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宏祥：生物武器日新月异

战争是残酷不讲人性的，许多国家为求胜利，往往将科技的发展运用于战争武器之上。翻开人类的历史，当战争陷入紧张对立而难分胜负时，新武器的发明往往成为双方成败的关键。生物武器就是其中最可怕的一种，它不但加深人类所须承受的痛苦，且其残留危险持续颇久，稍有不慎，甚至将导致全人类的毁灭，远较核子武器更不易控制。

病菌作战见诸古代

目前肆虐亚洲各国的SARS病毒，由于尚无疫苗能加以对付，且其成分至今未明，因此俄罗斯流行病学院院长费拉托夫怀疑：SARS病毒是一种人造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很大。另一位俄罗斯科学家寇雷斯尼柯夫更表示，SARS是麻疹及腮腺炎的混合种，由于自然界无法将这两种病毒结合，因此他推测SARS可能是从实验室泄出的病毒。

美国詹姆士城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费雪更直指SARS病毒与中国研究生化战剂有关。若此种说法属实，我们不排除中国研发SARS病毒而害人害己的可能性。

事实上，人类自古已采取用细菌消灭敌人的战略。西元前一世纪，罗马塞多留（Quintus Sertorius）将军于征伐西班牙时，曾将瘟疫病人的遗体，抛射到被包围的敌方城市或水井内，希望敌方染患瘟疫，迫使所谓“未开化人”投降。一三四六年，鞑靼人也如法炮制，利用弹射机将感染病菌的尸体射入敌阵或是敌方水源，造成污染及疾病。其后，黑死病（鼠疫）就从中亚传染到西方，进而导致整个欧洲文明受到重创。

一七六三年，英军利用带有病毒的手巾和毛毯，使印第安人患上天花，英军才得以征服美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间谍亦曾将细菌植入美国运给罗马尼亚的马群，使其发生马鼻疽传染病。

日军劣迹历史之最

在现代医学发达之前，因疾病死亡的士兵远较阵亡者多。一九一八年春天，全球爆发“西班牙感冒”，因并发肺炎、心脏病而死亡者估计约二千五百万人，这个数字已超过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当时新兴的大日本帝国见猎心喜，立即自一九一九年起发展生化武器，并于一九三二年在中国东北成立七三一部队，用细菌污染食水、制造毒气喷雾、用鼠疫弹作为攻击手段，再用活人试验生化武器。根据中国中央档案资料统计，日军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动的细菌战，至少造成七万人死亡。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人数、规模、持续时间及造成的伤亡人数，均为人类历史之最。

此外，亦有专门针对动植物的生物武器。一九四二年，由于担忧德日两国在生化武器技术的领先，英国也开始研发生物武器，并曾在苏格兰格纳岛（Gruinard Island）试射含有炭疽菌的炸弹。原以为远离陆地即不会对英国造成威胁，谁知苏格兰沿岸在一九四三年爆发牛羊的炭疽病，迫使英国立即停止该项研究。这个小岛至今仍是炭疽菌的感染区，只要稍稍翻动土壤，就很可能引发一场大灾难。

美国亦自一九四三年开始量产毒菌武器，由阿肯色州的杉崖陆军兵工厂（Pine Bluff Arsenal）生产美国所有的生物武器，直到一九六九年尼克森总统下令关闭为止。一九四四年时，美军轰炸地区的稻田发生奇特的传染病，严重影响收成。日本虽怀疑原因是美国在放射农作物生物武器，但由于缺乏证据而只能将其列为天灾。

随着强国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军力装备，世界的武器也日益精良，生化武器当然也不能例外。在朱迪斯（Judith Miller）所著《病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Germs:Biological Weapons and America's Secret War）一书中，描述美苏两强在冷战期间都致力发展超级毒菌（superbug），当时曾成功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病毒作为武器。虽然这些武器大部分只成为实验室的存货，并未真正用于威胁人类生命的战争中，但这批科学家在苏联解体后极有可能带着不同的病毒样本，脑中藏着生物武器的制造方程式为新主效力。对某些穷兵黩武以追求霸权为目标的国家而言，高薪收购这些人才与资料，不啻是价廉物美的如意算盘。于是，这些影响全球的致命武器可能就此扩散出去。

秘密城市制造恐怖

前苏联的生物武器计画规模庞大，雇用多达六万人。早有专家指出，美国有必要加强避免生物武器物资或知识扩散，尤其是从前苏联地区流出。从一九九六年起，美国已花费二五０万美元将在地图找不到任何踪迹的斯特诺格斯克与其他三十几座“秘密城市”的巨大厂房设施夷为瓦砾，这些工厂是苏联生物科技计画Biopreparat的一部份，负责为军方制造炭疽。然而，俄罗斯于一九九五年许可伊拉克取得足以生产数千加仑病菌的战争材料，伊朗也在冷战后大力延揽前苏联科学家。

