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与西门大官人

在以官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当官，是每个人求取功名利禄的最好途径。古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早被时代改造成“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了。古人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一朝金榜题名，戴上乌纱帽，读书成了做官的桥梁，今人则更直接了，“千钟粟”不需寒窗数载书里寻了。吸取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精华，又结合了西洋现代文明的中国官僚制度，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总是不得不以“官”为轴心转动。虽有知识分子们寄予美好盼望的中产阶级崛起了，也无非是“古已有之”的官商勾结，中产阶级的代表，《金瓶梅》中的西门大官人便是两者结合的典型：阔人的嘴脸。

中国社会，政治是伦理化的政治，整个官僚体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义利”为纽带来维系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上下级如“上下其手”，官官相护成一个牢不可破的特殊堡垒。虽然中国文化一贯的“义利之辨”，总是义在利先，君臣际合常以君子淑女之结合作比喻，但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掩不了赤裸裸的利益勾结。这种温情在官场文人吹嘘的“外举不避亲”的实行上实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内举不避于亲”倒是与“家国一体”的国粹相得益彰，日益发扬光大。义利之辨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官民际合常以父子之结合作比喻，“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父君又叫“公仆”，“青天大老爷”，人民便是儿子或“私仆”了。这种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把掠夺集团与被压榨之大众的关系伦理化，也是中国官文化的一大特色。

精通中国国粹的费正清博士在对官文化的理解上正像他的中文名字一样，使中国人感到亲切。他认为，在中国式的官僚体制中，突出之点是“勒索”和重用亲戚，“这是彼此起加强作用的孪生制”。下级官员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照例要馈送上司“礼敬”，官员们的如此外快收入是维持其利益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官员们靠我们今天称之为“系统化的贪污”行为来扩大其既得利益，这是中国特色官场体制必然出现的伴生物。这种建立在“勒索”上的官僚体制内部实际是一个“庇护制网络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中负担的义务比他们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担的要重要得多。国家国家，国与家相通，官场便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家庭”，非私人的社会制度与私人关系紧密结合，这是政权腐化的根源。因此，“招权纳贿、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以及所有馈赠和小恩小惠，是中国官场的通病”。前一段时间，报纸新闻爆出了一个趣事，一个县的头儿，除了不识好歹的“化外之民”，只有他老婆没有向他行贿。既是中国官场特色，此事实多矣，还有什么可奇怪吗？

跳出官场内部看官民关系。老百姓只能看到“官官相护”和“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们除了送上小命或准备掏尽血汗钱，还能做什么呢？而金发碧眼的“老外”就能看出什么了。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提醒他的外国人：“记住中国还不是个民主国家，在政治斗争中常常恢复纯封建手段。在报纸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人人都知道要想向南京进言或者改变它的政策，只有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武装示威”，即中国人所说的“兵谏”，这是唯一可能有效的手段。所以鲁迅反对徒手的学生游行，认为“奉旨游行”的除外，怕只能仅仅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政府衙门前是个“死地”。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当然包括官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和揭示官场生活内幕的小说，其中影响极大的如王跃文的《国画》、何申的《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使“官场”再一次集中地在形象的反映生活的艺术中得到展示。但这批小说在批评界得到部分的肯定同时，伴随的是更多的批评。批评的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津津乐道正面官场人物如何宦海沉浮中极其优秀地洞悉和适应了“为官之道”，并且作者本人在淋漓尽致地展示这些官场游戏法则、技巧的时候也流露出欣赏、玩味的态度，似乎有功于读者以后当官所用。二是当下为官的最高法则是“分享艰难”，这正是上面提到的一篇作品的名字，批评家们作为知识分子一开始以为要已经边缘化的他们与主政者们一道分享“在改革中腐败”的艰难，很快发现理解错了，小说中是乡党委书记和养殖场经理洪塔山分享艰难，发不出工资的小学教师们靠边站，因为前两者是各有势力。

九十年代的官场不同于前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西门大官人”的出现，这是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者呼唤将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后又终于失望的一群。即刘醒龙小说中的养殖场经理洪塔山之流，官人孔太平的表妹被这“中产”人强奸了，但孔太平要与“中产”人们“分享”在改革中腐败的“艰难”，也听之任之了。赤裸裸的利益勾结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特点，在中国式的官僚体制中，突出之点是“勒索”，即“权力寻租”，中产们正是好对象，而后者的钱必须与前者的权力联系，才能使自己成为西门大官人那样的“阔人”。官人和中产人们互有利用，自然一拍即合，共同作“阔人”。只要看过几百年前中国“古已有之”的《金瓶梅》，便明白，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养殖场经理洪塔山之流只不过是当日“我大宋”的“西门大官人”罢了，只不过少了风流倜傥，多了粗鄙俗陋。还有不同的是，现在有精通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厉以宁教授院长之流舍命为其辩护，将当今的“西门大官人”们送到翰林院挂个“翰林大学士”还不知足，还要严禁“郓哥儿们”揭示出西门大官人们的“小”来，先下手为强地诬蔑他们为“仇富”分子。

我虽在官场混迹多年，由于不懂“官场之道”，便成为一个异类，终于“寻找别样的人们”去了。但是，我这一群人中，虽有孟子先生发怪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太祖皇帝终不容于他。到黄宗羲着《明夷待访录》，“访”到自由宪政主义的胡适之先生的“好政府主义”，已经是中西文化结合在官场上集大成了。只有鲁迅是个异类，指出“好政府”与“好药方”一样，除了文人拍马屁和官人们自我吹嘘之外，实在没有什么。

诚如鲁迅先生在《学界的三魂》一文中谈及“官魂”时所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我既为异类，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秋与夏冬”，继续做我的卑贱者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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