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中国黑社会民间报告

发表：2003-11-22 20:09

一：中国黑社会现状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就有，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黑社会扬眉吐气的日子主要是在本世纪初，在30～40年代形成了高峰期，这与蒋介石的大力扶植关系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大陆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主要活动范围被迫转移到了海外，在大陆上至少绝迹了三十年。

中国黑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以后，境内外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已经成功地控制了我们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采用暴力威逼手段，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如专卖、废品回收），“黄、赌、毒”等行业已经被黑社会组织所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一些政府要害部门，如公检法，已经受到黑社会组织的严重渗透，一些政府高官被威逼利诱，成为黑社会的坚强有力保护伞，网罗了相当一批高智商，高学历的人才加入其组织，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目前中国黑社会犯罪已经非常猖獗，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在城市，黑恶势力更加猖獗。在农村，许多地区出现带有封建帮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

当前黑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已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严重祸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取暴力、恐怖手段，肆无忌惮地杀人、抢劫、绑架人质、强奸污辱妇女、敲诈勒索、走私贩毒等各种犯罪活动。

二是作案手段凶狠残暴，令人发指。有的持枪持械一次杀死杀伤多人，有的公然袭击杀害公安民警；有的动辄使用挑脚筋、剁大腿、砍手掌等残酷手段，摧残折磨受害者；有的帮伙之间为争夺地盘，划分势力范围，刀枪火拚。

三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在一些城镇、乡村，“村霸“、“市霸“、“街霸“、“行霸“、“厂霸“、“矿霸“、“路霸“等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他们结伙滋事，聚众斗殴，欺行霸市，强取豪夺，强买强卖，欺男霸女，设赌抽头，强迫、组织、容留妇女卖淫，有的甚至企图篡夺基层政权，对抗党政机关。

四是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他们还往往以暴力或行贿手段，占据某些行业，非法垄断经营。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就不能开工，娱乐场所就无法经营，市场就无法营业。

五是充当打手、杀手。他们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六是境外黑社会渗透加剧，内外勾结跨境作案。一些境外黑社会分子潜入内地，网络地痞流氓，发展组织，进行走私、贩毒、偷渡、拐卖人口、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

中国目前的黑恶势力造成的危害已经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全。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频频制造恶性暴力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秩序。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正逐步升级，对公共安全形成挑战。黑恶势力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十分严重，一些百姓甚至因此丧失了生活安全感。

二：这个黑社会形成的原因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使中国的黑社会在中国彻底消失。但改革以后黑社会为甚么又卷土重来呢？

主要原因是最近二十多年我们中国产生了滋养黑社会的土壤。其实不光是一个黑社会，还有许多坏事都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来的，比如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等，都是在这同一块“沃土”上获得新生的。中国封建帮会的影响和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也为中国黑社会犯罪提供了样板。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是黑社会帮会团伙产生的重要原因。主观上，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

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型中，一方面是生机和活力的迸发，另一方面又势必伴随着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之间的剧烈冲突，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恶势力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失业下岗的城镇就业形式，也是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形成的关键原因。

这几年，全国城乡流动人口5000到8000万人，盲流涌入城市。5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10万，1988年29万，增加了20倍。1998年近300万，增加30倍。外来人员犯罪率占上海发案率的1/3.他们找不到工作，就结帮作案，扒窃为主的“新疆帮”，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抢劫为生的“东北帮”，盗卖车船的“温州帮”应运而生。

黑恶势力的迅速“发展”还得益于他们与某些“公仆”的相互利用。黑恶势力虽然有了“人力资本”了，但发展的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公仆”出面来扶植一下，才能茁壮成长。按理说，“公仆”本应该是黑恶势力的对立面，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一方，但偏偏这二十年我们的某些公仆也得了“红眼病”，病得还不轻，哪些权高位重的“公仆”忙着瓜分国有资产，哪些权低位卑，够不上瓜分资格的就忙着到社会上去搜刮小老百姓，他们直嫌自己搂钱的手指头太少，速度太慢，哪里还有时间对付黑恶势力，维护社会治安。

不过，光是埋头搂钱，埋头搞权钱交易，不管黑恶势力的公仆，还算是好的了，现在最新的潮流是“权黑交易”.但官员毕竟是官员，明抢明夺明打明杀的事情还是不能亲自干，还要维护一个官员的形象，那么找谁来干呢，有需求就有市场，当然是黑帮来干最合适，这是黑帮的本行么。

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已是公开的秘密。黑恶势力的迅速蔓延得益于他们用金钱编织出的那张庞大的关系网和保护伞。黑恶势力会为获取更多的财富，他们向政治领域渗透，培植黑帮势力，千方百计渗入党政机关和司法系统，贿赂国家党政干部，寻求“保护伞”.腐败是黑恶势力滋生的社会条件。