此前不久，美国国务次卿波顿指控，古巴是生物武器的输出国家。北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姜锡柱在与美国副国务卿助理凯利（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进行会谈时，亦明确承认拥有生物武器。据信目前有十二个到廿个国家拥有攻击性生物武器计画，包括伊拉克、北韩及叙利亚在内。今年五角大厦一项报告指出，印度也拥有攻击性生物武器计画，而巴基斯坦则正推动一项“有限”生物武器计画。

经过接近整个世纪的钻研和精进之后，甚至有人认为生物武器将会是终极武器，因为它较核武更廉宜，杀伤力又不遑多让，范围可以无限广泛，而且杀人于无形，同时死亡人数也无从估计，故有穷人的原子弹之称。因此，无论国际社会多么努力订立各种禁止生化武器的条约，各国军方实际上仍在秘密研发这类武器。

制毒不易防疫更难

然而，研发生物武器的国家对自己造成极大祸害的事例亦所在多有。一九七九年四月苏联发生炭疽菌外泄的意外，生物武器工厂因不慎泄漏零点八克的炭疽菌，结果造成史佛洛斯克（Sverdlovsk）镇有九十四人染病，其中六十四人相继死亡。一九八九年，美国因曾注射伊波拉病毒的实验用猴子脱逃，而意外使该病毒在维吉尼亚州蔓延，当时美国疾病管制局和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受尽惊吓，使出浑身解数才化解这场危机。这场意外则是分别由当事人和一名记者写成《第四级病毒》以及《伊波拉浩劫》两本书，同时也被好莱坞改编成“危机总动员”这部电影。

一九八四年，奥修教派（Osho或Bhagwan Shree Rajneesh，是印度的神秘教派）的追随者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市和俄勒冈州发动令人怵目惊心的攻击。由信徒合法取得而后培养和散播的布沙门氏菌之“鼠伤寒杆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导致近一０００人受到感染。美国当局视该攻击为第一起由恐怖分子在美国本土发动的大规模细菌战。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生炭疽菌事件，造成五人死亡，十三人受伤。炭疽菌的阴影不仅笼罩美国，还使得全球人心惶惶。

虽然目前科学家已经研制出许多病菌的疫苗，但这并不能减少生物武器所带来的威胁。五角大厦虽曾于一九九七年为二百四十万现役和后备军人接种炭疽疫苗，但假设有一枚载有生物武器的飞弹击中一个有一００万人口的城市，即使其中只有六成人口感染病毒，若每人需八０毫克的抗生素，则总共需要四八吨的疫苗。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疫苗储备量！

生物武器甚于核弹

国际联盟于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中规定禁用生化武器，一九七二年的生物武器公约也规定禁止并销毁生化武器，全球到今天为止已有超过一四０个国家签订条约，禁止进行生物武器研究。但现在有许多专门研究病毒的研究院，负责研究病毒的医学用途以及治疗用的疫苗。谁能担保这些设施及科学家不会一半专注于疫苗研究，另一半则从事生物武器的研究。

如果以世界和平的未来而论，则生物武器之可怕远超过核子武器，我们有必要正视未来生物武器泛滥的隐忧，亦须思考防患未然之道。

中国是一九七二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的缔约国，国务院突然于去年十月十四日颁布《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对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的出口管理。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得到成员国邀请，才可以进行调查、介入治疗和提供建议，主权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中是一个敏感问题。据日本共同通信社（二００三年五月四日）指出，在SARS病毒肆虐之际，当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派遣调查团前往中国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国家主权为由将加以拒绝，并透过各种手段妨害调查工作，此点更是启人疑窦。美国更传来SARS疫情可能与中国研究攻击性生物战剂有关，引发国安单位高度重视。

第四级生物防护实验室

目前国防部经卫生署疾病管制局要求，已正式指挥具备生化防护战力的国军预防医学研究所，以紧急应变小组形态投入疫情筛选与防治；而除所有国军医院负压式隔离病床接受调度外，军方高度机密、在台湾遭受生化攻击才启动的“第四级生物防护实验室”，也已准备投入疫情防治任务。在军方准则的运用上，还可配属附近陆军航特部直升机或地面机动载具，投射到疫情严重地区开设隔离的实验室。

第四级生物防护实验室是台湾反生化战最高机密，设于中科院附属的石门医院。一旦启动后将视状况配属机动载具，必要时将可追踪病源、驰赴疫区进行监控。美国本土去年遭受炭疽菌攻击时，美方便曾启动类似机构。无论SARS疫情是否真与中国研究攻击性生物战剂有关，我们对于疫情可能扩散之势，都应将疫情防治提升到敏感的战备任务层次，以减轻疫情威胁。

(本文作者为台湾和平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

(新台湾新闻周刊第372期 http://www.newtaiwan.com.tw/)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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