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统治危机 (一)

在华盛顿某些圈子里，预测中国谁将上台接班的话题已成为茶余饭后的热点。由于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人口最大国的巨大赌注，这一过渡时期所引发的好奇心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一切正常，中共计划在今年秋天的十六大上选择新的年轻的领导层，在位的76岁的总书记江氏可能下台，由59岁的副主席胡锦涛接替，全权的政治局常委以及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大部份成员将退休。另外，中国总理朱熔基将于三月下台，全国人大（该国的立法机构）委员长李鹏也可能离职。

在一个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制的国家，接班是玩政治阴谋和改变政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对江之后领导层的组成，党内斗争，政策内幕的猜测盛行一时。遗憾的是，那些有希望晋升到顶层的人的背景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大多数新面孔基本上是技术官僚，有些人资历不浅，但政绩平平，其余跑在前面的是自称拥有丰富经验的各省党领导，但对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无论如何，猜测即将发生的领导层变换是否会立即影响到政策是徒劳的，因为江即使在半退休之后，也会施加一定影响。在三至五年内北京可能不会出现一个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新领导人，而且不管接班过程会如何上演，单纯关注于北京的权力演出却会忽略真正的故事：中国正在面临一场暗藏的统治危机。这一事实将吸引住那些相信北京面临的利害关系远大于一场随着音乐抢座位游戏的人。

北京的统治危机迫在眉睫的说法听上去可能耸人听闻。对外部世界而言，中国是一幅有动力有希望的画，其潜在的市场规模，持续的高增长率，以及最近加入世贸组织，使得该中央王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标（2001年为460亿美元）。跨国公司一想到其未来的发展就垂涎三尺。但在这进步繁荣的轻浮画面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被上海，北京和其它沿海城市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所掩盖。中国的未来及西方在该国的利益，关键取决于北京的新领导人如何应付这一暗淡的现实。

冒牌共产主义及其失败

二十多年改革中的根本矛盾是造成中国当前危机的原因。在这二十多年期间，中共集团令人吃惊地从沉醉于阶级斗争到迷恋于发展速度，这种冒牌共产主义特征是列宁党和带有全球主义色彩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姻，它只是掩盖而不是消除了根本矛盾。相反，这些矛盾正愈发尖锐而无法被忽略。原先被隐藏的过渡期间的代价现在已开始浮出水面：进一步的变革不仅意味着深化开放市场，也要实行政治改革，而这种改革会危及到中共的权力独裁。

涌现出的矛盾根源在于中国统治集团最根本的本性，例如，政府的市场经济政策在独裁和掠夺政治中实行，使得中共看上去像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精英而不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公开宣称要坚持维护其政治领导也同其声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法治国”相矛盾，因为市场经济和法制的最低要求是用宪法制约政治权力，中共实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决心没能回答一个问题，怎样保证社会自由不受政府反复无常所影响。党对独立的利益组织的一贯担心使其对这类团体在工业化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毫无准备。国家脱离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中延续下来的尚未解决的矛盾成为中国政体，经济和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的来源。

在快速发展的1990年代，日新月异的繁荣和相对平静的政治掩盖了矛盾不可调和的本质。经济上，即使某些困难的改革（尤其是影响到金融界和国有企业）停滞不前，不断加速的开放和深化的同世界市场的接轨形成了空前繁荣。政治上，统治集团从苏共的崩溃（“这是因为经济，你这笨蛋”）中吸取教训，紧密团结，采取的策略是优先发展经济而不触及政治体系。

这一政策在头十年起了作用。在该政权内部，反对市场改革的保守派被排斥。中国的民主运动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到达顶峰，在其领袖被流放或监禁之后也变得软弱无力，所造成的平静结束了1980年代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两极争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变化同时消除了两派不同意识形态的声音，否则他们会嘲笑那位皇帝没穿衣服。因而，该政权逃脱了用深化政治改革来减缓冒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矛盾的压力。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加和信口开河的“中国世纪”论调，甚至有些怀疑论者也认为中共已实现了天方夜谭。

然而，外国投资的浪潮并没有解决中国当前政治系统和必需的法制，市场经济，开放社会之间的冲突，实用主义者可能会把这些矛盾看作是在认识上无关紧要的小麻烦。不幸的是，其后果却是真实的：这些矛盾排除了一些本可以对统治集团自身长期有利的改革方案。为使自己放心，中国的实用主义领导者作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以适应许多社会经济的挑战，如中共最近让企业家入党，但这些变化全然不足以代替真正的制度改革以使中共恢复元气和重新合法化。

泡沫经济

回过头来看，就不得不把90年代看作是失去机会的十年。中共领导层本可以利用经济成长，以1980年代的基调为基础，通过渐进政治改革的方式更新自身。但它没有这么做。如今，十年来的裹足不前所积累的代价变得越发明显，在许多关键方面，中国杂交的新极权主义制度恐怖地体现出政治僵化的病态，既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又像苏哈托家族资本主义时代的印尼。