警方破获的几乎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背后都能找到腐败的影子。以至引起了百姓“警匪一家亲”的非议，警察们非但不去抓黑帮，反而为黑帮们“保驾护航”

黑恶势力正在染指基层政权，严重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黑恶势力在非法聚敛了大量财富后，就会在以黑护商、以商养黑的同时，或捞取政治资本，或拉拢腐蚀党政干部，寻求“保护伞”，再以官护黑，完成其作为黑社会的最后嬗变。

黑社会并不仅仅如人们想像的只是有组织、有策划地实施犯罪行为，他们还通过各种手段向政界渗透，获取政治上的庇护甚至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这是黑社会最大的危害性所在。

三：中国黑社会犯罪组织及犯罪案例

20 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司法机关连续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严打”战役，尤其是到90年代中后期，警方每年要摧毁10万多个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这些行动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遏制住黑势力团伙疯狂犯罪的势头。从近几年披露的案件来看，有些地方的黑势力团伙简直到了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地步。

广东惠州有个“赌霸”周胜勇，他豢养了3个黑帮组织，在惠州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动不动就对人刀砍枪击，甚至对警察也敢动刀动枪。1997年4月10日晚，周胜勇黑帮在一家电玩世界大开杀戒，民警陈某亮明身份，前去制止。帮首周乔狂吼道：警察怎么了？多管闲事，把你也砍了！打手们一拥而上，乱刀砍向陈某，其中一名打手向陈的下部捅去一刀，致陈重伤；另一名打手用枪又对准陈某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恰巧遇哑弹，陈某才幸免一死。

湖南邵阳有个黑社会团伙“中国枭雄会”，头目名叫刘志高，自号“狂龙”，这伙黑帮公然与社会对抗，杀人、盗窃、抢劫，无恶不作，竟敢在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致使某派出所警员身负重伤。事后，这个黑帮组织还用毛笔写出“布告”，公然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

四川覃有宽黑势力团伙较之“中国枭雄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伙黑帮平日不仅为非作歹、斗狠逞强、恶霸一方，而且敢于公开与政府对抗，占山为王、抗税抗粮、制售枪枝、施暴抗法。1999年6月16日，宣汉县法院副院长苟于国一行6人来到覃家。宣判一起因覃有宽将村支书桂均德鼻根骨打折、胸腹部打伤的民事赔偿判决书，这边覃有宽面对法官口吐狂言：“宣你妈的个啥子判呀，看老子今天昨个宣判你！”那边，黑势力团伙“军师”赵耀明在公路上大声吼叫：“沿河两岸的人听着，法院的人来宣判了，赶快来抓法官！”随后，覃有宽吩咐手下将4名法官和区委副书记唐从舟押往家中，留作人质，命令严加看管：“谁敢反抗，就挑断脚筋，打死勿论！”同时责令随行的副乡长马敏：“滚回去报告政府，快拿两千万来领人，莫耍花招，否则千刀万剐！”当夜电闪雷呜，大雨倾盆，法官李建佯装小解，逃出魔窟；随后，苟副院长也从后窗翻出。凌晨覃有宽获悉有人质逃跑，于是手持钢钻残忍地将年近60的老法官瞿朝良眼睛戳瞎，生殖器捅烂，而后潜逃，而瞿朝良在营救途中死亡。

黑龙江伊春訾氏团伙以訾庆国为首，訾氏六兄弟为骨干，后来发展到70余人。訾氏当初家境贫困，六兄弟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从80年代末开始，凭藉暴力开始了发家历程。六兄弟有的非法倒卖木材，有的办皮包公司，有的开办“酒楼”、“歌舞厅”、“洗浴中心”，有的专门干敲诈勒索的勾当，以暴力开路，欺行霸市。哥儿6人互为依托，又各自招兵买马、网罗地痞流氓，很快形成了“规模效应”，并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90年代末，该团伙更是频繁作案，案发时除查实的17个罪名下的154起刑事案件外，还有大量涉及扰乱社会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案件，光专案组的“笔录”就达两米多高。

广西梧州张树林黑势力团伙的形成是从“典当铺”开始的。1993年，张树林办了一个名叫“及时雨”的典当铺，但他并不安心本分地做典当，而是高息放贷，暴敛不义之财，作起了“大耳窿”。他以金钱为纽带、以当铺为幌子，拉起旗杆，网蘖?8名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帮助“看场收数”，并给他们配置了摩托车、手机等交通和通讯设备，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横行梧州，为所欲为，共作大案34起，砍伤16人。案发后警方共冻结其涉案赃款127万，查扣各种小汽车10辆、摩托车多辆，手机及其他财物折价100余万元。

