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夫妻訣別 臨近花甲 懂得了愛情(組圖)


章詒和:右派就右派——別人覺得可恥,我備感光榮,終於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
章詒和:右派就右派——別人覺得可恥,我備感光榮,終於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網絡圖片)

我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一邊從事戲曲研究,一方面為文學而準備。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憶羅隆基」。寫畢,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給丈夫(馬克郁)審讀。他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專攻戲曲小說。就文學言,他是內行,我是外行。

我塞給他一支削好的中華牌鉛筆,在耳邊細語,道:「你看到有什麼段落或句子寫得還算好的話,就請在旁邊給我畫個圈圈,以資鼓勵嘛!」他笑笑。一笑之間,我們的關係頓時從夫妻轉變為師生。

近三萬字的篇幅,他坐著,我站著。他一頁一頁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見老公手裡的筆一動不動,我心裡涼了半截。看到最後一頁的最後一段,他畫了一連串的圈圈。我知道:這是專為「以資鼓勵」才畫的。瞅著這最後的圓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讓我坐下,嚴肅地對我說:「小愚,你有豐富的經歷和記憶。平時聊天,聽你形容個人兒或說件事兒,都活靈活現的,可到了紙上,你怎麼就乾巴啦……」說話的口氣,像訓孫子一樣。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麼嗎?」

「缺少語匯唄!」我說。

「不是缺少語匯,是缺乏文學訓練。」

哦,原來我缺的是文學訓練!於是乎,我開始了馬拉松式的訓練。每天讀古詩古文古小說,又翻閱當代讀物。為此訂了許多期刊,包括《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自認為比較好的作品,讀後還拿給老公鑑定。他有時像法官一樣,盯著我問:「你說說,這東西好在哪兒?」

一聽這口氣,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幾年下來,也還真閱讀了一些當下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中篇小說。其中一個中篇,看得我興奮不已,忙打聽這個叫「胡發雲」的作者是誰?書中描述的費普,是個民國時期的遺老遺少,從1949年起,他的日子從英租界移到了紅旗下。由少到老,一輩子都在努力改造舊思想,努力適應新環境。結果呢?家庭、職業、身份、地位、財產等等,身邊的一切都變了,可就是那份兒遺傳下來的精神狀態無法改變。正是這個文化的頑固性,讓費普歷盡坎坷,也讓我讀得熱淚滾滾。我自掏腰包複印了許多份這篇小說,送給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讀於教會學校並精通合唱的女友們。她們也是一樣的感受。只要我們湊在一起,就要說那篇「合唱」。

一晃多少年過去。

我與胡發雲先生會面了。我喪夫數載,他喪妻也近兩年。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長的冬日,似飄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堅強,他很快給亡妻寫了長長的悼文,以寄託濃濃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兒」傳過來的。我邊讀邊哭,字裡行間我聽到他的心碎聲。文中一段給病重妻子洗澡的細節,深深震動了我——

妻子說想洗個澡。胡先生跑了大半個武漢市,買來一個橢圓型的輕巧小浴缸,剛好可以放在病房裡。他灌滿熱水,把妻子抱起來放進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鎖骨處的輸液介面裹嚴實,再一處一處給她輕輕擦洗。妻子自嘲一句:「我變得這麼難看了。」胡先生笑著說:「我覺得不難看,那就是不難看。」然後又背誦了法國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動地的話——「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洗完後,他用了幾乎整整一瓶護膚霜給妻子全身上下輕輕塗抹了一遍,肌膚立時就滋潤鮮亮起來……

寫到這裡,胡發雲感嘆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識。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種下的花兒,眼見了一個女人一生的美。這種美,只有種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見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見其中綿延不絕的風韻。就像家裡那幾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這篇悼文,讓我看到一種以生命的執著去完成宿命式的神聖愛情。

