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二)

作者：陈启能发表：2003-05-21 06:07

在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中，在需要揭露的历史问题中，30年代和40年代末、SO年代初的大清洗可以说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中“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应该被恢复和填补，这不是偶然的。试想，为什么会有“被遗忘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空白点”？就是因为这些人物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后被枪决了，被赶出了历史，因而造成了“空白点”。简言之，这些“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主要是由“大清洗”造成的。

　　这些被清洗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百二百，甚至不是十万百万。究竟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确切的数字恐怕还要历史学家去考订。但据苏联一些人士估计，数目是十分惊人的。譬如，苏联一位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1987 年12月22日在电视节目里说，他估计斯大林时期的被害人至少有1500万。如果加上进劳改营、流放、剥夺自由等其他形式的迫害，数目就更要大得多。譬如，据一位接近官方档案的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发表的数字，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前，有120O万人被关在劳改营中，如加上流放和其他形式的处罚，则有约7400万人。这些数字是否完全确凿，恐怕还有待进一步考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清洗”涉及的面极广，仅被处死的就不计其数。而事实已经证明，这些遭到清洗处死的是无辜的冤死者。

　　“大清洗”的对象主要不是普通老百姓，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军队、共青团、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各行各业，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许多都遭到了镇压。譬如，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中指出，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举行）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 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苏联方面统计的数字：5个元帅中3个被杀，5 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 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这样惨重的损失对军队造成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大清洗规模之大和性质之严重，所以就造成苏联历史上出现许多“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如果考虑到这许多“被遗忘的人物”中，很多都是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和有功勋的人（当然他们也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那末就不难想象，把这一切都一笔勾销的话，一部苏联历史如何能够完整、真实？因此，如果要填补“空白点”，恢复“被遗忘的人物”的应有地位，恢复历史真相，就绝不能回避大清洗这个可怕的事实。

　　这里首先需要“正名”。我们过去（恐怕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总是把“大清洗” 说成是“肃反扩大化”。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套苏联的历史。我们总习惯说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直到最近发表的文章仍是如此。其实苏联人自己并不这样说。他们习惯用的是镇压、清洗、恐怖、迫害。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为例，这个报告的重要内容就是讲30年代和以后的清洗。赫鲁晓夫说的是“镇压运动”、“利用政府机关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办法”、 “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等等。这同“肃反运动”的提法是根本不同的。“肃反运动”，顾名思义，首先是肯定有反革命存在，需要去肃清，这个大方向并没有错，在这个前提下，即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不管范围有多大，似乎也只是正确方向下出现的偏差或严重偏差，因此对运动本身似乎不能全盘否定。而苏联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斯大林及其帮手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大规模镇压措施和违法行为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上面这句话之前，他指出斯大林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指出斯大林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为捍卫社会主义成果作出了“不容否定的贡献”，同时指出他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滥用权力”。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当然还需要深入研究，苏联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以后还会更多地发表。这里不去说它。这里想说明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的政治错误和罪行是作了区别的，而这样区别是有道理的。譬如，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立高度集权的宫僚行政体制，乃至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的判断和指挥错误以及外交方面的错误等等，这些方面的弊端和失误，哪怕十分严重的，恐伯还应归人“严重的政治错误”。即使其中有的措施今天看来完全错了，也造成很坏的后果（譬如1929至1931年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但还是多少可用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首次建设社会主义来解释。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是方法、判断、措施，乃至理论都错了。唯独“镇压运动”不能这么说，这不是简单的犯了错误，而是罪行。因此，把“大清洗”说成是“肃反运动”是不恰当的，这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是犯了扩大化或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或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在事后判断斯大林时期的 “大清洗”时，称之为“镇压运动”的。这是就其实质而言的。可是在当时呢？在当时难道不是作为“肃反运动”开展的？

　　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

　　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是同党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年代三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即1923－1926年同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1927年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斗争；1928－1929年同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或称“反右倾斗争”，同30年代后期的“镇压运动”直接有关。“大清洗”是从1934 年12月基洛夫遇害以后开始的，实际进行主要是在1936－1938年。

