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叶：永别朱镕基！

不久前朱镕基到香港高喊"我爱香港"，又表演了一次激情戏。这种令人肉麻的口号，当年朱镕基到美国"消气"的时候，就曾经喊过，不过用的是英语罢了，而他倾吐爱意的对象则是美国和美国人民。作为中国的总理，跑到美国去"爱"别人的国家和人民，不能不让人反感。那么"人民的儿子"朱镕基，又是怎样"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呢？

当今太上喜欢演戏，演的是滑稽剧，似乎颇有些娱乐效果，让人在开口一笑之余多活几年。而朱镕基演的是"主旋律"的"清官"剧，却很能欺骗一些善良的人。当年朱镕基喊的口号"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云云，让很多人热血沸腾，似乎苍天有眼，又一个包青天奇迹般地产生了，中国又有希望了。

八九年朱镕基一曲"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给听说的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加上他被打为右派的经历，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他会有些正派的品格。但是不少清醒的人根本不相信什么"青天"，对这位横空出世的人物仍然"听其言，观其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位"青天"表现出来的，无非还是那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党国官员的共同特色。

在作副总理主管经济时，"懂经济"的朱镕基对于过热的经济，不是对症下药地约束政府投资，压缩政府开支，制止政府部门参与市场经商，而是严令银行紧缩银根，收缩贷款，于是银行纷纷拿私营企业的贷款开刀，撕毁贷款合同勒令提前还贷，而朱镕基对国营企业的烂帐"三角债"却继续投入大量银行资金。结果中国经济活力所在的私人企业大量倒闭，经济迅速降温。从增长率的数字上看，似乎是达到了朱镕基期望的目标，于是朱镕基得到了"经济沙皇"的称号。朱镕基对自己让经济"软着陆"的绝技颇为得意，在记者面前吹嘘自己凭此足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正是朱镕基的这些得意之作，在后来使得中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可能复苏。

朱镕基还向全世界宣布台湾的民主"是个笑话"，又一本正经地保证将赖昌星从加拿大弄回来后"不判死刑"，明明白白地表现出这位总理对现代社会一些基本知识的见解荒唐，他自己才真正"是个笑话"。当然，同无能的李鹏相比起来，朱镕基非常能干，能干之处就在于非常能敛财、花钱，这就是所谓的"懂经济"的主要表现，也是朱镕基自豪的资本。正是因为能干，朱镕基极爱虚荣，听不得不同意见。为了他的面子，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惜一切代价"是朱镕基的口头禅。朱镕基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就是爱摆弄些数据，有时候一兴起就信口乱吹，比如二○○二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吹嘘本届政府"建设了九万五千万千瓦的电站"。实际上到一九九八年底，全国总装机容量才二万七千多万千瓦。人民网发布的全文，到后来又不得不将这句牛皮删掉。

由于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农业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行业，虽说每年有四亿多五亿吨的粮食产量，平均到人头，产值还远不到一千元，但这却是在没有其它收入时，农民年收入的一个大头，同时粮食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从八十年代初开放粮食市场以后，国营粮站形成的垄断格局被打破，粮食相对自由地在市场流动，农民和市民都得到好处，这对农民的现金收入逐年增加有着现实的意义。

朱镕基曾对全世界吹嘘，中国的粮食储备可以供中国人吃两年。后来却发现粮食系统有两千亿元的亏空，粮食储备几近空虚，朱镕基的大话才真正"是个笑话"。朱镕基恼火之余，就搞起所谓的"粮食系统改革"，试图重新恢复粮食系统旧有的垄断地位，再搞统购统销那一套，比如规定长途调运粮食必须通过国家粮站。本来粮食系统由于态度恶劣、压级压价、收购粮食后不给钱而给白条，深受农民痛恨；而私人粮食贩子由于竞争，会相对公平，出价总是高于国家粮站，更主要的是给现金，对农民增加收入少受气有着实际意义。再加上贪污、腐败，粮食系统在一九九八年就已经实际破产，地方粮站已经纷纷准备解散。由于朱镕基的改革，粮食系统起死回生，重新获得垄断地位，对农民变本加厉地压榨。这种"改革"由于逆潮流而动，经过三年多回光返照，最后不得不重新放开粮食市场。粮食系统的亏损累计达七千亿元。不光是粮食，棉花、蚕茧等农产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都曾有过国营和私营企业的价格大战，朱镕基重新垄断市场的"改革"，虽然暂时消灭了这种现象，但最吃亏的是农民。按照政府的数字，农民年收入的增长率立即大幅度下降到2.1%，受到直接打击的是原本活跃的农村经济。

