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有什么可信度？？？

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 二月间，全中国正在饿死上千万农民时，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也就是今天的《求是》和《人民日报》，不顾全国人民和该报刊编辑人员都在饿肚子的事实，日复一日，天复一天的欺骗全世界，粉饰太平，《人民日报》颠倒黑白地发表了《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好消息。在四川和甘肃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人口的情形下，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四川省委在其办的杂志《上游》还吹嘘：“农业战线连战连捷，情况良好---”当河南的南阳和信阳地区已大面积出现“村村断炊烟，户户无鸡鸣。”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在向中共中央汇报：河南的粮食亩产都在万斤以上，农业形势大好。到一九六0年十月，全国饿死的农民已达二千万，十月一日，《人民日报》不再吹嘘农业的大好形势，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并公然欺人欺天地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遇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逃荒饿死的历史命运。”好象中国的农村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无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可查历史气象记录）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罪于“老天爷”。到一九六二年，把饿死几千万人的原因定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人民日报》成功地用谎言蒙骗中国人民，特别是城里人，许多中国人至今提到那几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如何如何---”为此，有人曾为“老天爷”打报不平，专项对那几年的气象情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气象状态良好，适合种植和收获。

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受灾，绝不至于造成全国同时饿死几千万人。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县王五房村的农民对工作组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个国家，也不可能全国水洗一样地挨饿，总会有个地方逃荒要饭吃，这可好，六0年一到，全国一样，连要饭都无处要，只好干瞪眼饿死 ---”。

七十年代，在河南和全国的许多地方，经常有许多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在党组织的忆苦思甜大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苦：“那万恶的六0年哪！全村饿死完哪！，天杀的旧社会，人民还能要饭。”使组织者尴尬万分，但报刊上绝不提这些事实，确在说人民群众在大会上如何痛恨地主阶级和万恶的旧社会。

如果说六十年代收音机刚普及，人民只能靠《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得到信息的话，中国的主要媒体是《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它整天撒谎，日复一日地颠倒黑白，人民因看不到图像信息被欺骗还算正常的话，那么当有图像的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出现后怎么样呢？七十年代中后期，用更先进的图像电视媒介为政治服务，就成了我们的当权者继续欺人欺天的新技术手法。

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新闻大事前因后果，我们的媒体摘头截尾，只取有利于专制政党统治的内容报道，国内的重大消息要先从国外转一圈回来后，通过所谓友好的外电报导，人民才知道，多么奇怪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当人民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那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为什么不起来革命时，我们的媒体还在洋洋得意地向上级表白自已制造的舆论导向长期给人民洗脑，洗得人民大脑糊里糊涂的功劳。而当人民从非正常渠道，知道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原来比我们过得好的时候，除非既得利益集团，有谁会再相信你们对别人的述描。
当学生和人民反腐败的呼声被压在坦克的轰轰履带之下时，谁会相信他们都是暴徒？当我们的媒体宣称：反腐败取得巨大成果时，谁不相信，一浪比一浪高的腐败高潮还在后边！当企业普遍赔本，工人发不出工资，农村贫民，城镇下岗大军日益壮大增多的时候，谁会相信你的经济增长率是什么七七八八和人民生水平日益提高的鬼话。

你主流媒体不报道人民的疾苦，那没关系，天无有绝人之路，幸而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互联网。你不让人民说话么？你报上不肯报道实际情况么？你电视只唱赞歌么？你在大牌网站删贴么？在你专制独裁铁幕下的柏林墙上，总有若干条透风的墙缝。

在WTO向我们走近的时候，中国媒体的老板们，你们想想：何必呢，整天的左右堵防，你们累也不累。你们在与世界上各大传媒的民众信誉度比较中，你们脸红也不红？就连前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都宁可让自已对手的英美媒体记者报道他们国内的实际情况，而不让你们靠前，你们羞也不羞？

申奥成功后，你们不改变你们几十年一贯的做法：如今马上要加入WTO，你们还不准备改变你们的做法吗？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人民生活在多种信息的蓝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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