河南登封刘华黑势力团伙：刘华28岁时涉足商界，10年下来办了许多家公司，同时也成为登封黑社会的龙头老大。他还在公司招聘、豢养了一大批打手：耿占伟，个体煤矿老板，刘华黑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田义贵，16岁时到少林寺学武8年，能头破砖瓦、喉顶金枪；茹茂东，在少林寺习武多年，会飞檐走壁，舌舔烙铁；张亚军，原为摔跤运动员，曾获全国摔跤赛亚军；陈志勇，保安部经理，武警出身，曾在少林寺修炼，武功高超……这伙“黑道群匪”共20余人，他们以黑致富，又以富养黑，并凭藉公司的经济实力，拉拢腐蚀一些身居要职的“公仆”和“蓝盾”，长期以来横行霸道、打砸抢砍、敲诈勒索、狼亵强奸、无恶不作，成为为害登封及周边市县的一大祸源。

河南虞城县利民镇副镇长何长利，自称“何三爷”，他利用职权，先是纠合镇上25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结拜弟兄、喝血酒、祭鬼神，共同盟誓：“我们兄弟意气相投，誓同生死，若有私念，天地不容！”全镇47名人大代表中有22名是这个团伙的成员，全镇7个基层党支部中有5个支部书记参与结拜，全镇10个镇办企业中有7个企业负责人系团伙骨干。这个盟会又穿插结拜，滚动发展，后来又形成5个小团伙，成员扩展到44人。虞城的地痞流氓趋之若鹜，主动加盟，在逃犯刘军一次就带领24名“兄弟”投到“何三爷”的门下。这些人在当地敲诈勒索、欺行霸市，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迫于何氏黑势力的淫威，利民镇党委一度召开会议都要秘密进行，或者转移到离镇12公里外的县城去召开。1994年3月，新的县委排除干扰，狠下决心捣毁了这个黑势力团伙，深受其害的利民百姓自发捐款，连唱12天大戏，欢庆“利民镇第二次解放”。公审何长利团伙成员大会之日，利民镇万人空巷，全镇两万多人冒雨参加大会，鞭炮在城内持续响了一个多小时！

1992年，浙江泰顺县罗阳镇的20多名流氓痞子结成团伙，在当地万罗山顶的一块坪地上齐刷刷地跪下，手持袅袅香烟，口中念念有词，赌咒盟誓，共谋“大事”。事后，这伙人均在自己的臂膊刺上两把匕首交叉的图案，是为“匕首帮”。“匕首帮”的帮主叫刘家义，不少成员有几“进宫”的经历。结帮之后，这伙人寻□滋事，打架斗殴，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到该团伙骨干成员被抓获时为止，殴打致伤的无辜人士已达36人。“匕首帮”在泰顺又有“地下法庭”和“第二派出所”之称，帮主刘家义被称作“第一公安局长”。其经济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二是替人讨债，索取钱财：三是充当保镖，领取酬金。

1998年春节，从少林武校“学成”后又闯荡江湖的浪子祁伟回到安徽明光，他先后纠集了6名“弟兄”献血起誓，并郑重其事地制定了11条帮规和4条对叛逆人员的惩处办法。这个帮会的成员年龄最大的不足20周岁，有几名还是在校高中生。祁伟给成员们配备了砍刀、短枪和匕首等作案工具，安排他们迅速开展“业务”。“干谷组”成员胆大妄为，不仅频繁地蒙面抢劫、杀伤无辜，而且明知室内有人，竟敢多次架起便携式氧气切割机破门而入，进行捆绑抢劫。短短几个月，“干谷组”就作大案数十起。破获此案后，警方在其窝点除搜出大量凶器外，还搜出迷幻药和“入会申请表”。在“入会原因”一栏里，帮主祁伟填的是，“拚搏是个硬道理”、骨干成员满建光则上书：“发展才能生存”！

