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郭小川的检讨书:我与林彪叶群的关系


1971年,还在咸宁干校的郭小川居然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先是被武汉军区借调参与纪录片《前进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解说词的写作,后又应兰州军区之约撰写另一部纪录片的解说词,跟着是沈阳军区的诚恳相约。三大军区争相约请,鼓舞了郭小川,让他产生了重返主流社会的冲动。

1972年9月,郭小川被借调到国家体委,为庄则栋撰写报告文学。

历时半年,《新体育》杂志把凝聚着庄则栋思想、署名郭小川的文章《笨鸟先飞》搬上了杂志。同年7月,《体育报》刊发郭小川歌颂领袖、歌颂“文革”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横渡》一经刊出,即引来圈内圈外人士一片好评。文艺界名流何其芳更是赞誉有加,说:“中国诗坛的希望寄于小川同志。”就在一片喝彩声中,激情洋溢的郭小川又参与了反映乒乓球队生活的话剧《友谊的春天》剧本的改写。就是这台话剧在不久之后成了第三次批判郭小川的导火索。

1974年3月底,于会泳公开指责《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其实,并非是郭的作品有问题,而是江青有意要整他。50年代初,江青作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在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中,下属郭小川让江青很失望,用江青的话说,郭批《武训传》不积极,批《清宫秘史》不热心。这笔账在江青那里一直没有勾销,只是到了“文革”江青才进行清算。

江青等人大举封杀郭小川,彻底击碎了他的创作梦想。受到批判之后,郭小川在致友人王榕树的信中,曾战战兢兢地说:“这以后,如不是中央领导同志分配我写作任务,我无论如何不敢再写了。”而从他在致女儿们的信中更能看出他的绝望:“从此后,决心与文艺工作告别,自己不写了,别人的也不帮了。将来到农村,只想为一个生产队或大队的事当当参谋,劳动学习,了此一生。”“与文艺告别,这不是‘伤心话’,我实在是不敢搞了,这工作太容易出问题,我的年龄、身体都不能胜任了。”

1974年4月15日,郭小川以戴罪之身,被勒令返回咸宁干校。与此同时,文化部奉命在加紧搜集郭小川的“黑材料”。这次对他重点审查的两大罪状是他与“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那首“‘万里长江横渡’是明目张胆地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根据是林彪案专案组在审查叶群笔记时,在其中发现了“文艺问郭”的字句;而《横渡》被认定是歌颂林彪的黑诗,则是因为郭1970年7月在武汉畅游长江产生创作《横渡》的冲动之时,林彪恰巧在武汉,怀疑诗中“崭新的太阳”是在暗指林彪。

1974年9月27日,郭小川交代了他与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关于叶群我认识叶群大约在1941年秋天以后。因为我的爱人杜惠是女大的,叶群当过女大的干部科长,她们在女大认识。我和杜惠确定了爱人关系是在1941年九十月,大概是她来看我时,她见了叶群,我才和叶群认识的。认识以后,是比较接近的,特别是杜惠来了的时候,我们常和叶群谈谈玩玩。既然接近,就必然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我记得,那时候的叶群是以“政治开展”自命的,她说她是北平女二中(或女一中)的学生,1935年就入了党,在女大又当过科长,所以我们谈话时也谈国内抗战形势和世界大战形势(那时我对战争形势相当熟悉),但主要是谈外国作品和身边琐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谈她和宋某的感情关系,说她既不能夺她的好朋友陈某某(当时已与宋某结婚,被派往重庆工作)的丈夫,又有很大矛盾,她实在是爱宋某。我想把她介绍给另一个人,不赞成她跟宋某发生那种暧昧关系。她说:她也知道不对,只是控制不住感情,结果我并没有把她介绍给丛一平。她谈这个问题不止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就是整风前夕,那时林彪追她,头一天,他们谈崩了。第二天在校门口遇见我时,她大骂林彪,说他品质很坏等等,我还劝过她,说: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对领导干部采取这种态度。

在延安整风中,不记得她有什么活动,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只记得,她骂林彪不久,就和林彪结婚了。她和林彪结婚的具体时间,我不知道。我对她的突然改变,是不满意的。

在1943年三四月审干初期,见到她一次。那时,她已调到本校(中央研究院已改为党校三部)组教科了。她一见我,就训我一通,说:“你这人太单纯了,太没有警惕性了。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特务,你都不知道。”我听了,对于特务这样多感到惊奇,同时,我对她这个人也不满,我心想:过去你不也“没有警惕”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百分之八九十是特务呢?

