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控制中國人的邪術(圖)



宣揚「階級鬥爭」是毛時代中共控制中國人的方式之一。(網絡圖片)

一、信息閉塞

國際交流壓到最低限度。國際新聞一律由新華社發通稿,有傾向性新聞選擇新聞解釋(按國內政治需要來任意取捨國際新聞)。再由各報一律轉發,統一口徑,輿論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應。

對國外形勢報憂不報喜。對國內形勢報喜不報憂。

媒體一律公費辦,發行基本公費訂,連讀報也是單位安排(每晚二小時政治學習包括讀報)。

一般讀者無從比對選擇,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為「世界上還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們去解放」。歐美百姓生活比我們苦的多。於是產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層可通過各種文件簡報內參資料瞭解真情。

作用:統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對稱的優勢——上知下,下不知上;內知外,外不知內。

二、行政控制

社會的行政化控制,達到有史以來最嚴密程度。

古代社會,政權不下鄉,只到縣一級,文革中,行政權力通過「單位」,一直落實到每個角落每個人頭上。

工農商學兵,全國人人都隸屬於一個單位(農民歸公社管)。單位不僅在經濟上控制了個人(農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資,外加戶糧關係),在行政上也控制了個人(個人諸種自由如長途外出,結婚離婚,搬家遷移,調動工作,上學培訓……等等,要經單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個人(如政治學習,思想匯報,尤其個人秘密檔案)。

甚至,單位對個人的控制,還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領域。縣團級黨委有權對員工作出政治處理(輕則發動其他員工開你的批鬥會對你進行毆打。中則關進「學習班」「牛棚」——單位設的變相牢房,剝奪你的人身自由。重則戴上「帽子」使你具有「階級敵人身份」也即使你淪入賊民階層從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權)。

由於全社會高度統一行政化,因此無論你到哪個地方,都有單位管著你,無論你換了多少單位,所有單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後銜接。

三、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顧名思義,是階級對階級的鎮壓。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義上的階級鬥爭。後來全國「鎮反」殺了上百萬,也算階級鬥爭的延伸應用。

此時,「階級敵人」比較單純,僅僅指地主富農資本家,新政權的原政敵(歷屆舊政權的骨幹——警長、排長、保長、支部書記長以上——稱為歷史反革命分子)。

後來,罪名越來越隨意,「階級敵人」範圍越來越寬:

從批判「清宮秘史」「胡風反動集團」開始,意識形態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員開始成為「反動分子」。

從「高饒事件」開始,黨內政鬥失敗者成為「反黨分子」。

從五七年「反右」開始,知識分子有各種異議甚或無心說錯話者,成為「右派」。

從五八年「反右傾」開始,黨內對政策有不同見解者,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從六十年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提出後,是凡對黨對毛對各級官員不滿的人,是凡對社會現實不滿的平民百姓,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風等被認為不檢點(如通姦,不遵守紀律)的平民百姓,則成為「壞分子」。

文革中更為混亂,打派仗時各派均稱對方為「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當過地下黨或曾被俘的幹部戰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務」。

文革初期,絕大多數領導幹部被當成「走資派」而被衝擊打倒。

紅衛兵與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壓垮時,其中抓了百萬人,罪名是「516分子」。

同時有效轉移了民眾對貧困生活現實的視線(民眾以為,生活貧困是因為「階級敵人」造成的)。

四、群眾運動

階級鬥爭是採用「群眾運動」形式進行。通常分4階段:

1、動員階段

先由掌權者(單位領導或上級派下工作組),進行大會宣講,發放學習文件,群眾學習討論表態擁護,統一思想,形成氛圍(把可能的反對意見先行壓制處理)。

2、檢查階段

每個群眾都必須向上級寫出匯報材料,坦白自己平時錯誤言行,並檢舉同事平時錯誤言行。換言之,人人檢舉他人,人人受他人檢舉,包括動員子女揭發父母、老婆揭發老公。(當時我們私下歸納為「人人過關,領導把關;群眾互咬,領導觀戰;挑起矛盾,領導裁判」)。溫和點的運動裡,這種做法叫「批評與自我批評」。狠點的運動裡,這種做法叫「階級鬥爭時時有處處有」「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3、鬥爭階段

掌權者根據群眾匯報材料及平時掌握資訊,把群眾分類(確定依靠對象、團結對象、打擊對象)。再組織前者批鬥後者。這樣,本質上是領導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眾在當鬥爭主力了。因為會上發言批判、出手毆打、執槍關押、破門抄家的,都是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甚至,這支積極分子隊伍就叫「群眾專政隊」(專業公安機關不出面,只作威懾力量)。

4、處理階段

運動最後結果是提拔一批人(鬥爭積極分子們入黨提幹評先),處理一批人(被打擊對象被戴帽、開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術為「挑動群眾鬥群眾」「以群眾制群眾」。製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馭下有術。從延安整風發明此術以來,屢用屢靈。

作用

「群眾運動」妙處一:形成群眾人人自危的氛圍,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窺視,搶先告密,討好領導。織成了一張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天羅地網。使大家「只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

「群眾運動」妙處二:每場運動在產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時,也產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發泄了內心施虐欲,利益是公報私仇,利益是火線立功入黨提幹(古稱用別人鮮血染紅自己頂子)。況且有專門政策規定:即便事後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脫受害者,但要「保護鬥爭積極分子的積極性」,也不會追究誣告、打人乃至於殺人者的責任。(這樣,「群眾運動」始終有群眾基礎)。

