會考慮的。臨別時我把交涉的結果告訴了吳,心想既然不能調換病房,若能給他服點安眠藥片總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誰知我再去探望時,他的病情已經惡化。他說仍一直無法睡眠,每天僅能喝一點水。我又去找大夫,他說他的病本來就很難治了,因為是你們學校送來的,所以才住進來。我們還實在設法給他醫治的。就這樣,誰知沒過幾天,他就眼睜睜地死在醫院了。

三十多年來,每當我想到吳明永的死,就非常痛心。要是他不因為我的緣故被劃成右派,何至死得這般淒慘,何至於過早地離開人世。他死時還不到三十歲。

吳逝世後,他的弟弟從閩南家鄉趕來,為他處理後事。他的遺體被送到鳳山門外的火葬場時,除我和我的妻子董林外,在場的有他生前要好的老同學周昌谷、徐永祥等。沈潤棠雖然和他一起在理論教研室工作,但自從反右後,便早已與吳劃清了界線。誰料這天竟也趕來參加了葬禮。其中最使我難忘的是張延芬。

張原是美院附中一個年齡最小的女學生,打那時起就認識了吳。她因家境不好而常常得到吳的照顧,一直稱他為吳大哥。吳也一直把她當作自己的小妹妹一般看待,始終保持著那麼種純潔而又無比親切的師生關係。那天,她哭得十分傷心。吳的遺體被推進火葬場時,全身覆蓋著一張白布單,只有兩隻沒穿鞋襪的腳露在外面。張不忍心讓她的吳大哥在臨近火化時還赤著雙腳,便立即跑到外面為他買來了一雙鞋襪穿在腳上。

當大家圍立在吳的遺體前時,我忍不住滿腔的悲憤,用力掀開蒙在他身上的白被單說:大家一起來看看吳明永的遺容吧!只見他身穿一套新的藍布幹部服,緊握著雙拳。他那張枯瘦的臉已經完全變成了黑色,嘴角周圍堆滿了黑黑的血塊,緊閉著雙眼。看那表情顯然是在極端痛苦中死去的。

在文革中我被批鬥時,沈潤棠竟然還站到台上聲色俱厲地說:吳明永這個小右派,真是反動透頂,至死也沒說過一句感謝黨的話。他的反動完全是金冶這個死不悔改的老右派一手培養的。在火葬場上,吳臨近火化時,老右派金冶還親自揭開那塊蓋在他身上的遮屍布向我們示威,是在告訴我們吳是被迫害致死的。你們看老右派金冶對他所培養的這個小右派的死,該有多麼痛心!

倪煥之、趙琦和吳明永這三位極富藝術才華的年輕教員的右派冤案,雖在一九七八年已得到改正,但反右運動迄今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他們的生平事跡和蒙冤而死的往事卻早已隨著歲月湮沒無聞。我對他們的所知雖亦有限,但凡是親歷其境之事,卻仍記憶猶新,永遠無法忘懷。我是在深切的懷念中,本著無可旁貸的責任來寫這篇悼念文章的。

二〇〇四年八月一日於巴黎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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