这以后好像就见不到她了,没有她的印象。

一直到1949年末或1950年初,宣传部长赵毅敏把叶群分配到宣传处,但她只翻译苏联报刊上的宣传员文章,业务由赵毅敏直接领导,我们只管她的生活,在楼下给她找间办公室。但她很少来上班。几个月以后,她就根本不来了。这期间,我和她闲谈过一两次,她谈到,她在东北这几年因为生孩子,没有做什么工作,又哭哭啼啼地说了林彪和彭真等人的“斗争”,她谈了很多细节,我至今还记得,因为当时我听了也很激动,认为林彪“了不起”。

此外,去年或前年发现我家的照相册上有一张林彪全家的照片,可能是叶群送给我的老婆杜惠的,也有可能我和杜惠一块儿去过她家,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她的孩子我也从未见过,--这张照片,是我老婆发现的,她要烧掉,我想,烧不烧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与叶、林二贼早已没有接触,放在那里算了。以后,去年冬天,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人民日报》领导已经决定:把林彪写的语录统统烧掉,因为有人出国时在海关发现带出的书籍中就有林贼写的语录,这时,我才整理一下,连相片和语录以及林贼的像一起烧掉了。

1960年国庆,我在天安门前观礼时,又见到了叶群。我们谈了一两个小时,主要谈了十年来的各自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一些熟人(如陈伯达的前妻文菲等)的情况,因为我听说林彪从1952、1953年起一直生病,后来才在彭德怀垮台后当了国防部长。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年都在哪里,叶群好像说,她和林彪经常不在北京,而在外地休养,由于对领导人的行踪不便过问,她也不肯多说,谈谈就算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要我介绍中国小说,林彪想找一些生动的语言,作为教育战士的口号。我说:我没有看过多少古代小说,也就是《三国》《红楼梦》这些书,别的,我也没有看过。另外,说到林彪时,她说:“林彪这个人确实是能想问题的。”我说:“当然,他甚至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我和叶群的接触情况,就是上面这一些,从来没有通信,也没有除上面所交代以外的往来。

关于林彪--林贼的名字,我早于1937年看斯诺的《西行漫记》时就知道了。他指挥的平型关战斗,我当时就听说了。以后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中,看过他的文章。不过,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延安党中央召开的欢迎周恩来同志回延安的大会上(时间可能是1942年初)。林彪讲了几句话。我在延安时,只见过这一次。
在解放战争中,我在热河工作,属东北局领导。那时,对林彪的宣传是很多的,还流行一个歌子,开头就是“林司令员,林司令员……”他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我也听说过。从这时起,我就更崇拜他了。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1949年,刘、邓大军路过武汉时,中南局开了一个会,林彪在会上致了欢迎词。

第三次见到他,是1949年7月1日,在纪念党的28周年的大会上,他做了“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他就讲天资问题,宣扬了他的反动的“天才论”(对此,我在批林整风中写过揭发材料)。我当时想:林彪的天资是很高的,联想到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天资也不低,就是受了他的毒害,对我以后犯错误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四次见到他是在中央局党报委员会上,这次会议是邓老主持的,人数不多,10人左右,主要由廖井丹汇报《长江日报》的情况。我坐的位置离林贼不远,我曾注意他,他在会上一言不发。

第五次,是他把我叫到他的家中,让我给他写一个谈国际问题的广播稿。过去,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一次,他也认得我了。他不多说话,交代给我这个任务后,我就出来了。

第六次,是几天以后,我把稿子写完,就送到他家,他看了一遍,说:“很概括。”此外,便不说话了,我也离去。

经过我再三考虑,我见过他只有这六次;当然,解放后,我每次观礼时,都用望远镜望主席,有一两次也望到过他,但我并不太注意他,我注意的是主席、总理、朱德同志还有刘少奇。

我虽然很少见到他,而且多是在大会上(工作接触只有写广播稿那一次),但是,他对我的思想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是他的“天才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拼命读他的语录。而且,几十年来我从未听说他在历史上犯过什么错误,从未听过有人说他做的坏事,我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大概是在延安听说的),但不知道是批评林彪的,所以一直对他没有坏印象。到他“自我爆炸”以后,我对这个反革命的认识才越来越清楚了。

不过,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我也想过,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是总理,而是他?我对他的崇拜,怎么也超不过主席及总理。

这里有一件事是可以说明问题的。1963年夏,我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时,曾与当时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谈过一次话,我对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是完全拥护的;但我以请教的态度提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对“好八连”中提到的“学一点,用一点”“立竿见影”这些口号有些怀疑;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多学点呢?而且学习毛泽东思想应该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似乎不能只学一句话、两句话。此外当然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唐平铸却立刻把我的话用电话告诉了当时在北京的《解放军报》社一副总编辑胡痴(他们传的与我说的话有不少出入),胡痴很快报告了萧华,萧华又报告了总理,总理又送给《人民日报》的吴冷西,吴冷西给我看了,我说:与我的原话有不少出入,吴冷西叫我写个更正材料,我便写出交给他。此事,当时就算完了。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唐平铸当上了《人民日报》负责人,在我被群众审查批判时,他又把1963年他揭发我那个材料拿了出来,交给群众批判,说我反对毛泽东思想,也反对林彪(其实1963年我确实不知道那些口号是林彪提的)。这一批,真是把我批得心服口服,我从心里认为我是错的,而林彪是对的。从此,我更崇拜林彪了。我在检查材料中和受审查的人的会上,经常引用林彪的语录,他那些反动的话,我都一句一句地接受,再不敢有什么怀疑。所以,到1971年春我在武汉军区拍摄的纪录影片《前进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的解说词上那样“歌颂”林贼,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向党保证:我和这些人从无不正常的关系,有的只是思想影响,主要是林彪对我思想有影响。这个事实,是不难审查清楚的。

(摘自《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郭晓惠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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