朱镕基的粮食系统"改革"和其它农村政策带来的恶果，就是严重打击了农村经济。广大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因此丧失了相当多参与市场并扩大市场的能力和机会。这不仅使农村经济萧条，对于城市经济也有着很大影响，因为农村同样是城市工业品的巨大市场。八十年代初由于土地承包制度、粮食市场开放，农民有了现金，就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初始动力，而农民本身也是改革后最早最活跃的商人，由此产生的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生机勃勃的力量。而九十年代暂住证、身份证等等强化隔离制度的政策出台，各级公安根据这些强化政策，"靠山吃山"，对进城农民进行盘剥甚至任意抓捕收容，更加上地方政府的超高额人头税，一方面掠夺了农民微薄的一点进入经济活动的原始资金，并增加了人身和财产风险，使得广大农民在经济活动中几乎没有机会，更不用说像八十年代那样迅速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农民购买力大幅度降低，直接影响到城市工业品的销售，这与经济萧条有着直接关系。没有购买力的人口，绝不会成为市场。对比一下八十年代的情况，农民只要有当地的介绍信，就可以到各地经商而不会有失去人身自由并损失财物的危险，那才是农民大展身手的好时候。

当然朱镕基可以拿出许多数字说明自己能干，比如二○○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一亿元，比上年几乎增加18%，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7.3%(国外专家以为实际只有3.5%)相比，高出好几倍，是一九八九年财政收入的6.2倍，而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则增加到5.6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二○○一年中央财政收入达九千一百七十四亿元，是一九九四年的6.2倍，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只增加到2.1倍，即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幅是同期经济增幅的几乎3倍整！再来对比一下，一九七八年全国财政收入为一千一百多亿元，一九八九年为二千六百多亿元，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幅度很少，只有37%；而同期经济增长则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2.71倍(不扣除物价因素为4.66倍)。由此可以看出朱镕基在为中央政府敛财方面，确实非常能干。风行一时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残暴的雍正皇帝被翻案、吹捧的一条主要功绩就是国库的银子增加了几倍，看来真是"与时俱进"，价值观念变了，朝廷越能聚敛越值得称颂。然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税收高速增长绝不会是好事。经济萧条时税收高速增加，只能说明商家和老百姓手里的钱必定减少了，投入再生产和消费的资金必然跟着减少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萧条。一些马屁代表居然大力歌颂每年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争取二○○五年达到20%！老百姓还活不活？！

在朱镕基管经济期间，他搞的改革之一是两税制，即中央政府直接对地方征税，地方税收分开征收，这与过去由地方税收上缴不同。这样，中央财政的口袋迅速鼓起来，而地方税收却大幅度减少，且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反馈却不成比例。另一项所谓的"改革"是财政下放包干。这包括县级和基层政府一方面必须上缴上级政府定额税收，而县级和基层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自己解决，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不管的。由于政府规模急速扩大，基层政府就对农民任意征税，残暴压榨农民，这是导致广大农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急剧贫困的直接原因。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每月八百元才会征收所得税；而农民无论老幼，无论有无收入，都是按照人头征收。正是由于人头税对老百姓极尽压榨之能事，贫者尤其无法承受，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不得征收人头税，中国在清朝也曾改为"摊丁入亩"，"人口滋生永不加赋"。乡、村级政府为了上缴财政，大量借贷，甚至借高利贷，不仅导致大量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处于破产状态，而这些强加在农民头上的债务，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的贫困。这才是朱镕基"成功"的税收改革的真实面目。这种税收改革，是以农民急剧贫困为代价的。对于农民的处境，朱镕基不是按城市居民的同一征税起点来对待农民，从而彻底缓解他们的税赋压力，而是准备将农业税率由5%提高到8.4%，从而将农业税额由三百亿元提高到五百亿元，以为他再发个文件什么的取消其它杂税，拨出二百亿元补贴一下，基层就不再向农民乱征税了。如果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而这样一来就解决问题了，那么农民不还是要出同样多的钱而没有任何改善吗？这种主意，未免太荒唐了吧？

而将农村教育预算下放到乡级政府，更是对中国农村教育产生致命的打击。各种财政预算中，首先遭到克扣的就是教育经费，结果长期拖欠教师工资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这迫使教师不得不采取养猪、在学校经商等对策来获取收入。尤其恶劣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公然逼迫教师去征税。而经费不足，地方政府就要求学校对学生收取高额学费，直接导致大批儿童辍学。直到最近，教育经费预算才被收回县级政府，教师待遇才因此有所改善。《南方周末》曾对一个县调查发现，在税收中分得最大一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教育的投入根本没有，县级财政只有9%。税收最少的乡政府则负担48%，其余全部由农民承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缅甸交界的地区，儿童纷纷到缅甸去读书，因为那边读书不要钱，饭也免费。注意，缅甸可比中国穷得多！

