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
我获准第一次走进“非典”病区－－－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呼一病区，穿上密封的隔离衣，戴上厚厚的口罩。护士长李红娟仔细地向我交待所有安全事项。李护士长征得一位插着氧气管的病人同意，让我拍了四位护士正为他洗头的照片。护士们如此近距离地与“非典”病人接触，使我对“非典”的恐惧减少了一大半。事后我才知道，这位病人就是广州市中山三院传染病科党委书记邓练贤，他于2月3日因抢救“非典”病人而染病，后因病情恶化被送到ICU病房。4月21日下午5时40分，邓教授去世。
4月17日
晚7时我再次全副武装进入病房。呼一病区的护士们对正患感冒的我还敢再来满脸惊愕。“你怎么又来了？真够胆大的。”她们说。我开玩笑道：“你们天天在这儿都不怕，我怕什么，反正我命大！”
这次我把相机寄放在护士站，先到病区跟病人聊天，尽可能接近他们，了解他们。
38床的郑则广是该院ICU的医生，在抢救一位“非典”病人时被感染，3月9日住进医院，住院的这一个多月时间，他看完了《资治通鉴》、《曾国藩传》，没事就一个人下围棋。他笑称休息这么久已经够了，真想出去重返岗位。
45床一位69岁的老人刘某是危重病人，此时已经人事不省，护士们轮班守护，隔一段时间就上前帮他吸痰、换氧气。
28床的小李非常紧张，虽然他只是疑似“非典”病人。他告诉记者，每天他都会去隔壁房门外看看45床的病友。“老刘是我的精神支柱，他没事我就肯定没事。”他说。第二天下午1时，小李的病情查清了，可45床的老刘却与世长辞。
4月18日
直到病人开始接受了我，我才拿起相机记录他们的生活。当从护士嘴里得知，45床病情危重，可能过不了当晚时，我决定留下来拍摄。护士们劝了我几次，眼见无效只好作罢。
趁有空闲的时候，我同值班护士一起聊天，了解她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她们处在极易感染的病区，尽管每一项防护措施都一丝不苟，但还是有8位护士和8位医生先后倒下。由于担心自己会染上病毒，有的医护人员干脆住在医院，不同家里人接触，有的护士自进“非典”病区后，就不再敢抱自己的孩子了，有一位护士则连哥哥的婚礼都不敢参加了……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非典”病区，你看到的护士永远是那么坦然、淡定和面带笑容。她们说：“不能让病人心里不好受。”
当晚，躺在与“非典”病区一墙之隔的护士值班室的硬板床上，我辗转反侧，呼吸里都带着不安。
第二天一大早，我拍摄到呼一病区的医生们的工作状态：会诊、分析患者胸片、查房以及对离去患者的抢救和叹惜。拍完这一切，我憋住一口气走出医院，冲着路边来往的汽车深深吐出这口气。
4月24日
当我再次走进熟悉的呼一病区时，正赶上几位新的病人入院。护士长李红娟带着护士忙碌着。当我要求为她们拍张合影时，她说：等等吧，等战胜“非典”，姑娘们齐了，你再来为我们拍照吧。
我郑重地答应了。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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