这些病态，如腐败蔓延，地方官僚勾结，溜须拍马，普遍丧失信念，都是统治能力退化的标准特征。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衡量一个政权的统治能力是以其推行三项关键任务来衡量的：寻求政治支持，提供公众物资，管理内部压力。这三个治国要素－－合法性，政绩和消除冲突－－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一个有能力提供充足的公众物资（教育，公共健康，法律秩序）的政权更容易获得普遍的支持并减低内部压力。但是，在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国，有效的统治与执政党的健康密切相关。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可靠性，以及拥有广泛号召力的核心价值观是有效统治的必需因素。相反，执政党力量的衰退使其走下坡路，严重地损害这个党国的统治能力。

中国国内的大量迹象表明，这一过程确实在形成对统治的巨大伤害，造成的紧张使得中国统治者的政治经济选择日益减少，可能不久将被迫采取冒险的改革以制止腐败，否则冒牌共产主义不会比网络公司寿命更长。

共产党的终结

中共的衰落始于毛泽东统治时代，其晚期的政治狂热在1966至1976年的文革中达到疯狂，严重地毁坏了中共。邓小平的上台以及他的渐进改革延缓了中共的毁灭，因为经济上的增长，大规模镇压的结束，及个人自由的扩大部份地弥补了中共败坏的形象。但是邓的市场经济改革形成了另一种机制，开始腐蚀中共的支柱，由于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很大一部份愈加贫困，包括生产粮食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税收饥荒使得国家无法补偿改革中的失去利益者，结果除了提倡自我牺牲和开空头支票之外，中共无法在对政府不满的群体中得到政治支持。

中共的一些权贵们同时也将政治权力转换成经济利益，利用官场交易发财致富。在一次调查中，从一所地方党校接受培训的干部中，大约三分之二说他们的晋升完全取决于上级的青睐；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认为靠自己努力会开拓仕途。被内部的私下官场交易搞得四分五裂的执政党几乎不可能从社会中赢得广泛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原先中共专长特征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实际上已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一种简单的解释是这类运动会引起混乱并导致政治极端，如同毛的年代。然而更确切的原因是，即便中共想采用政治运动，也不再拥有发动运动所需要的政治号召力或组织能力，如北京企图抑制8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人士和90年代末的法轮功精神运动。越来越多的是，当中共面临对其权力的直接挑战时，通常是依赖镇压而不是动员公众反对其对手。

僵化

中共的衰落可用三个领域来衡量，组织渗透力的萎缩，权力和公众号召力的侵蚀，以及其内部纪律的瓦解。回顾以往，中共组织性的衰落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历史上，列宁党只有靠国家控制经济才能发展成长，这种经济提供的经济结构（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形成共产党的组织基础。追求市场改革使得农村公社和国有企业瓦解，中共成为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新的经济结构基于家庭农业，私人经济和个体劳动力，这和其党的机制格格不入，例如中共的内部报导称，近年来农村半数党支部呈“虚弱”或“瘫痪”状。在市区，中共无法渗透到发展中的私人企业，其原有的组织基础已随着国有企业而崩溃。在2000年，百分之八十六的全国一千五百万私人企业中没有一个党员，中共只能在百分之一的私人公司内建立党支部。

与中共的组织性腐败并行的是其在公众中的权威和形象的衰落。1997至1998年在北京对818名外地民工做了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中共的普遍形象是自我利益集体。只有百分之五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党干部“为乡民的利益工作”，百分之六十认为他们的地方官员“以权谋私”。其它民意测验显示了公众相似的对中共的负面看法。1998年中共反贪污机构主导的一项对十省的一万二千名城乡居民的调查发现，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同意“大多数的党和政府官员是廉洁的，” 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只有少数党和政府官员是廉洁的。”

在中共官员失去威信的同时，党的意识形态号召力也彻底消失。1996年官方的全国工会所作的调查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五接受民意测验的工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理想，”百分之七十的人说他们最大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幸福。甚至一些权贵们也开始承认这一事实，尽管很勉强。1998年在东北吉林省对673名官员作民意测验，发现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认为政府形象和权威已经衰退。

中共组织和威信衰退的核心是党员信仰和内部纪律的崩溃。溜须拍马和腐败盛行。地方上的中共领导人买卖官职在80年代还是闻所未闻的，但到了90年代却十分盛行。1998年官方反贪污机构对两千名省级官员作民意测验，发现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认为买卖官职方兴未艾。

更为担忧的是，尽管腐败显露出的致命威胁已超过失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最严重因素。中共表现出无能力执行内部纪律，最近的官方行动，尤其是起诉和处决了几名高官，试图造成以体现中共领导层在同腐败作斗争的声势。但是全面观察这些数据会发现不同的事实。大部份被政府逮捕入网的腐败官员看来都轻易过关，从轻发落。例如1992年至1997年有六十七万党员受处罚，但只有三万七千五百人，即百分之六被刑事起诉。说实话，自我监督对一个不用对任何人负责的执政党来讲是不可能的。据一名中共高官讲，近几年中共只开除了百分之一的党员。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共政治衰退的最大因素可能是缺乏竞争。竞争会迫使该党重订党章，吸收真心为民的党员。但就像垄断公司，中共竭尽全力防止对手的出现。没有了外部压力，类似中共的专制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全面的病态，如官场交易，组织虚弱，以及不负责任。更重要的是，当政治环境突然变化时，一党制几乎不可能应付新出现的竞争对手。苏联集团的崩溃，以及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专制政党（如墨西哥社会革命党）的失败表明，政治动员力的侵蚀构成对中共的长期威胁。

（待续）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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