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不信自由唤不回--香港民间展示力量


十年前出狱后,为了逃避第二次被捕,我和朋友乘一只小船,从深圳海边的一个渔村偷渡到英属香港。一踏上香港的土地,令我惊喜的,除了“东方明珠”的美丽之外,还有香港那无所不在的自由。

每一个街头的报刊摊,几乎都是自由的展示。那里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反共的、中立的、色情的和亲共的各色杂志报纸,全都亲亲密密挤在一块儿供人选择。不论这些媒体的内容是如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它们都像契诃夫说的:“大狗小狗都要叫”,就用自己的嗓门叫唤好了,绝不因为某只大狗腔调大,就可以剥夺其他小狗叫唤的权利。

当时的香港人,似乎并不太稀罕英国人给予的这些自由,他们行步匆匆,忙着“搏命”挣钱。而我本人在短暂的欣喜过后,很快就为了生计,一头扎进餐馆热气腾腾的洗碗池中,也深深地体会到:有了自由并不等于有面包。香港是一个重利的商业社会,港人极其务实,大多数人不愿过问政治,以致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动物”。

然而,当昔日并不觉得珍贵的自由面临失去的危险,只问金钱不问政治香港人猛醒了。他们发现,想要只做“经济动物”已不可能,自由不存,经济繁荣不再。《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将从根本上动摇香港的根基,侵害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更会瓦解香港的开放社会和健全制度瓦解,损害香港的经济繁荣和国际地位,形势异常严峻。

就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六周年的日子---2003年7月1日,五十万市民走上街头参加大游行,强烈表达他们对香港政治前途的关心。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使23条立法争议出现戏剧性的、石破天惊的巨变:由于经受不住民意的强大压力,自由党和田北俊,抽回对董建华方案的支持,重新提出推迟立法的要求,并且做出了辞去行政会议成员的强硬姿态。而后,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被迫发表声明, 表示决定将国安条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读。

7月7日瑞典时间凌晨二时,我仍然守着电脑捕捉来自香港的消息,激动得无法入睡。在思考香港民主的前景,以及这一巨变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时,笔者最为关注的,是香港这次抗争中展示的浩大的民间力量。

当年,笔者曾经参加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那次参加的人数是五万,而且是在香港人有闲暇的夜晚。当时有人说,因为晚上光线暗,参加者不必担心被中共录像报复,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敢于参加。而这次七一大游行,五十万参与者却是在明朗的大白天,无畏地表示自己的反抗。这不但说明官逼民反的程度,而且说明,香港的民间力量已经相当成熟和可观。

发起七一大游行的有四十五个香港民间团体,其中有人权组织、新闻界、宗教界、法律界、教育界及专上学生等。他们有的激进,有的温和;有的有政治性,也有的过去不问政治,而在这次却被逼得“政治化”,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团体,联合组成了“民间人权阵线”。其发言人蔡耀昌说:该组织的宗旨是在民间推动一个公民社会,推动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代表自己争取自己的人权和自由,是以和平理性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 他们不信自由唤不回,不信几十万人上街不能阻止23条立法。他们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决心和道义力量。滚滚的怒潮,震动了当局。于是,不肯与民为敌的自由党开始倒戈转向,这就基本确定了港府和保皇派的败局。被比喻成一把悬剑的23条,终于暂时被当局收回。

人们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的自由党和田北俊表示“尊敬”,人们赞赏董建华终于愿意向民意“投降”,而我,首先为香港民间力量---四十五个团体感到骄傲。他们面对针对香港的“逮捕令”---23条,没有祈求“明君”的恩赐,没有梦想当权者主动放弃他们的权威,而是充满独立性地站立起来,竭力推动民间力量的联合与壮大,向独裁者勇敢地说“不”。这种强大的民间压力,在香港特殊的条件下,终于导致局势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

这次香港的巨大胜利,给中国大陆人的启示意义是深远的:只有民间的努力,才是推动中国变化的根本力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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