朱镕基为了面子曾经表演过一场精彩的经济增长率为8%闹剧。由于夸下海口要将经济增长率达到8%，而经济偏偏有目共睹地不景气，朱镕基就将"保八"当成了全国的政治任务，年终时终于千方百计弄出个7.8%的增长率自欺欺人。而朱镕基对记者说，全国报上来的增长率数字都高于8%，似乎全国省级官员都说假话，只有他自己就没说假话。但是，从这些报上来的高增长率，又怎么能算出个7.8%？而这些说假话的官员受到惩罚了吗？没有！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下级官员纷纷说假话，只能证明上级官员喜欢听假话，至少说假话无害。朱镕基对全世界记者声明，江西芳林村小学的爆炸不是由于学校制造鞭炮，就是朱镕基公开撒谎的一个例子。学校成为鞭炮工场，恰恰是朱镕基税务和财政"改革"的结果！

空话、口号是朱镕基的常态。回想一下，朱镕基当总理时信誓旦旦宣布的"三年使国有企业扭亏增盈"的目标是不是空话？为了这张空头支票，朱镕基搞所谓的"债转股"，将国营企业欠银行的巨额贷款，变成不值钱的股票，使国营企业根本不用承担还债的责任。这一"改革"不过让那些效益恶劣的国营企业更迅速地烂掉。一堆烂帐转嫁到银行，最终还不是转移到存款的普通百姓头上。而在同时，朱镕基为了解决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其实是连环债务)，强迫自己抓在手里的银行动用数千亿元资金。这虽说能暂时解决掉一些连环债，但国营企业没有债务责任而导致没有信用的关键问题，却更加没有指望解决；而银行投入的资金更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对效益恶劣的国营企业是一种变相的鼓励，不久就产生更多的"三角债"。

不得已，朱镕基再出馊招，让这些烂透了的国营企业到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圈钱，用虚假信息给老百姓形势大好的假象，让人们购买这些国营企业的股票。当这些垃圾股票充斥市场后，再来一招"国有股减持"，试图圈进更多的钱，结果股市崩溃，那些相信政府鬼话的人血本无归。而那些背后操纵的银行、国营企业、官僚及太子党则大捞了一笔。

朱镕基的另一个空话就是政府裁员，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政府机构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膨胀。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在没有建立任何形式上的、更不用说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国营企业为了朱镕基"扭亏增盈"的目标，对于无权无势的工人搞裁员却一点不含糊，造成数千万城市失业人口。这也是他"扭亏增盈"计划的最重要部分，所谓"减员增效"。但这么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生活保障，迅速陷于贫困境地，却造成全社会的不安全感，直接打击人们的信心。与此同时展开的住房改革，剥夺了城市居民的大量积蓄，医疗制度改革则完全抛弃了原本受益的城市居民。这几个大动作使得全社会的普通人普遍没有安全感，不得不节省开支存钱。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急剧萧条。消费减少，造成生产利润减少，造成在职员工收入减少，进一步导致消费减少，这个循环还在持续。国营企业是否应该裁员增加效率？住房和医疗体制是否要改革？当然应该。但社会改革不是玩电子游戏，老百姓要生存、要吃饭，在人们没有基本保障、没有广泛的谋生机会时，就搞什么"大刀阔斧"的大手术，后果必定是致命的。

当"改革"立竿见影地造成经济萎缩后，朱镕基不是对症下药地解决社会保障制度问题，而是想方设法逼老百姓消费。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对一降再降、已经低得可怜的利息征收利息税，似乎老百姓就那么傻，为了节省几个税钱就会像官员们一样大手大脚。另一项措施是大幅度增加各级教育的学费，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学费，因为一般老百姓对别的开支可以省，而对子女的教育总舍得咬紧牙关投资的。同时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将招生人数翻倍。这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高学历失业人口迅速增加。而高学费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更直接严重挫伤了农村儿童读书的积极性，因为他们原本只有比大城市学校低劣得多的教育条件，却必须超过高得多的分数线，才能考取大学，而这种"改革"意味着许多人在付出更多努力、在远远超过大城市学校的激烈竞争中获胜之后，却由于高额学费而不得不放弃，况且即使能完成学业也难找到工作，还有比这更绝望的情况吗？