　　且不说基洛夫被刺案本身疑窦重重，有许多迹象表明同斯大林有关。就从后来事件发生的实际进程来说，基洛夫被刺案很快被用来作为镇压斯大林在20年代党内斗争中的老对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借口。基洛夫被刺被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干的。从这里开始，许多骇人听闻、难以想象的罪名被加到过去的反对派头上。大家知道，在30年代大清洗时期，在莫斯科举行了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这可以说是这次大清洗的主要标记。第一次是在1936年8月，被审的是所谓“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在1937年1月，被审的是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17 人被处死。第三次在1938年3月，被审的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1937年6月，还审判了一批著名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8人），罪名是参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受害者的主要罪名都同过去的反对派有关，特别是同托洛茨基有关（托洛茨基因为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因而只能缺席审判，无法把他枪毙，但他后来在1940年也在墨西哥被暗杀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罪名是外国间谍，这是为了加重罪行。

　　当然，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止于过去的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在大清洗疯狂进行、法制破坏殆尽、人民的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什么坏事不能发生？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许多党员也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的人的告密、诽谤，有野心的人的抉嫌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者，以及奸佞小人陷害忠良、仗势害人的种种罪恶行径，更是层出不穷。加上一人遭殃，祸及九族，这样被镇压的人数自然越来越多。然而，总的说来，这次大清洗的主调还是要消灭党内的反对派和潜在的对手，还是同党内斗争有关，主要是同党的领导层的斗争有关。其结果，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战友被从肉体上消灭。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十一大，1922年召开）选出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人在大清洗中被处决、暗杀和流放。据统计，从1919 年到1935年，联共（布）中央先后选出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O人死于党内斗争。

　　这难道是“肃反运动”？有谁能相信，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出生人死的革命者，到30年代统统成了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大清洗发生在1936年以后，那时20年代的党内反对派首领都已经公开承认错误，苏联也已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称“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革命分子反而格外猖獗？这是说不通的。

　　因此，就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30年代的大清洗也绝不是一般所说的“肃反运动”，不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现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破坏活动，需要发动一场运动去肃清他们，而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偏差。当然，关于30年代的大清洗，在苏联也是刚刚开始揭开内幕，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清楚的，即无论是基洛夫的被暗杀，还是以后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都是有明确的预定目标的，那就是要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和反对派。大清洗中的无数冤假错案，并不是简单地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而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现在知道，对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对许多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对经济工作者和军人、对科学家和文化人士的政治控制和镇压措施，是精心策划的伪造的结果。”

　　至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清洗，当时虽然已经没有2O－3O年代的党内反对派，但也绝不是一般的“肃反运动”。这时期主要是两大案件，一是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被害的是当时身居要职并有上升趋势的很有威信又很有主见的干部。这样?干部要被剪除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另一起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则是一件典型的诬陷案。

　　只有这样理解“大清洗”的实质，才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才可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这里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学者们去认真地研究。但首要的是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要求敢于抛弃不符合实际的旧观念、旧概念、旧的习惯看法。要根据客观实际去思考，去分析，去得出必要的理论结论和经验教训。这里一不要掩盖真相，而要揭露真相；二要抛弃旧的观念，建立符合实际的新观念。在苏联，当前“公开性”的执行往往和“新思维”的推行分不开，就不是偶然的了。

　　围绕着“大清洗”的问题，苏联报刊发表不少文章进行分析。虽然也只是刚刚开始，但有些新的看法已很值得引起注意。譬如，莫斯科大学的布坚科教授在1988 年第9期《莫斯科新闻》上撰文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问题。过去只把这种问题看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人。可是这样就很难解释苏联尖锐的党内斗争，难道都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苏联的大清洗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似乎很难说得通。布坚科教授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当然这个问题还刚提出，很多方面还需要讨论研究。不见得这个说法就能解释许多问题。然而，重要的是，敢于打破旧的框框，真正面向实际，大胆探索，并努力根据客观实际提出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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