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与各国高官做同学 加拿大官员带《邓选》

各种理由打动了面试官，我也因此进了哈佛

2002年1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派人到中国面试了经初选合格的公共管理硕士（MPA）资深官员项目申请人，可是我却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无奈之下，我给政府学院负责中国区招生的教授发了封电子邮件，言辞恳切地论述了我上哈佛和哈佛收我的必要性，希望能得到一个面试机会。素昧平生的教授第二天就回了信，帮我安排了面试人和时间。

2月的波士顿依然大雪纷飞，面试我的项目负责人看上去也是冷若冰霜。她先问了我一些个人经历和对中国加入WTO看法之类的问题，然后直接对我说，这个MPA项目招收的主要是能对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变革产生一定影响力的人，比如各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而我这种来自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似乎应该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

我听了以后虽很绝望，但仍滔滔不绝地讲了我的各种理由：中国有一大批像我这样的人，在外企工作了很多年，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想诚心诚意为国家做点事，可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起点进入公共领域……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哪个理由说服了她。总之，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了上述项目惟一一个没有政府或公共组织工作背景的学生。

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级别最高，美国学生级别最低

MPA资深官员项目每年从世界各国招收200名左右的学生，美国和国际学生各占一半。大体说来，发展中国家来的人“级别”最高，常常包括一些总统候选人、部长、国家议员以及总统们的儿子、女儿、女婿等等。从那里毕业的中国人里，最著名的当数现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西欧同学主要来自国际组织。美国同学因为人多，所以平均“级别”最低，主要包括联邦机构和州政府的一些部门主任、高级公务员、中小城市的市长、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等，甚至还有以组织社区活动著称的“积极分子”。

能源副部长老爱送人东西

我因为能讲俄语,所以首先就跟来自独联体国家的同学混熟了。他们之中级别最高的官员要数哈萨克斯坦的能源部常务副部长诺兰了。因为哈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来自石油出口，所以能源部领导绝对是哈国内阁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诺兰平时不爱说话，但当别人评论他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的英语说得不错。”他立刻就来了精神，神气十足地说：“你知道吗？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托福成绩从300分提高到600分，学校才收了我。”“什么？你来也要考托福？”“当然了，我考了3回才考到600分。”诺兰自豪地说。偏偏这时候坐在旁边的另一个中国同学爱抬杠，对他说，“这不稀奇，中国很多学生上辅导班，成绩提高也很快。”“可是我没上辅导班，还要工作。”诺兰争辩道，有些不高兴地走开了。我想在哈萨克斯坦，可能没人敢跟他抬杠吧。

诺兰是个非常大方的人，平时如果有同学称赞他的书包、文具之类，他就会当场奉送，搞得后来谁也不好意思再夸奖他用的东西了。

加拿大官员带着英文《邓小平文选》

在MPA班里，各国高官普遍比较关心中国的事情。加拿大助理农业部长戴安曾访问过中国，她的名片册里至今留着中国农业部门领导的名片。第二学期的时候，戴安专门选了一门讲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课,每天除了在教授指定的教材上圈圈点点外,还找了本英文的《邓小平文选》带在身边。有一次她请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到家里吃饭，从秦始皇“焚书坑儒”问到“文化大革命”，又从台湾问题讨论到农村计划生育，整整聊了六七个小时，直到夜深人静时才冒着大雪把我们送回住处。

秘鲁的前任贸易和旅游部长帕布罗也很有趣，每次亚洲同学开会讨论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时，他都不请自来，还特别喜欢发言。令我意外的是，不仅帕布罗，绝大多数南美洲同学在基本观点上都是支持中国改革和现行政策的。过去我一直以为南美国家长期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政治上多年追随美国，一定会惟美国马首是瞻。事实上，这些国家对自己的超级近邻颇多怨言，认为南美近年遭受的金融风暴和经济萧条等都是因为美国过多插手南美国家事务造成的。在这些来自南美的高官看来，美国这样做，完全是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任何国家一旦搭上了美国这班车，再想下来就完全由不得自己了。

相对来说，西欧国家的同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总是有些酸溜溜的嫉妒和吹毛求疵，他们还曾集体抗议学校只顾研究美国、中国和亚洲，对欧盟重视不够。

瓦希德女儿爱文身，又怕被父亲看到

尽管部长们都喜欢高谈阔论，但说到班里最活跃的同学，还是要数印尼前总统瓦希德的女儿雅妮。

雅妮29岁，刚来的时候我看到她以前的职务是总统助理，还

以为她是吹牛。过了两天注意到她的姓?呕腥淮笪颍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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