另一个措施是为公务员加薪。而对普通公务员来说，他们也不过是普通百姓，对于当今社会缺乏安全感的状况，他们同样耳闻目睹，他们敢随意花钱吗？而对有实权的官员来说，工资涨一倍同样不够塞牙缝，如果不是那些公款，他们如何能够花天酒地，如果不是那些不义之财，他们怎么能豪宅二奶的干活？

既然老百姓不愿花钱，朱镕基的最后一招就是政府使劲花钱刺激经济。各种大工程大量上马，各种项目、庆典也是化钱的好方法，如北京国庆就可以挥霍上千亿，治理空气污染又是上千亿。对老百姓有利的当然应该花钱，但花钱应该量入为出，有个节制。而且贪污的最好方法就是上工程，可以说每一项政府工程后面，都有一大群贪官，利益驱动使得官员们想方设法上工程，他们尤其爱好大气魄的工程，比如海口市的官员有本事将全城所有椰子树砍掉种棕榈。朱镕基的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税收，为官员们乱花钱提供了基础，但最关键的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却连影子都没有，于是国家的财富就象流水一样漏到官员们口袋里，再安全地流到外国。乱花起来，钱总是不够的，于是又大量发行国债，朱镕基在总理任上几年就发行国债六千六百多亿元，而这里面有不少又是直接摊派到老百姓的工资里的，实际上进一步减少老百姓的消费欲望，反过来打击经济。还有透支造成的财政赤字，最后还不是要通过在老百姓头上收更多的税来补偿。"赤字总理"的称号，对朱镕基何其贴切。虽然在其它地方花钱如流水，但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基础教育，朱镕基又何等吝啬！

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为了保障港币跟美元的联系汇率，朱镕基"不惜一切代价"；朱镕基最近这次跑到香港去"挺董"，为了香港的繁荣，又要"不惜一切代价"，准备拿他非常得意的两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做赌注。这一切都是为了面子。而香港却是不给中央政府交税的！也就是说，要用大陆百姓的血汗钱，去给香港再镀层金。这样大手脚的人管家，不是败家精是什么？

"懂经济"的朱镕基实在太能干，他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严重打击了城市和农村经济，造成经济持续萎缩，而他的解救措施无非是挖肉补疮，让问题更加严重。他自吹给下届政府积累了两万五千亿元"优质资本"，实际上是十多万亿元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三万五千亿元的银行烂帐，两万五千六百亿元国债，仅二○○二年的财政赤字就高达三千零九十八亿元，及一个萎缩的经济和动荡不安的社会。虽然这不能由朱镕基承担全部责任，但他是主要责任者，是一些主要措施的发起者和执行者。

朱镕基口口声声反腐败，他自己控制着银行系统，而他的一子一女却在银行业中身居要职，毫不回避。比如他儿子朱云来于一九九四年在美国获得大气物理博士学位，然后又去弄了个会计硕士学位。后来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当低级别的雇员，干了两年后，于一九九八年回国就成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最高层的六名成员之一，而且逐渐成为说一不二的人物，其作用与其职位极不相称，破坏了公司的管理结构，造成管理混乱。朱云来这样迅速地位居要职，有这么大的影响，又能在股市当中呼风唤雨，靠的还不是他老子有权势吗？要不然，难道他天生"懂经济"不成？对朱镕基到底怎样清廉，还是存疑的好。

朱镕基在二○○一年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清廉本是对政府官员的起码要求，怎么在朱镕基那里就成了个了不得的业绩了呢？不过，真的谢天谢地，朱镕基总算要从总理位置上走开了。

在一个专制体制中，掌权的人太能干而又好虚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他们往往相信"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偏爱大气魄的动作，干事偏偏崇尚果决和大刀阔斧而不是谨慎，加上听不得反对意见，出了问题又不能面对。这样的人来折腾一个国家，不出问题才怪！如果最高统治者是这种人，那政局就更加颠三倒四，百姓苦不堪言。不信的话看看毛皇帝时候的中国。在昏昏噩噩的当政者底下，老百姓反而还有些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但是，腐败是专制之癌，无论当权者精明还是昏庸，因为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来源于权力，专制的权力不受制度和老百姓制约，必然的结果就是膨胀的权力掠夺更多的利益，孤立无助的老百姓对此无能为力，注定要倒霉。

所以，对目前的中国，千万不要指望什么清官，什么能人，只有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让政府不能随意行为，从而削弱政府权力，进一步削弱中央集权，并根除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与民争利的行为以及垄断政策，即使还没有建立民主制度，老百姓的自由空间都会大大扩展，经济才有可能良性发展。在目前这个制度下，千万不要再来个朱镕基式的强人，中国再经不起折腾。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永别了，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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