「群眾運動」妙處三:積極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滿足內心施虐欲,並使自已這類走運者物以稀為貴。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來——爭取立功減刑,並使自已這類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輕壓力。(這樣,巧妙發掘並利用了人性中惡的一面)。

補充:反右運動時,群眾互咬尚未形成習慣,上級便往各單位硬壓指標,規定被打擊名額,達不到則拿單位領導人充數。由於毛時代「運動」每幾年來一次,到文革時,中國百姓己習慣成自然,運動號令一下,群眾便習慣性地互相撕咬起來。

所以,現在為文革唱讚歌的,許多是當年鬥爭積極並以此為樂,「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人。

客觀地說,領導者玩弄平民於股掌中,有史以來,以此為最成功。

五、賤民階層

運動中的倒霉者成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務、走資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劃出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這一批人被打入另冊,加上「血統論」政策使其直系親屬也淪入另冊,於是,另冊人口成為社會上倍受歧視的群體,成了賤民階層。

當時習慣上稱為「05%」。其實,若加上「血統論」拖進的直系親屬,該階層佔人口比例應在20%左右。

賤民階層成員生存狀況極惡劣。不允許入黨當官參軍上大學。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時大家都可以隨意欺侮他們。甚至於打死打傷完全無生命保障。運動一來,有理無理也揪出來批鬥一番,開會時要在會場前跪成一排。(當時有種說法叫「把監獄放在社會上」讓「群眾專政」)。

賤民階層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會安定。通過發動「95%」打壓「05%」,取得如下效果:

1、「轉移視線效應」。行政管理上發生的罪責挫折都可以推到「05%」頭上。轉移了「95%」的視線。

2、「排泄渠道效應」。使「95%」可以通過施虐於這些賤民,取得心態平衡。

3、「殺雞嚇猴效應」。由於「95%」到「05%」之間並無一道鴻溝,縣團級黨委就有權給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從「95%」劃到「05%」中去。於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於觸怒上意而被踢進「05%」。所謂「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表面是對「0.5%」的公開訓斥,未嘗不是對「95%」的暗示警告。

試想,除最高領導人外,連國家主席、開國元勛、元帥將軍、省市領導、大學教授、勞動模範們都能從座上客翻為階下囚,那還有什麼人敢說自己就肯定不會掉進賤民階層的深坑裡去了。

4、「地位比對效應」。從理論上講,一個社會要穩定,社會階層上最好形成兩頭小中間大,即有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設置了「賤民階層」做墊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農民抬升到社會「中層」地位。

設身處地,我是一般工農。那麼,我通過(眼光向下的)比較、形成了優越感滿足感。我通過(對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貧困勞累帶來的鬱悶感。我通過(親身體驗的)批鬥,形成了恐懼感自律感。於是乎,我心態平衡了,我知足了(儘管我貧困勞累)。

補充:另有兩個群體,名義上不是賤民階層,但實際享受的半賤民待遇。

知識分子群體(五七年反右從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鬥從業務上被貶低,稱為「臭老九」,是「被改造對象」)。

內控人員群體(通常是歸僑。歷屆舊政權的士兵、警察、甲長、公務員。被發現曾過有對社會不滿言論者。刑滿釋放者。歷史不清者。特嫌)。內控人員表面與大家一樣,但個人檔案內秘密註明「內部控制使用」。他們不被信任而被時刻提防,但他們自己往往並不知道。

六、城鄉二元結構

城市居民有戶口、糧食關係。憑此發放糧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煙票等高達七八十種票證。在市面上,這些基本生活資料光憑錢是買不到的,必須同時憑票證。定量供應(份量在吃不飽也餓不死之間)。

農民無戶糧關係(也即不發放以上票證)。於是,離開本鄉本土不能生存,進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農民離鄉背井,被稱為「盲流」,輕則遣送回鄉,重則被公安機關「收容教育」。連「暫住證」的機會都沒有)。

城裡人無批准,到處流動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證是由本地本單位發放。離開本地本單位就沒有生活來源了)。死死被捆在單位裡了。(文革中期,企業、學校內實行軍隊化編制——「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思想革命化、領導一元化」,上面對下面的管制更極端化)。

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動。

人口流動凝固化,使社會閉塞,安定(呆滯)。順便也阻絕了口口相傳的信訊流通,支援了第1點。

七、大鍋飯式分配

單就平民的經濟生活而言,消費較平均。但這是「等級平均」。

計畫經濟模式下,社會財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則構建成全國統一的經濟收入金字塔,經濟收入與政治等級嚴格掛勾。官越大者錢越多,官越小者錢越少。中國有史以來,權力與財富的結合從來沒有如此緊密。

同一等級,無論在全國何地,基本上工資收入相同。

但從等級間不平均上講,比改革開放的今天更甚。毛時代,單從工資上講,最高級與最低級相差三十餘倍。況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費變為職務公款消費的比例愈大。工資收入佔消費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況,權力越大,調用公款合法為自己及家庭服務的途徑越多。

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錢精神」,艱苦樸素。把追求消費醜化成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是「變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撫作用。

當時有人歸納其規律:「榮華富貴由上面發出,艱苦樸素從平民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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