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同死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在推进退耕还林政策时，自行规定了“凡在退耕还林地块中套种农作物(含经济作物)的，收回一年国家发放的粮食补助”等细则。而就是这一条细则，让该乡涌泉村在五天之内连续发生了三起农民自杀事件。因为他们违反了这一细则，在林间套种了经济作物，而当初曾口头允诺的“工作组”却翻脸不认帐，把责任全部推到了他们身上。(8月13日《北京青年报》)
　　“他人已已歌，托体同山峨。”人死不能复生，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不幸和灾难不只需要人承担，更需要有人改变。想当初，若是当地政府意识到政策执行有失之后，能够积极地“亡羊补牢”，而不是将责任全然推倒脆弱的农民身上，事情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对政策执行有失的后果，官员为什么要急于转移责任，而不肯与民一起扛？有“鱼水之情”的政府和人民本该“患难与共”，在这时候为什么会屡屡演变为“水火不容”、“相煎何太极”呢？

　　对于官民关系，我曾有过“官是民子弟，官以民为亲；民是官父母，民仗官做主”的朴素理解。可是为什么，就是这朴素的理解，交由现实验证，总让人长吁短叹？究竟是什么离间了鱼和水，让官脱离了民，让父子反目？

　　其实，有时候只需要政府设身处地为人民想一想，问题自然明朗。可是，更多的时候，官和民之间没有沟通，至少是没有平等的沟通。民的向上反映意见叫“上访”，要冒被视作“异己”的风险甚至被“专政”；官的关怀则要么无关痛痒，要么大话连篇累牍。对于时事，若是事不关己，便高高挂起。若是自己闯祸了，首先想到的也多是如何洗脱责任逃匿惩处，很少是勇于承担的。就像在此事之中，旬阳县公安局对两个农民的死亡事件出具的调查报告是这样写的：“李祥平常胆子小、心眼儿小，受不了气，遇事想不开，就服毒死了，不怪政府工作人员。而陈音富个人素质差，未见过大世面，心理脆弱，认为派出所找他就是追究他的责任。”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穿，这与其说是死亡调查报告，不如说是为工作组开具“清白证明”。当地官与民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不仅不“亲民”，反而视民为仇人，官官相卫，刀刀砍到民头上。

　　由此也可见：很多情况下官和民已经脱节。关系已然脱节，又何谈“患难与共”？官的生活“关键词”是“政绩”、“保官”、“升官”，民的生活境界是“养家糊口”、“温饱”、“小康”。民有民的愁苦日子、满腹牢骚，民的好日子仰仗官的努力，偏偏官有官的“小九九”、“潜规则”。对此，早有论者将其归咎于官员选拔制度的错位，可这偏差的制度本身，又何尝不是官与民关系脱节的产物和有力佐证？！当民的苦忧已不关乎官的忧乐，官便会对民冷漠淡然；当民的生死不关乎官的存亡，官也会对民不置一顾。当官在民之外又获得了“新的生存土壤”、“新的适存环境”、“新的生活乐土”，民对于官也就失去了依赖、利用的价值，无异于草芥。从此，民与官也就没了“共同利益”，失去了“患难与共”的基础。倘若不仅没有价值，反而影响、威胁到自己的锦绣前程，那就更别妄谈“患难与共”，反而想尽办法全力把民往死里整，把与民的关系协调，看作是一场“敌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此，官与民之间，必须呼唤“关系本位”的回归，就像“退耕还林”一样，要“还权与民”，让公仆归位，让人民做主。也只有关系本位正确了，官和民才是鱼和水，才是父与子，才能如《孙子兵法》所言：“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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