黑龙江青冈黑势力团伙头子名叫范永光，道上人称其为“范老六”，其知名度之高，青冈县妇孺皆知。谁家婴儿哭闹，母亲只用“再哭，范老六就来了”一句话，就可以止住婴儿的哭闹。范老六之所以能在青冈欺行霸市、为所欲为，原因就是他与当时的县委书记有“铁关系”，和原公安局长、政委是“铁哥们”。一次，范老六和社会上的一些哥们打赌：“我让ｘ书记来，他就得来捧场。”哥儿们不相信，范老六按动手机，正要到外地开会、小车已开出青冈地界的ｘ书记接到电话，立即命令司机：“打舵，回青冈！”黑势力流氓团伙有了“靠山”或“保护伞”，作案便更加肆无忌惮，这叫做“有恃无恐”。1994年8月，武汉黑势力流氓团伙头目王卫喜等人宴请铁路乘警胡、张二人，警匪双方达成一笔权钱交易。当月22日，王卫喜一伙经乘警特许，无票登上从广东开往武昌的298次直快列车。在列车上，这伙人以“套红蓝铅笔”游戏为名目，蒙骗乘客的钱财，并对稍有不服的乘客大打出手。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坐满旅客的三号硬座车厢，两名女青年乘客竟然在座位上公然遭到王卫喜、程刚等6名歹徒的长时间猥亵和轮奸。案发后，这个团伙又供出他们在武昌开往北京的254次列车上也曾如法炮制，而且平均每月来这么一两次，一旦伤了人或闹出事，都由乘警出面，以“私下了结”的方式摆平。254次乘警长李火生等人在“摆平”一起案件后，就向王卫喜等人索要11万多元的人民币。

以许海鸥为首的特大黑势力犯罪团伙，该团伙的67名骨干成员被逮捕。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许海鸥黑势力团伙横行苍南，欺行霸市，殴打无辜，敲诈勒索。而许海鸥也一度成为苍南的头面人物，谁能跟他交上朋友就威风得不得了，他的一张名片卖到5000元钱。他开办了一个“参茸交易所”，人称苍南“第二税务所”。许氏团伙之所以如此放肆，就在于他们用黑钱向政法机关买好了“保护伞”，诸如公安局纪检书记郭炳忠、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爱宝、法院干警许振军等等均是许氏团伙的铁杆。许海鸥黑势力团伙被打掉后，该县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说过一句很到位的话：“地痞流氓不可怕，政治流氓最可怕，由政治流氓给地痞流氓撑保护伞，使其气焰嚣张，这就是社会治安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的黑势力团伙犯罪正在升级，其主要表现形式一是公司化，越来越多的黑势力团伙在经商外衣的掩盖下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其团伙头目则以“董事长”、“总经理”等身份招摇过市；二是集团化，一些地方零散的、小型的团伙通过联合、投靠、火拼等方式逐渐形成人数众多、跨地区、跨省份、甚至跨国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三是智能化，黑势力团伙的犯罪手段已经不限于砍砍杀杀、动手动脚，而是与国际接轨，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活动；四是国际化，境内外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相互勾结、相互渗透，共同实施有预谋的跨国犯罪；五是高职化，黑势力团伙的龙头老人更多情况下已经不是那些一脸横肉、两眼凶光、靠亲手砍杀的社会痞子，而是有头有脸、有职有权、有钱有势、看上去宽厚和蔼、在社会上很有身份的带“长”带“总”字的人物了。

此外，诸如辽宁出现的“抚顺虎”、哈尔滨出现的“刀枪炮”、湖南邵阳出现的“寒血党”、湖南湘西出现的“白龙会”、山西运城出现的“狼帮”、广东的“麻阳帮”、佛山的“水房帮”、江苏海安的“东升帮”……均是惊动中央、轰动全国、祸害社会、狠毒凶残、罪大恶极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四：“中国黑社会第一案”总头目刘涌改判死缓带给我们的思考！

2002年4月17日,刘涌、宋健飞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1年零4个月后的2003年8月15日,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近乎相同的罪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结果出来后,舆论哗然。

“作为首要分子的刘涌,应该对集团所有罪行,包括宋健飞所犯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但从二人在犯罪集团中所起的作用看,刘涌无疑主观恶性更深,社会危害更大,留下他而送宋健飞‘上路’,很难让人理解。”

“如果罪孽深重如刘涌都可以不死,那么,死刑留给谁用?”

“刘涌案和同案嫌疑人的案子有两个惊人的相似:预审的口供,所有的被告人都惊人的相似,这可能吗?而在庭审中,所有的被告又都翻供,翻供的内容又惊人的相似, 而翻供的内容又和预审的内容惊人的不一致。”田文昌说,只有两种可能性:串供和逼供,但串供的可能性可排除,因为各案犯被严格关押,而且有录像。他认为, “这是逼出来的,有的人根本不在现场,但从口供看,却可以得出他作案的时间和地点。”

2002年秋天,一批知识界的人大代表对辽宁省高院进行质询,该院负责审理刘涌案件的两个法官接受了质询。有人大代表当着法院人的面就说:“你有甚么权力为刘涌平反,你有甚么背景?交代出来,现在案子影响这么大,全国都知道了,如果是假的,那么连上面都是错的了?谁在搞名堂,应该揪出来。”

“公安局也调查了,法院也认定了,报纸上都登了,他就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为甚么他就能活命!?那么多人喊冤难道是冤枉了他?那么多黄金宝地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转自关天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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