窗外,太陽冷冷地照著,我心裡一片悲哀。世間最堅韌、最脆弱的關係莫過於夫妻了。夫妻?有誰懂得什麼是夫妻?小時候,父親談及羅隆基私人生活,曾說過這樣一句:「在中國,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沒見過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覺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點是婚前雙方要把所有問題提前談好,權衡的份量大於情感的砝碼。所以,婚後我和丈夫的關係平淡得像「獨聯體」——鬆散的聯盟。一人一間屋,各幹各的事,各看各的書,經濟獨立,社交獨立。日子再平淡不過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後面的東西突然顯露出來。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著不斷哀求醫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換他的命!」兩次昏倒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這兒不是醫院,這是虎口。我倆不能都掉進來,你要逃出去!從明天起,不許你來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無比憂傷的眼睛望著我,望著我。

丈夫的病越來越重了,那時我剛好寫完「憶張伯駒夫婦」的草稿。他掙扎著一天看一、兩頁,還在稿子上面做記號。並吃力地說:「小愚,你寫得比以前好多了。也還有很多問題,等我的病好了,我來給你改。」過了一個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經沒有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從枕頭底下抽出來還給我。

一天,丈夫的氣色還好。他坐起來拉著我的手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後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樂。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視為人生的標準。小愚,對你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這是你父親當年的叮囑,也是我的叮囑。我不擔心你的工作,只擔心你的生活。你什麼都不會呀。我死後,誰給你領工資?馬桶壞了,誰給你修?燈繩斷了,誰給你接?你一個人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再找一個男人吧!」我撲在他胸前,放聲大哭。

此後,丈夫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靠輸液和「杜冷丁」活著。一個週日,他的兩個孩子都來探視。預感到來日無多的他,流著眼淚要求孩子:「你們今後要照顧好章姨!答應我,答應我。」其聲嘶啞,其情淒愴——死神來臨之際,夫妻訣別之時,我臨近花甲之年,懂得了愛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遺物,我發現一個紙夾。那上面的每一張紙,丈夫用鉛筆寫著同樣的一句話:今後最苦是小愚,今後最苦是小愚。

丈夫去世的六年來,我雙腳不過四惠橋,兩眼不看東方紅。以往夫妻的共同節目如看大片、看球賽、寫對聯、下棋、聽戲,我全戒了。我一直以為人生只有兩件東西是屬於自己的,一是健康,二是情感。丈夫一步一回頭的離去,使我猛然醒悟:這個世界原來是什麼也抓不住的!我內心那份絕望的寂寞,從此與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細。

這幾年,我與胡先生常通電話,一聊就是十幾分鐘乃至幾十分鐘。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漢、湖北、中國三級作家協會,奉還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也從未使用過的各類頭銜——他認為,這種無聊的頭銜有辱於一個作家的情商和智商。此後的他,成為一個體制內生存、體制外思考的作家。在武漢,他有兩套房子,都不算大。一套房子自住,一套養著收容來的殘疾貓和流浪狗。

電話裡我問:「你為什麼要收留牠們?」

他說:「在街頭看見牠們,單是那眼神就足夠打動你了。」有時,他把話筒拎得老高老高,讓我聽聽貓叫和犬吠。

他的長篇小說《如焉》,我是通過朋友的推薦在網上看到的。很興奮!很久了,沒有讀到這樣一本直面現實的文學作品。全篇情緒飽滿,文字清淡,平靜的後面是思想的波瀾。我是用「兩晉無文,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無文,唯胡發雲《如焉》而已。」的話來評價的。有人說,評價過高。可無獨有偶,一位網友也發出了類似的評價,說: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這樣一個作家,讀了《如焉》,大有「孤篇壓全唐」之感。只要細心,你就都能從書裡隱約地找到「非典(Sars)」,蔣彥永,李慎之的影子。這是多麼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

有記者問他:「害怕不?能承擔嗎?」

他說:「我盡可能承擔到我內心真實表達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會給我帶來榮譽還是災難,順利還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體會到了『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快樂。公眾會在心靈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個作家也應該天經地義在內心有所反映,而不會因為恐懼而放棄。」

書中,有三個智者形象(衛老師、達摩及如焉的母親),寓意深刻。苦難與享受,征服與馴化,反抗與愚鈍,大都通過智者的對話及行為,來獲得歷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驗證。作者以此寄託對理想主義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像。我們這個國家不缺乏說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夠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說,這本書「就是尋找歷史上失蹤的思想者」。而愛情線索的精緻鋪排和智者的悲劇收場,則顯示了出這部長篇小說的審美價值和文學魅力。

