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回到中国文人传统

去年九月听说李南央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在上海出版，反映甚好，但中途被禁，她正计划在海外出版。因为她那篇话说母亲的文章最早是发表在开放杂志上的，我们当然很乐意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一个完整的繁体字版本（大陆版不可免会有某些删节）。取得南央同意后，她寄来书稿。但紧接着中共十六大权力换班和伊拉克战事接踵而至，加之余杰的一本文集也正在赶制中，本书的编辑进度便比预计迟了一些。

回想我们和南央的交往已有十年。一九九三年，她寄来回忆父亲的文章，即本书的《长长短短谈父亲》，在大量类似文章中是感情最真挚、描写最动人的一篇。九四年二月，她寄来第二篇文章，即《和父亲的一场公开争论》，当时发表的题目是“中共与纳粹可否并论？”列为该期“首选”。我们确实被文章所描述的事实震动了。看过很多海外的研讨会，学者们总是坐以论道揭不开学术包装的外衣，道破本质，南央却能以她的率真和勇气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中共的统治比之纳粹有过之无不及，其“痛快淋漓”，可以让人联想到当年她父亲在“御前办论”中，不媚上，舌战群雄，力陈三峡上马之不当，得到毛的激赏，当场任命他做自己的秘书的情景，而南央在美国那个研讨会上得到的是“最热烈的掌声”。

到了一九九七年冬，南央寄来第三篇文章，即本书的主题《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们一看，不得了，一篇比一篇精彩。如果说第一篇是女儿透过父亲悲苦遭遇拾回父女情的内心哭泣，第二篇显示女儿在理性上的成熟，这种成熟已摆脱儿女情长的羁绊，甚至在会上演出父女驳嘴的一幕，那么，第三篇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情理并茂，双管齐下，描述了一对男女，一个家庭，在毛泽东专政不断野蛮化过程中的命运。一名才华横溢的书生被贬辱、被践踏了四十二岁到六十二岁的生命精华；妻子则早已在延安的恐怖整风中，被洗了脑，脱胎换骨，甘愿为党出卖一个又一个亲戚；女儿南央失去了父亲，成为母亲家庭斗争对象，在绝情的家庭与社会里挣扎成长。毛时代结束，父女新生，母亲却冥顽不化......而故事的纵线又贯穿了毛统治下三个最具指标性的事件：延安整风、庐山会议与文革浩劫。更罕见的是故事涉及的人物，既有家族的群像，也有党国要员，包括一位大名鼎鼎的在延安搞过“共产共妻”，至今不甘寂寞的左王。

于是，我们决定不惜篇幅二万余字一次过刊出（《开放》一般文稿限制在二千余字之内）。刊物面世，在朋友圈中，听到不少赞誉。我把反应告诉作者南央，但在刊物上组织讨论的想法，却未能做到，因为我们要应付的新闻事件太多，版面、精力都不够。不料，对文章的讨论却在大陆悄悄展开。湖南《书屋》杂志转载南央的文章后，其他杂志、小报、网站也跟进报导，故事的传奇性，引起读者很大兴趣，《书屋》等媒体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据说文章的主角范元甄及邓力群等人都已看到了我们发表的原文。

一篇文章从香港到内地，引起对一个逝去的时代及其余音的沉重反思，这就是这个少见的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也是作者编成这本文集的初衷。作者又选编了若干反映她和她的父母的身世背景材料，便使得她描写母女关系的故事，更显深度与丰富。因考虑海外市场的需要，我们只对个别文章作了删缩，除文章编排、插图及部份标题的技术性处理外，内容均与上海版一致。

大陆有读者把李南央的这本书比照苏联的《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加以阅读。我们守望在香港二十余年，年复一年期待着中国作家对一九四九年以来那段饱受灾难的历史作出见证，期待着无愧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杰作问世，但看到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本畅销书。那么多高级干部纷纷谢世，没有留下一本“赫鲁晓夫回忆录”，那么多知识份子九死一生活下来，没有见到“日瓦戈医生”，也没有见到“古拉格群岛”，中国作家们征途上的障碍实在太多，包括外在的与内在的。

或许我们的文化传统缺少一点征服天下的野心。胡适先生提倡传记文学，希望每个人到四十岁写出自己的传记故事，他以身作则写了如叙家常的《四十自述》。就此而言，李南央是传记文学的优胜者，就像她在中学屡屡名列前茅一样，以一位高能加速器工程师写出如此不弱于当代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好文章，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留下沾满血泪的一页，显示她是父亲的好女儿，是读者的好朋友，也是一位崇尚真实、忠于自我、不回避生活中任何尖锐挑战的好作家。

正如学者单少杰所说，李锐父女的著作是国史也是家史。他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民族，“以史为国本”，但如今患上“老年性健忘症”。一个民族失去记性，就失去血性，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尤其是它的权势人物就会变得越发寡廉鲜耻。

今日中国正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中国的文人传统，而不是为了甚么诺贝尔奖的虚荣。中国的文人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到文天祥到胡适的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通常说的“不信青史尽成灰”的抢救历史精神，只求传真和永存。李锐在毛皇帝手下，以亲信秘书而因言贾祸，但九死而不悔，直到八十六岁高龄的今天，仍以其忠贞之士的形象，直言批毛批邓，力倡废除独裁制的“一把手说了算”。已经跳出思想牢笼并在西方就职的女儿，继承乃父之风，说出了许多人仍受体制约束，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她不必有父辈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壮烈情怀，她只要如实道来，皆成文章。她的文章虽富于戏剧性（相信是未来影视舞台的好题材），但任何在那个时代、那个体制中活过的人，都会有似曾相识的认同感，从而激起人性深处的共鸣。

我们以发表李南央的文章，出版她这本书为荣，诚盼李南央的故事能够打开那些层层保密的官方档案，释放沉睡的心灵，利用当代传媒的力量，把我们民族深重的灾难变成“深厚的人文资源”，以慰逝者，以启后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才不是一句空话。（金钟：开放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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