《如焉》剛上市是很熱銷的。突然,峰迴路轉。國家新聞出版署一位副署長在2007年1月11日全國出版社負責人的「通風會」上,公布的八本「2006違規出版書目」裡,除了有我的「伶人」(《伶人往事》),還有他的「如焉」。

有記者問胡發發:「《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覺是什麼?」

他答:「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荒謬可笑,像一個頑童的惡作劇,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今天是e世紀的網際網路時代,這種動作除了挑戰大量讀者、媒體、評論家的智商與尊嚴外,一點正面意義都沒有。不講法理也不講學理的禁書方式,有點像暗夜在人身後打悶棍……我在《如焉》中說過——『當他們不讓你說的時候,就已經證實了你說的是實事』。這是一條屢試不爽的定律。可能他們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一種教訓。我與朋友們開玩笑說,共產黨當年許多指示總是口耳相傳,或者把文件內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燒掉或塞進嘴裡吃了,那時你是地下黨,現在你是執政黨,怎麼還搞地下黨那一套呢?」

頓時,《如焉》的銷量飆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話來形容就是:這部小說其實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沒想到在它正要謝幕之時,又讓它得到了一次美麗轉身的機會。

胡發雲的下一部作品是寫文革的,或者說是與文革相關的作品。我勸他暫時放放,題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過的。他卻說:「十幾億人在十年間付出這麼慘痛代價的歷史事件,早就該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還沒有人真實地寫它,而這種荒謬性甚至都沒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寫!」《如焉》的封底上摘選了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憂鬱,也不要憤慨」。這句話,他常用來勸慰我。而他本人其實是有憂鬱,也有憤慨的。

《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被禁,是因為一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把它定性為「反黨宣言」。
《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被禁,是因為一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把它定性為「反黨宣言」。(看中國合成圖)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員還不點名地點我,說:「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由此,我聯想到第一本書(《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被禁,完全是因為一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把它定性為「反黨宣言」,而告狀的竟是民主黨派元老的子女。事情再明白不過了:從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間,我就是被黨內外左派認定為的一個右派。右派就右派——別人覺得可恥,我備感光榮,終於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誰也不能以此為由而剝奪我的公民基本權利。我決定拿出性命來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我發表聲明:誓言要以生命維護自己的文字。胡先生在網上看到了。他支持我,只是勸我別真的生氣,說:「你現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許許多多的朋友都對我這樣說,素不相識者也通過各種方式帶來真摯的問候。人心如水,恩義如山。一本書的命運跌宕起伏,而世間至戚關懷,更令我戴德難安。我不是沒見過世面,也不是沒有經歷過風浪,那些無數顫慄不安的夢幻和萬念俱灰的破滅,卻始終沒能給我胸膛裡按上一顆平常心。為了起碼的尊嚴和良知,我拼了。

寫作是自語。從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語言文字的囚徒。他們提筆都是有話要說,有興趣去說,還有人愛聽他們說。對我這樣一個「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寫作才能進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處孤獨無援之地,燈下展卷時的一點點溫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幾十年來,我們不是把文學綁在革命戰車的車輪上,就是把寫作搭在改革飛機的翅膀上,期待藉助於文學的力量讓車輪轉得更快,叫飛機飛得更高。對於這樣的責任感,我承擔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歲月籠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舊夢重溫,重溫舊夢。用心靈呼喚已死的心靈。「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極度缺乏現實責任感的,是個時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隊人馬迎著朝陽高唱進行曲的同時,偌大的社會能否容許像我這樣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坐在路邊低吟詠嘆調呢?

當然,也應該讓胡發雲先生寫他的「文革」長篇。

在被無視和被傷害的歷史裡繁衍不息,人們真實地活著比獲得成功更為重要。

此為《如焉》(香港版)序言

2007年2月13日於北京守愚齋

2016年10月修訂

(原文有刪節)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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